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宦官权力之大，贯穿朝代之终始，在历朝历代都是罕见的，只有后汉、晚唐时期能为之相比。

先看看明朝宦官专权的事实与经过

永乐时代，永乐帝开始重用宦官。等到明仁宗、明宣宗时期，宦官因为开始通晓文墨，频频被召见任用，但明仁宗、明宣宗二帝，算是英明皇帝，对宦官的约束很是严厉，故尚无宦官专权的现象出现。

正统年间，王振为明英宗所宠信，开明朝宦官专政的先河。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云：“宣宗宣德十年春正月甲戌，帝崩于乾清宫，皇太子方九岁，即皇帝位，秋七月，命司礼太监王振偕文武大臣阅武于将台。振矫旨以隆庆为右卫指挥金事，纪广为都督金事。振，山西蔚州人，初侍上东宫，及即位，遂命掌司礼监，宠信之，呼先生而不名。振遂擅作威福，时辅臣方议开经筵，而振乃导上阅武将台，...纪广者，常以卫卒守居庸，往投振门，大见亲昵，遂奏广第一，起擢之，宦官专政自此始。”

从上述史料记载中，可以知道在明朝阁臣替皇帝开经筵的时候，宦官王振，却经常导陪伴皇帝检阅武事于将台，王振还可以伪造诏令，任命纪广为都督金事，而皇帝毫不怪罪。

很显然可以看出，宦官王振权势滔天到了何种程度。

王振专权，朝中百官都很畏惧他。正统六年十月三殿建造完成，宴请文武百官，明英宗破例下令东华阁中门，全部听王振的安排，文武百官皆候拜。王振专权的时候，朝廷大臣附之者，仅有王佑、徐晞等数位文官。其他不肯向王振俯首者，比如薛瑄、李时勉等官员，全部被诬陷获罪。

到了成化年间，另一个大宦官汪直专权擅权，朝廷大臣附之者渐多。成化十三年正月，明宪宗设立西厂，指令汪直作为负责人督查。此后，全国大政、小政、方言、巷语，全部都要监控采纳。出去办事的时候，巡按御史等重臣甚至迎拜汪直，巡抚等地方大员亦戎装谒路，最后到了世家公卿皆避道，兵部尚书项忠不避让，被王振当街侮辱。

当时世人皆传：“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宪宗”。

成化年间，汪直虽然权势滔天，但尚有大学士商辂、刘翊连续劾奏，说明当时的朝廷阁臣犹未全部屈服宦官。

到了正德年间，大宦官刘瑾用事，把焦芳、曹元、刘宇、张彩等人作为自己的心腹。焦芳、曹元、刘宇等人都成为大学士，由此可见这时候的宦官已经可以进用朝廷阁臣了。

不仅如此，其更可黜退朝廷阁臣。

刘瑾以前，虽有大宦官王振、汪直等人操控权柄，然而票拟的权力还在内阁。等到刘瑾用事，除了可以独自引进和黜退阁臣之外，票拟奏章的权力有些时候也到了宦官手上，刘瑾之专揽，可说空前。

正德早年，很多奏章都被刘瑾拿回自己的私人府第，与妹婿孙聪、华亭、张文冕等人商量和批阅。然后再拿回内阁，由大学士焦芳进行润色，名臣李东阳只能俯首，啥都干不了。

刘瑾败后，李东阳疏言：“臣备员禁近，与瑾职掌相关。凡调旨撰敕，或被驳再三，或径自改窜，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遁出眷黄，逼令落葉，真假混淆，无从别白。臣虽委曲匡持，期于少济而因循隐忍，所损亦多。”

自刘瑾以后，司礼监开始专掌机密。所有进御奏章和降敕批疏，全部要经司礼监和宦官之手。

皇帝降旨，即有司礼监写出事目，然后付内阁阁臣缮拟，故宦官的地位远比内阁那群大臣要亲要得多。

天启年间，九千岁魏忠贤当权，朝臣附之者更多了，文臣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龙、倪文焕等所谓“五虎”，武臣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等所谓“五彪”，还有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所谓的“十狗”，这些都是朝廷重臣，除此之外，还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官僚投靠，被称之为“十孩儿”、“四十孙”等等。自内阁六部到四方督抚，都属于阉党，已经形成了远大于宰相的权力。

这时候，皇帝的诏敕已全部出自司礼监，都不需要经过内阁进行润色了。

此时内阁权限很是微弱，几等于无，也就是说宦官如果就算没有批红权，想要乱政，内阁也毫无办法。

司礼监本来是内阁的监督部门，现在变成了内阁成为了司礼监下属部门。

而内阁权力最大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论内阁权力最大的时候，莫过于张居正时期。

《明史·张居正传》：“(张)居正与故所善掌司礼者李芳谋，召用高拱，俾领吏部，以扼赵贞吉而夺李春芳政，穆宗不豫，居正与宦官鸿保密处分后事，引保为内助，而拱欲去保，居正遂代拱居首辅，保欲媚帝生母李贵妃，封居正以并尊两宫，居正不敢违，两宫遂无别。”

张居正，他为一代最有实权的宰辅阁臣，也不得不与宦官委曲周旋。明朝史上最有权力的内阁首辅张居正都要和冯保勾结，这足以说明问题。

明代宦官之权威，已然凌驾内阁首辅之上。

那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归纳下来，不外乎下述四点：

一、就二者所处之地位而说，内阁最早只是参谋机构，是因为阁臣“侍左右，备顾问”，常在皇帝身侧，而权力越来越大。而宦官较之内阁大学士，更为亲近皇帝。按皇明祖训所记载宦官的职衔及职掌，宦官供职大内皇宫，侍奉皇帝起居，自然而然比阁臣更接近皇帝。

以故，易于熟悉皇帝的好恶，更进而利用皇帝之好恶，窃取权势。比如《明史》记载“刘瑾时杂构戏玩娱帝，候帝娱，则多上章，奏请欲决。帝曰：吾安用尔，为何一再烦朕!'瑾由是自决政。”

再比如：“帝(明熹宗)喜机巧，亲斧锯髹漆之事，积岁不倦，每引绳削墨。(魏)忠贤辈辄奏事，帝厌之。谬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忠贤以是恣威福，唯己意。”

碰到厌倦亲政的明朝皇帝，宦官得到权力远比内阁阁臣要容易的多。

二、就封建皇帝之作风而言，专制政体之下，是非曲直，全部取决于皇帝本人，所以宦祸的形成，皇帝有重大责任。如果皇帝若不纵容阉官的所作所为，阉宦何由专横?

历朝历代皇帝，如果能真正委心于国事，取决于事理，则宦官也就没有可以得逞的地方；反之，如果遇到荒诞多欲的皇帝，置国事于不顾，唯声色等私欲之自娱，那时候，襄理国政的宰辅之臣自然疏远于朝，而宦官就开始仗着宠信进行权力的窃取。

《明夷待访录·阉宦下》云：“阉宦之如毒药猛兽，数千年以来，人尽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易故哉?岂无法以制之与?则由于人主之多欲也。”

明代宦祸虽然肇始于明成祖朱棣，但在明英宗、明武宗、明熹宗这三位皇帝身上才逐渐壮大，以至于最后吞噬整个国家。

比如英宗正统二年，太皇太后本来想要杀死王振以安定国家社稷，而明英宗却跪下来替王振请免。英宗九岁即位，或谓年幼无知，不能辨别善恶，故舍弃阁臣而宠信宦官王振，但是正统十一年(1446年)杨溥死的时候，英宗已经满了二十岁，不得再说无知了，却依然信用王振，乃至于统军出征，其间虽然有廷臣、内侍等忠良之臣劝言，不仅听不进去，反而将忠良之臣处以极刑。等到英宗兵败去草原留学的时候，追悔之余，不惟不自反省，反而说出“振未败时，群臣无肯言者，今日皆归罪于我。”这样不负责任的话。

明武宗爱以狗马等物自娱自乐，刘瑾就和其他八人当狗马鹰犬日日夜夜歌舞角抵以娱乐皇帝。明熹宗也以此为乐，魏忠贤经常引导皇帝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朝臣疏谏，皇帝非惟不听，还要求“明年增至万人，证炮喧震内外”。

上述足以妨害国家根基之事，宦官投其所好，阁臣反常劝阻，故而每次碰到多欲昏庸皇帝，自然远阁臣而就宦官。

三、就阁臣与宦官之习气而言，宦官出身奴隶，阁臣则出身儒士。奴隶中虽亦不乏善良之辈，但是更多的是奴颜婢膝，不择手段。阁臣中虽亦有逢迎阿谀之徒，然多数讲求正道，有所顾忌。以故，二者相争，阁臣失败概率更大。

即使明代掌权之宰辅，如张居正者，亦须与中官冯保结合，借其力量而掌大权。

四、就内阁制度而言，明代宦官窃权，最大之原因，在于制度不善。明仁宗之后后，内阁职权虽然因为票拟的权力而越来越大，其他方面却又因票拟权力而导致宦官干政。当时票拟，是推行政令有效方式之一，票拟虽然由内阁主要负责，最终批准取决于皇帝，然而内阁与皇帝间的公文往还，却是由宦官来进行传递的。

传递公文本为极其平常之事，原不足为患，但由于宦官受到皇帝的宠信，不仅传递奏童，还可以拆阅奏章，对奏章之票拟，按皇帝的意思作成批答，甚至不经皇帝就可以自己御览。比如魏忠贤用事，“旨意多出传奉，径自内批”。

于是传递之职，成为决策之官，或者宦官置票拟于不顾，如刘瑾王振都有矫旨传命的经历。

结果，内阁赞成之事，宦官可以批驳其票拟，内阁不赞成之事，宦官更可以矫诏行之，最后政令之推行，胥视宦官意向而定，因而宦官权力驾乎阁权之上矣。

所以，在明朝，越到后期，司礼监秉笔太监的权力就越比内阁首辅的权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