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万对2万，后主刘禅为何打开城门投降？此卖国贼功不可没
此间乐，不思蜀
后主刘禅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昏庸无能，被世人称为扶不起的阿斗。
景耀六年（263年），邓艾偷渡阴平，兵临成都城下。刘禅手握三万守军，成都周边尚有七万蜀军主力，面对二万魏军竟打开成都城门投降，成了亡国之君。
真的是刘禅畏敌如虎、贪生怕死么？其实，原因绝非如此简单。
整体国力蜀国处于绝对劣势
263年8月，十八万魏军分三路南下伐蜀，邓艾的三万多人出狄道向甘松、沓中直接进攻姜维；诸葛绪三万人马自祁山向武街、阴平之桥头切断姜维后路；钟会率主力十余万人分别从斜谷、骆谷、子午谷进军汉中。
这招实则是釜底抽薪，试图从根本上扫平蜀国。名将邓艾对姜维知根知底，以六万人马足以牵制姜维大军，钟会主力攻破汉中后将直接面对成都平原，蜀国再无险可守。
后续的进程却完全相反。姜维使用金蝉脱壳之计顺利摆脱六万魏军的纠缠，钟会的主力却被蜀国乐城守将王含的五千兵马粉碎。
魏蜀两国实力的差距在随后双方的军事调整中暴露出来。姜维主力退守剑阁，面对钟会主力压境完全不能动弹。邓艾三万人马成功偷渡阴平，蜀国后方竟无兵把守，神兵天降，直抵成都城下。
倘若蜀国派出偏师驻防阴平，依靠天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邓艾的计谋必定破产。然而，蜀国已无兵可用，成都之兵关乎到后主安危，不得调遣。蜀国面对魏国整体国力完全处于劣势。
奸臣当道，昏君无能
蜀国后主昏庸，奸臣当道，朝堂早已弥漫亡国之气。
刘备留给阿斗的遗产还是丰厚的。诸葛亮不世之材，在世时对曹魏始终保持进攻态势，死后又有蒋琬、费祎和董允辅政，他们遵行诸葛亮的既定方针，使蜀汉维持着比较稳定的局面。武有姜维，九伐中原，胜多败少，延续了蜀汉的国运。
刘禅没有先主刘备那般亲贤远佞，却反其道而行之，重用宦官黄皓。黄皓善于阿谀献媚，处心积虑往上爬。尚书令董允在世时尚能直言力谏刘禅，多次责备黄皓，终其一生，黄皓的官位一直不过黄门丞。
董允去世后，黄皓被压抑的本性完全释放，利用刘禅的信任把持朝政，离间刘禅刘永父子关系，更是处处与姜维作对。魏国攻蜀前，姜维曾上书刘禅调兵遣将以作准备，但黄皓崇信鬼神巫术，告诉刘禅敌人不会来，导致阴平一线无兵布防。
姜维见黄皓在朝中枝连叶附，恐其对自己不利，被迫请求到沓中屯田，不敢回成都，造成成都空虚。
黄皓的恶行离不开刘禅的宠信，黄皓正是利用刘禅的昏庸无能，才如此无作非为。
谯周的卖国行为
刘禅在战与降之间是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的。
多官议曰：“兵微将寡，难以迎敌；不如早弃成都，奔南中七郡。其地险峻，可以自守，就借蛮兵，再来克复未迟。”后主未决，退入宫中。
这时，光禄大夫谯周站了出来，抛出了他的投降论：不如降魏，魏必裂土以封陛下，则上能自守宗庙，下可以保安黎民。愿陛下思之。
这也是其被后人诟病为卖国贼的原因。当时，后主第五子北地王刘谌厉声骂周曰：“偷生腐儒，岂可妄议社稷大事！自古安有降天子哉！”
后主不听，令谯周作降书，遣私署侍中张绍、驸马都尉邓良同谯周赍玉玺至雒城请降，蜀国灭亡。
这是钟会、邓艾、姜维三人都未料到的。当时成都守军三万，足以抵挡邓艾的二万疲劳之师，姜维尚有七万之众，十万人马里应外合足以歼灭邓艾之军，再屯兵成都坚城，抵御钟会大军，派出使者邀请东吴援军，胜负未未可知。
然而，历史让谯周这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改变，姜维北伐时谯周必上书反对，甚至著《仇国论》力陈北伐之失。
处大国无患者，恒多慢；处小国有忧者，恒思善。
大国的能力强，就可以讨伐别的国家；小国的国力弱，就应该体恤人民的疾苦，壮大自己的国力。
表面看上去很有道理，实则是投降主义，更是益州派与荆州派不可调和的矛盾。荆州派是蜀国的中坚力量，势力庞大，占据了蜀国大部分政治资源，因此引起益州派的严重不满。
益州派是益州土生士族的代表，人口最多，地方影响力最大。但由于荆州派的排挤，益州派一直远离蜀汉的政治中心，因此他们对刘备集团严重不满，对劳民伤财的北伐更是深恶痛绝。
当曹魏兵临城下时，益州士族争先投降，刘禅投降其实也是被以谯周为首的益州派逼得。谯周因劝刘禅投降，“有全国之功”，被封为阳城亭侯，迁骑都尉，散骑常侍。
谯周也未能得到善终，司马炎称帝后，征召谯周入洛阳为官，谯周于赴洛阳途中病死。终其一生也未能进入政治权利中心，反而是因为投降行为被史学家称为卖国贼。
参考资料：《仇国论》《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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