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仅明确记载的宴射就有数百次之多——该礼仪的影响是多元的
宋代的射礼，以宴射礼为最盛，反映了那个时代政治、军事、文化的变迁。
在这过程中，宴射礼不断演进，注入了丰富的时代内涵。总体而言，宋代射礼的历史记录较唐、五代更为丰富，宴射礼在宋代举行的频率很高，与政治、外交、文化等领域都有紧密联系，其礼仪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也对后来射礼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宴射礼折射出的社会变化一一宋代宴射礼与政治密切相关。作为五代后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宋代为巩固政权、消除藩镇割据，实现国家完全统一采取了多项措施，其中宴射礼是其中之一。宋初宴射礼继承了唐五代的传统，既强调军事色彩，又在政治上起到拉拢臣僚、促进君臣关系的作用。随着外战逐渐减少，宋廷实行了“重内轻外”的被动防御国防战略，宴射礼的军事色彩逐渐淡化。
至宋代中期，射礼在礼仪制度上仍受唐礼影响较大，而到了北宋末期，徽宗朝颁布的《政和五礼新仪》标志着宋代独特的射礼制度最终成型。射礼制度更加完善，但由于时代变迁和礼仪制度转变等原因，宴射礼逐渐被冷遇，主要作为接待外使的礼仪。南宋政权建立后，宴射礼得以重新运用，尤其在高宗朝和孝宗朝，宴射礼得到更多重视，但已没有北宋时的繁荣。宴射礼与宋代军事——宋代宴射礼除了徽宗朝时被称为“嘉礼”外，大多数时期都作为军礼存在，特别是在北宋初期和南宋孝宗朝，宴射礼用于强化军队战斗力或选拔优秀将士，反映了当时战争频繁的背景。北宋初和南宋初，宴射礼作为一种展现军事力量的手段得到了朝廷大力支持，尤其在北宋，宴射作为“军礼”展现了盛极一时的场景，而在其它时期与军事活动关系并不密切。
宴射礼与宋代国家交往——尽管先秦时期接待外邦使者所用的射礼是宾射礼，但从汉朝开始，宾射礼几乎废止。到了宋代，宴射礼成为招待外使的主要礼仪之一。太祖朝时，曾在讲武殿观卫士射箭，并与归服的吴越王钱俶等宴射。太宗朝时，太宗将投降的李煜、刘鋹与契丹使宴射。从真宗朝景德元年开始，皇帝经常在重要节日中对来访的外使待以宴射之礼，通过宴射礼，增进了双方的感情和交流。宴射礼与宋代其他礼仪制度——宋代礼仪制度的演变直接影响到了宴射礼的变化。首先，宴射礼在宫廷射礼中，大射礼逐渐衰落，而宴射礼兴盛，反映了五代以来礼制的重心转移。
大射礼因程序繁杂、耗资巨大，在战乱和经济凋敝的情况下基本荒废。其次，宴射礼与宴会礼密切相关。宋初宴会与宴射一样，虽然常有举行，但礼仪性较弱。从太宗朝开始，宴会礼仪逐步得到规范，成为宫廷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宋代宴射礼成为招待外使礼仪中的重要步骤。宋代宴射礼的发展与其他礼仪相互影响，宴射礼的兴盛也带动了宴会礼仪的发展。宴射礼与宋代文学——在太宗朝，已有皇帝在宴射礼中命臣下赋诗，这一做法在真宗朝成为定制。真宗朝时，宴射中赋诗、赏花、作歌等文艺活动丰富多彩。此后，仁宗、神宗朝等也有相关宴射诗赋的记载，这为宋代文学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宋代宴射礼对当时的影响——宋代宴射礼的频繁举行对巩固政治秩序、促进国家间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与其他礼仪一起构成了宋代独具特色的礼仪制度。
首先，宴射礼巩固了宋朝的政治秩序。通过展示皇帝的政治地位，宴射礼维护了宋天子的权威，有助于在五代战乱后协调人心，稳定社会。宴射礼促进了宗室之间的情感交流，使宗室得到重视和认同。其次，宴射礼促进了与其他政权之间的交流。射礼展示了宋代的军事实力，慑服异族邦国，使得外使来贺时更加友好。通过赐外使宴射，增进了双方的感情和交流，是一种友好的外交手段。最后，宴射礼与其他礼仪共同构成了宋朝独具特色的礼仪制度。宋代是中国古代礼仪制度转变的重要阶段，庶民礼仪成为重要特色。宴射礼与其他礼仪的相互影响使得整个礼制更加丰富多彩，成为中国射礼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宴射礼对后世的影响——宋代宴射礼在中国古代射礼发展史上扮演了承上启下的角色。它继承了唐、五代的射礼传统，形成了各种射礼制度，成为后来射礼的模式和经典文献依据。特别是《新仪》中的“皇帝宴射仪”，对明清两代宴射礼的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新仪》是北宋政府制定的第二部正式颁行于天下、推行的国家礼典。其中“皇帝宴射仪”的内容为宋代皇帝与群臣宴射的新形式，影响了后来多个朝代的射礼制度，成为明清礼典的重要参照。总体而言，宋代宴射礼在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