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佣工”在明朝是一个怎样特殊的存在？
佣工是指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这种人在明代中、后期极多。
佣工之多，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考察：一为使用地区广泛。都城有佣工，《蓬轩别记》载：“京师西郊多贫民，每晨入佣，取直资养，迄事归。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有佣工，正德《姑苏志》载，苏州地区“无产者赴逐雇倩，受直而赋事，抑心殚力，谓之忙工，又少隙则去捕鱼虾、采薪埏埴、佣作、担荷，不肯少自偷惰”。在偏懈的山区，仍有佣工，明人丘濬说：江西流民来到荆襄山区后，有的“专于贩易佣作”，应称为“营生户”。
二为使用的部门多。手工业农业、商业等都有在活动。这里主要举例说明商业中佣工的存在。《东西洋考》卷七说：“海滨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得梱载归来，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这是商业中使用佣工的例证。
明代中、后期佣工的身分地位比较复杂。
如前所述，从法律上讲，短工是依“凡人论”的自由人，但“立有文券，议有年限”的佣工，却被定为地位介于“凡人”与“奴婢”之间的“雇工人”。
这种“雇工人”之所以说地位介于“凡人”与“奴婢”之间，主要体现在下列两点：第一，在明律中，“雇工人”被编入了雇主的家族体系之内。当他触犯雇主及其亲属时，要比照子孙或卑幼者触犯其父母、尊长的行为进行处罚，因而比一般“凡人”犯同类罪行要加重若干等。相反，当雇主及其亲属侵犯“雇工人”时，其处罚都比“凡人”相互侵犯轻许多。如“凡人”斗殴，没有成伤时，只笞二十至三十，而“雇工人殴家长及家长之期亲若外祖父者”，在不成伤的情况下，却要“杖一百，徒三年”。至于家长及家长之期亲若外祖父母殴雇工人，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亦“减凡人三等”。由此可见，“雇工人”对雇主及其亲属的法律地位，低于般“凡人”的地位。
第二，在明律中，有些犯罪的处罚办法，“雇工人”与奴婢相同，如谋杀雇主及其亲属罪、奸雇主妻女罪等；但更多的规定是，雇工人触犯雇主比奴婢触犯主人判罪要轻，如“奴婢殴家长者皆斩”。这与上述雇工人殴家长的处罚相比，显然要重许多。这说明，雇工人的法律地位，较之奴婢略高一些。
明代中、后期佣工身分地位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其法律地位与实际地位不尽一致。这主要表现在“雇工人”方面。
明律对“雇工人”所规定的介于奴婢与凡人之间的地位，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醒世恒言》卷二九描写濬县知县陆光祖在处理监生卢柟案件时，所下的判词是：“雇工人死，无家翁偿命之理。”这正是反映了雇工人低于“凡人”的这种法律地位在现实生活中是被承认的。然而，现实生活中，“雇工人”也有地位不低于“凡人”的情况。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时，对此已有说明。法律上具有自由身分的短工及在现实生活中已具有自由身分的“雇工人”，和其他一般佣工有很大的差别。后者乃是封建社会的旧物；前者则为新的生产关系的组成者，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正是由于他们以较多的数量聚集在某些生产部门之中。
既有封建社会的旧物，又有自由身分的雇佣劳动者，这便是明代中后期佣工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