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大清朝发生了很多事情。在距离京师很远的福建福州，有件喜事，那就是朝廷批准左宗棠的奏请，同意开设福州船政局。这对于整个大清朝来说，并不算什么大事，但是，这件事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他标志着中国人开始大规模学习西方、利用西方先进技术，这就是洋务运动的开端。经过苦心经营，福州船政局成为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造船厂。

福州船政局的顺利开办，和一个人是分不开的。这个人就是左宗棠。

太平军被彻底镇压后，左宗棠深感技术落后于西方，于是，他向朝廷上奏，陈明利弊。他说，大清国自从和西方列强交火以来，他们的轮船在海上长驱直入，一直开到天津，而大清的防御系统形同虚设。鉴于这种情况，他建议朝廷，花大力气建设水师，开办船厂。他的原话是这样的：“臣愚以为欲防海之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于是，他奏请，开设办一个船厂，因为在他看来，建设船厂是富国强兵、“得民惠商”不可缺少的要务。

朝廷同意了他的提议。于是，左宗棠便着手在福建福州开设船厂。

其实，左宗棠建船厂的想法已经萌生了很久了。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他在杭州曾命人仿制西方轮船，但是花了很大力气，最终却失败了。这给左宗棠的打击很大。这次在建船厂，他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特意请外国专家来监制。

在镇压太平军期间，左宗棠和法国的“常捷军”（也就是人们说的洋枪队）有过合作，结识了“常捷军”的两个首领，而且关系不错。两个人分别是德克碑和日意格。想到要请外国人，左宗棠首先想多的就是这两个人。经过一番试探和谈判，两人同意为福州船政局工作。1966年（同治五年）五月，左宗棠与德克碑、日意格达成协议，两人“代为监造”，日意格为福州船政局正监督、德克碑为副监督。此外，还聘请了30多个外国技师，负责具体操作。此后，他们开展了选址工作，经过商议，最终将船厂地址选在马尾山下。在初步规划就绪后，左宗棠任命“一切事务，均责成该两员承办”。左宗棠对船政局的建设投入了很大精力，同时也信心十足。当工程铺开之后，他为船政局做了一个简要的“五年规划”，明确了生产指标。在五年中，船政局应照“外洋兵船样式”，制成150匹马力的大轮船11艘和80匹马力的小轮船5艘。

然而，规划完成不久，他就接到了朝廷的调令，他有了新的职务：陕甘总督。江南平定了，朝廷又让他去平定西北的回民叛乱。左宗棠对船政局放心不下，但是朝廷调令又不得不遵守。最终，他决定保举一个人来继续他的造船事业。此人便是沈葆桢。在左宗棠的推荐下，沈葆桢出任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严格按照左宗棠设计的制度和规划，继续推进造船厂事业。而且，在很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沈葆桢也会征求左宗棠的意见。因此，在左宗棠离开后，船政局的建设仍在他的“遥控”下继续进行。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船政局共建有工厂16座、船台3座、船槽1座，并附设艺局等，成为洋务派兴办的最大的船舶制造厂。

福州船政局作为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军舰生产基地，被李鸿章称赞为"开山之祖"。福州船政局前后共生产轮船34艘，其中为南洋海军建造的3艘2400匹马力、排水量2400吨的巡海快船，是当时中国自己修造的最大军舰。因此，福州船政局的设立为中国建立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打下了基础。左宗棠作为福州船政局的创始人，居功甚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