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兰芝，是土地革命时期1929年入党的老党员、老红军。新中国建立后，他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农场工作。由于参加革命时间比较早，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从事过不同形式的工作，所以有很多老战友。一些战友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更多的战友在新中国建立后仍活跃在一线工作。

我们兄弟姐妹小时候很喜欢听父亲讲艰苦岁月里的革命故事，他每当说到战友时，都很亢奋很激动。常常表现出崇敬赞扬、感慨痛惜，有时还有批评指责，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感。在这些故事的感染影响下，他的战友们鲜活生动的形象，一直深深的镌刻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之间数十年前的故事，至今仍在我脑海里常常浮现。

一

一九六二年的春夏之交时，从南京来了一位叔叔，四十来岁的年纪，中等个子，白白的方脸盘，络腮胡子，穿着绿军裤白衬衣，笑眯眯的面容，很是慈祥和蔼。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个特点:一是喊我名字的时候，会说成“中…中华”，说其他话也时时有点结巴;二是随身带着一台装在牛皮套子里很精致小巧的照相机，时时给我们拍拍照片。父亲告诉我们这是王庆华叔叔，是他的老战友也是老乡。

庆华叔叔来了，父亲和母亲都很高兴，和他象一家人一样。嘘塞问暖的放家常，全家人都沉浸在欢欣喜悦之中，当天的晚餐还很难得的加了荤菜。第二天上午是个蓝天白云的好天气，王叔提出给我们拍照片，孩子们都高兴的直蹦跶。一家人簇拥着他来到农场后园，在一片蔷薇花丛前为我们全家拍合影，为每个孩子都拍了单人照片。以前，我们只是在照相馆里拍过照，这时候感到特别新鲜和欢快。他拍的这些照片非常生动的记录了六十年代初我们全家的状况，至今还有一些保存着。

庆华叔叔的短暂来访，给我们留下了美好深刻的印象。直等十多年后我才弄明白，他是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的领导。抗战初期，父亲在家乡组织抗日救亡活动时，遇到了庆华叔。了解到他家境贫塞，生活困苦，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很积极，又善于做宣传发动工作，就介绍他到抗日动员委员会工作团工作，后来又发展他加入了党组织。1940年初，参加革命，战争年代在新四军四师拂晓剧团、战地服务团工作过，后来担任过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团长、政委。别看他平时说话有点结巴，上舞台说台词、唱歌流畅自如。

抗战初期，父亲在家乡介绍他参加革命加入了党组织，他们又是同乡，所以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特别的亲热家常。文革期间部队文体育团队搞“四大”，庆华叔叔受到冲击被诬韬是假党员。造反派数次找到父亲，让他提供假证，都被他义正辞严的驳斥。

二

那年冬天，又一个王叔叔到我们家来了。这是个请朗的冬日，父亲得知这位王叔叔要来的消息后，特地要农场准备了单套马车，他自已身体不好，让我姐姐代表他坐着马车进城去接。后来我乡姐姐回忆说，这位王叔叔是昨晚刚从北京来的，住在城东汽车站附近一个简陋的旅店里。乍见面就能感觉到他面庞上的沉闷和忧郁，胖胖的中等身材仿佛被千斤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上车后就在铺着芦蔗的马车车厢里坐了一会儿，觉得不舒服，又起身坐在车梆上。一路上与姐姐和赶马车的工人叔叔也没说几句话。

父亲在离家门老远的地方迎着他，一见面俩人就紧紧的拥抱。这时王叔叔眼圈红啦，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们俩进屋后，就面对面坐下，不停的说话...说呵.说呵，王叔叔的情绪一直很痛苦，很忧郁。他们在说刚刚经历过的三年自然灾害的苦难，在回顾战争年代共同经历过的生死考验……

这位王叔叔叫王达夫，一九五九年冬至六0年春的河南“信阳事件”时曾担任信阳地委书记处书记，对事件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犯了严重错误，中央和河南省委于一九六0年十一月微停了他的领导职务。“信阳事件”极其恶劣的影响和处理过程中几次剧烈反复，使他受到的精神打击和良心折磨非常痛苦和深刻。在等待最后处理的这段难熬的时间里，他只身来到老战友老大哥身边，汇报思想寻求精神意志的支持。

爸爸对达夫叔叔很了解，有很深的感情。早在抗战初期他俩就熟悉了，共同在新四军四师、五师工作过一段时间。1941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爸爸按照组织安排，曾在他家隐蔽过一段时间。新中国建立后，他们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关系仍然很密切，相互情况也比较了解。听了达夫叔叔的诉说，爸爸十分震怒也非常痛苦，拍案痛加斥责之后，多是刻骨铭心的教诲开导。要求达夫叔叔“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听党的话，服从处理，努力改造思想"。许多年后说到这件事爸爸仍然是忿忿不息，既怒三年自然灾击中人祸的苛毒，也怒达夫叔叔当时身在领导岗位的不争。

以后的岁月里，王达夫叔叔先后到河南平顶山市和省轻工业厅的领导岗位上工作，深刻地记取了教训，踏实勤恳地埋头工作，做出了很好的政绩。

三

一九六五年深秋的一个周末，爸爸接到军分区领导的电话通知，时任安徽省军区政委的宋文将军晚饭后要到农场来看望他，这是出乎他意料的高兴事。宋政委是爸爸的老首长，一九四八年宋政委任豫皖苏四分区(阜阳军分区的前身)司令员时，爸爸在他的领导指挥下，率部回家乡临泉西南地区圆满完成剿匪任务，受过表彰。一九四九年一别，已过去了16年时间。他是一九三0年参加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身经百战、屡建奇功、军政兼备，四九年以后历任师长、副军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军区装甲兵司令员，东成海防、北赴朝鲜抗击美帝。六五年十月任安徽省军区政委后，正在军分区搞调查研究工作。

傍晚时分，一辆吉普车缓缓驶进农场大门，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停下来。宋叔叔自己打开车门走出来，他中等个子清瘦矍铄，微黑的脸膛上的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

爸爸迎上去说“老首长好，可把您盼来啦。”

宋叔叔说，“老张你好吗?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你见老喽”。爸爸比宋叔叔年长6岁，六五年时已57岁，又因患青光眼右眼球刚摘除不久。

“好呵、好呵……就是老啦，再也不能像当年那样和您一起东征西讨了。”

俩人边说话边走进屋里，这是爸妈在农场住了十几年的两间老房子，中间用竹篾片糊上棉纸隔开，外间会客，里间做卧室。宋叔叔坐下后，接过爸爸递给他的一杯白开水，俩人继续聊。

“老张这些年日子过的还好吧？”

“很好。刚转业时组织上想让我去当县长，您知道我没文化哪能当好县长。就要求到农场来工作，一千十几年过去了。”

“干农业好，在很长时间里我们国家都需要大抓农业。”

这时，我只顾凝神看着宋叔叔说话，忘记了爸爸交待的给司机叔叔送水喝的事。随着他的招呼，我用搪瓷茶缸倒上大半茶缸的白开水端给在吉普车旁等候的司机叔叔喝。在我的记忆里，这位叔叔很亲热的和我说话，询问我和我们家的情况，还风趣地讲了一些部队上的故事……

不知过了多久，天已经很黑了。宋叔叔和爸爸终于从屋里走了出来，仍然是边走边谈，好像是在说孩子们学习的事。走到吉普车前，他们很郑重的握手道别，又一次交待爸爸“老张呵，你年龄大了，要特别注意身体健康!”

宋叔叔走了，爸爸显得有些失落和寂寥，好几天缓不过神来，家里人都弄不清出了啥事。后来都说了很多事，特别是倾心交谈了建国以后工作中遇到的疑难和困惑。感同身受的共同体会，使他们心心相印，许多事对爸爸的思想震动和影响很大，以至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许多年过去，我也有了很多的战友，经历过许多跌宕起伏、生离死别后，才真正体会和理解到爸爸当时的复杂心情。

四

小时候，我们最熟悉的是张好连叔叔，新中国成立前夕爸爸带部队回乡剿匪，他当过通信员。他俩个人感情很深。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张叔叔在军分区教导队当教导员，每年爸爸都会请他来一、二次帮助擦拭保养两支自佩枪，同时叙叙旧聊聊天。每逢他来的时候，也是我们小孩子最高兴的日子。他是个红脸汉子，脾气好，笑起来眼晴眯成一条线，喜欢带着我们几个小孩子玩，他来了我们还可以跟着玩玩爸爸的枪。

爸爸的两支佩枪都有点来历，一支德制20响驳壳枪，另一支美制M1卡宾枪。这两种枪都是二战时的名枪，构造简单、火力威猛、操持方便，在当时军队装备的枪支中享有盛誉。爸爸的驳壳枪是抗战后期在新四军五师缴获敌人的，卡宾枪是解放战争鲁南战役部队缴获国民党军的。他对两支枪十分珍爱，经常操持和保养，平时分别放在他的床头和妈妈的床里边。六十年代后，爸爸眼睛动手术视力不好，就委托好连叔叔过段时间来擦拭保养，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才按要求上交组织。

好连叔叔来时，常常还带着一位年轻的解放军叔叔，先和爸爸聊聊天。然后搬出一张小方桌和几只小板標放在院子里的大杨树下，在桌上铺张报纸就开始擦枪。小孩们围着方桌坐在小板櫈上看，两个叔叔边折卸擦拭枪支，边讲解机件名称和作用。孩子们可以七嘴八舌地询问弄不明白的地方，但决不允许动手去摸弄。爸爸在旁边看着，继续与好连叔叔说着话。

有一次好连叔叔说，驳壳枪有点膛锈，擦枪布拉了几次还不够光亮。爸爸接过枪来，迎着亮光眯着眼睛看了看枪膛和枪管说是有点锈斑。接着哗啦一声装上弹匣把子弹顶上膛，举起枪来往天上打了几发。随着震耳欲聋的枪声响过，几个还来不及反应的孩子惊的目瞪口呆。好连叔叔笑眯眯地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老首长身手还是这么好。爸爸则笑道打几发你就能擦的更干净。至今每当回忆到这件事，爸爸和好连叔叔的音容笑貌总能栩栩如生的在我的眼前浮现。

时至中午，枪擦好了话也说的差不多了，他们总是要喝杯酒的。爸爸不好酒，但总要客人喝好，酒是农场自酿的土酒，菜是自家炒的几个土菜，碰上好连叔叔又酒逢知已，总是喝的津津有味。当年，爸爸和妈妈结婚时好连叔叔还在当通信员，所以每次好连叔叔来妈妈也是要敬他两杯的，像一家人一样亲切热闹。

有时候好连叔叔还会把我们几个大点的孩子带到他们部队去，看看他们的阅览室，学学战士们射击练习的四点瞄准，再扛上一支小口径步枪到营房后门外小河旁去打游动小鱼等。好连叔叔就是这样的可亲可爱，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到记忆留恋的美好故事。

五

爸爸说到最多的，心中最钦敬、最难忘的战友是牺牲在南京雨花台的李效良叔叔。1934年6月，爸爸在江西瑞金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后，受中央组织局派遣赴上海送款。完成任务后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先后被关押在上海龙华监狱、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中央军人监狱和苏州反省院。

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位于江东门外，是当时国民党囚押政治犯的最大集中营。在这里爸爸结识了同室难友李效良，他是山西人，大革命时期在大学学习时加入了共产党，战争中打断了一条腿，装着假肢，后来在江苏镇江组织发动国民党军队兵变时被捕。他具有坚强的意志，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常给同牢难友们讲革命道理。经常教爸爸识字。在他的帮助下，爸爸联系上了狱中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向监狱方的斗争，以研讨“三民主义”学习“中央日报"为由，争取到读书读报的权利，要求给牢房免费送报，不得随意扣压亲属所送书刊的权利，把敌人的监狱变成了读书认字、学习共产主义理论的学校。1935年11月底，李效良叔叔被杀害在南京雨花台。临赴刑场前，爸爸帮他打水擦澡清洗身体，穿好衣服装上假肢。相拥告别时，他十分坚定地对爸爸说“坚持斗争，永不叛党，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宪兵们把他带离牢房时，他一路高呼“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的革命口号，高唱国际歌，整个监狱都能听到，极大地鼓舞了难友们的斗志。

小时候，数不清有多少次听爸爸讲李效良烈士的故事,

爸爸和他的战友们的世界已远离我们，他们这一代人经历过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艰难困苦，也经历过个人命运的壮怀激烈、跌宕起伏。他们的战友情怀是特殊的、不可复制的。在我童年时代不完整的记忆里，也能深刻感受到其中的朴实深沉与厚重美好。风雨过后的平凡日子里，一次探望、一场教训、一杯白开水、一句安慰话都透视和映射出真诚的光芒，这种光芒的温暖能直达你的心灵深处。

（作者张中华系原南京军区副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