提到“百日维新”，很多人立即就会想到康有为、梁启超、慈禧太后、袁世凯和荣禄等人。事实上，作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也与戊戌变法关系密切，极大地影响了该历史事件的走向。不过，提问中说他在变法期间首鼠两端似乎并不恰当，存在明显的贬低之意。

1840年，随着鸦片战争的惨败，曾经的“天朝上国”被打回了原型，中国历史进入到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虽然道光皇帝昏庸无能，但满清王朝的上层统治者还是出现了分化，有的更加顽固保守，而有的则开始冷静反思。

其中，一部分的开明之士甚至改变了“鄙夷”和“仇夷”的排外态度，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喊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此直接推动下，清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救运动即“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中央以恭亲王奕訢和瓜尔佳·文祥等人为代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为代表。虽然在军用领域和民用领域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顽固派的连番阻挠下还是收效甚微。

随着文祥、曾国藩和左宗棠等洋务派的中坚力量相继离世，洋务运动越发的举步维艰。特别是，慈禧太后为了扳倒奕訢而发动了“甲申易枢”，洋务运动已经是日暮西山，从此只有李鸿章和张之洞还在苦苦支撑。

在甲午战争中，由李鸿章一力促成的北洋舰队竟然全军覆没，而他本人也成了“背锅侠”而黯然离职，标志着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从此，满清政权错失了最后一次可以奋力追赶的机会，彻底落后于世界发展的趋势。

在此期间，张之洞成为“晚清中兴名臣”中仅存屹立不倒的一位，转而开始支持维新变法。凭借自己旗帜鲜明的维新理念和卓有成效的从政经历，他成为了上层官僚和士绅学子们一致景仰的精神领袖。

张之洞虽然属于传统的官僚，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为官，但并非是冥顽不灵的守旧派。相反，他属于学识渊博且懂得兼容并蓄的开明人士。

初任山西担任巡抚时，张之洞立即就废止了长年累月的旧习旧制，还在《到山西任谢恩折》中表示:

身为疆吏，固犹是瞻念九重之心。职限方隅，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

由于政绩突出，张之洞被升任为两广总督。在中法战争中，他坚决主战的态度和积极备战的决心，为中法战争前期的军事胜利提供了巨大帮助。

最终，清政府虽然在中法战争中不败而败，再次签订了丧权辱国条约，但张之洞本人还是可圈可点的。从此以后，不仅慈禧太后对他另眼相待，就连恭亲王奕訢也在过世前向光绪皇帝极力举荐:

恭忠亲王抱疾之时，皇上亲临省视，询以朝中人物，谁可大用者？恭忠亲王奏称，除合肥相国积毁销骨外，京中惟荣协按禄，京外惟张制军之洞及裕军帅禄，可任艰危。

1895年，随着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回京城，在北京待考的康有为等人联合众多的举人发起“公车上书”。由于顽固派的阻挠，这次上书运动显得有些雷声大雨点小，并没有能够引起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太多重视。不过，他们的“富国六法”却被张之洞深以为然。

“公车上书”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继续造势，开始在民间兴办各类报刊和学堂，不断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在此期间，维新派们得到了张之洞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他在《吁请修备储才折》中明确提出:

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才之成出于学。

当维新派在北京创办“强学会”时，张之洞立即捐资捐物解囊相助。而且，他还让长子张权也加入了强学会，以实际行动支持维新派并且深入了解他们的具体主张。对此，谭嗣同还这样激动地表示:

内有常熟，外有南皮。

北京强学会成立后，立即产生了积极的反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变法。

紧接着，张之洞又积极鼓励并且推动维新派在南方诸省也兴办新学和报刊，以求赢得更多的民众理解和支持。尤其是，双方还在创办《时务报》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形成了初步的合作基础。

可以这么说，张之洞和维新派在变法前期进行了亲密和愉快的合作，极大地推动了变法运动的真正兴起。那么，双方为何会在维新变法的高潮“百日维新”前夕却分道扬镳呢？

张之洞出生于官宦世家，这种出身的士人自然对孔孟儒家思想奉若神灵，自然对封建帝制强烈认同。康有为在《强学报》刊物首页以“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方式纪年，擅自“奉正朔”并提出了“孔子改制”，立即就遭到了他的强烈反对，认为这无异于是对儒家思想的背叛。

很明显，维新派通过变法是为了将封建主义的君主专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而这些，显然已经超越了张之洞的支持初衷，双方从此开始相互戒备。对于维新派的平等、民权等主张，他更是嗤之以鼻:

一万年做不到，一味呓语。

1898年6月，作为维新变法的旗帜型人物，康有为生平第一次被光绪皇帝召见。据《清史稿》记载，他在紫禁城面圣时当面提到:

皇上现以在之权，行可变之事。

很明显，康有为的这次变法充满了不确定性，充满了赌博的色彩。以当时积弊百年的国情来看，国家已经病情深重，真要变法也得循序渐进才对，绝不可操之过急。

就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例，天皇在得到自上而下的支持后依然缓缓图之，这才取得了变法的成功。而既无经济实力又无民众基础的维新派，竟然异想天开地希望通过一次急变而取得成功，实在是天真至极。

久居官场而且长期致力于洋务运动的张之洞，对此自然是心知肚明和洞若观火，从而对维新变法由支持到质疑，由质疑到反对。对此，你可以认为他是老谋深算，也可以认为他是老奸巨猾。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正式颁布了《定国是诏》，标志着戊戌变法正式开始。可是仅仅四天后，被誉为是“中国维新第一导师”的翁同龢却突然被开缺回籍，预示着这次变法的艰难险阻。

不久后，王文韶、裕禄升任为军机大臣，而荣禄更是接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事实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位是张之洞一直都惦记的岗位，如今却被他人据为己有，于是不得不迅速切割自己和维新派的关系，否则将会成为翁同龢第二。

1898年7月25日，张之洞撰写的《劝学篇》正式刊印发表，成为他与维新派公开决裂的标志。很多人质疑，《劝学篇》听起来和政治毫不相干，怎么会体现出他的政治观点呢？

其实，只要仔细读一下《劝学篇》就会发现，这本书通篇都在提倡“中体西用”，提倡维护封建君权。而这些观点，显然与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们不谋而合，也极大地限制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

利用这本书，张之洞成功地划清与维新派的界限，使自己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没有受到牵连。同时，他也成为李鸿章以后，最被慈禧太后所信赖的一名汉臣。

戊戌变法开始后，果然被张之洞猜中了，维新派不断怂恿光绪连续颁布诏令，涉及到了国家的方方面面。甚至于，一天会连发十几道上谕，内含多达两百多条的政令。以被维新派称为“最富朝气的维新省份”湖南为例，虽然巡抚陈宝箴积极支持变法，但面对接二连三急功近利和毫无头绪之举，湖南的维新变法竟然顾此失彼。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出手干预，发动了“戊戌政变”。随着光绪帝被囚，随着康有为和梁启超出逃国外，随着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喋血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运动失败了。

客观讲，张之洞在维新运动的前期的确支持过，也的确为之努力过，甚至幻想通过维新运动可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但是，他在认清形势后，准确预测了此次变法的结局，遂采取明哲保身之举迅速撇清了关系。

看起来，张之洞的确有些圆滑，但我们也不能过多的苛责古人。说到底，他就是封建官僚中的一个缩影和代表罢了，说他首鼠两端就有些过度贬损了。

或许，孙中山先生对于张之洞的评价更为客观和准确。他在1912年4月临时政府成立后抵达武汉，公开评价张之洞:

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