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深懂“深耕细作”原理的古代中国相比，古代欧洲的农业在世界历史上似乎一直以来都默默无闻，进入中世纪之后，欧洲的中世纪农业才开始缓慢发展，公元14世纪至17世纪，欧洲的乡村农业发展一度出现停滞和倒退，直到英国在17世纪中叶开展“农业革命”之后，欧洲的农业水平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而就在欧洲中世纪的中晚期，欧洲曾经爆发过数次地域性的大规模饥荒，由于粮食严重歉收，欧洲中世纪的农民们被饿得面黄肌瘦，甚至难以维持基本的温饱需求。那么看到这里大家就不禁有些好奇了：中世纪欧洲的农业技术并不落后，为什么还会发生严重的饥荒呢?有些学者认为，这和当时欧洲地区的“小冰期”有着明确的关系，但是气候归根究底只是诱发因素，并不是根本原因。下面我们就通过对西欧乡村社会的详细研究，来具体地分析一下欧洲中世纪饥荒爆发的多重因素。

中世纪前期西欧乡村社会的缓慢发展

如果我们想要给古罗马帝国的辉煌加上一个重要特征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古罗马帝国的文明是建立在城市基础上的古代文明。他们通过四通八达的城市道路，将罗马农业庄园之中的粮食源源不断送往城市，这才保证了城市的繁荣;另一方面，他们有着极其完善的法律体系，能够系统地处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供求矛盾，因此在古罗马帝国时期，虽然城市的居民数量并不多，但是他们已经形成了早期市民阶级的雏形。

然而日耳曼人的入侵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改变了欧洲中世纪社会的发展趋势。伴随着混乱的法制社会以及野蛮民族的肆意掠夺，欧洲各地的城市建筑很多都已经被战争夷为平地，即使有少数建筑得以侥幸留存下来，它们的萧条景象也令人感到落寞。在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法兰克王国，欧洲王国的地方法规之中根本没有“城市”这一概念，即使在勃艮第王国(隶属于法兰克王国)的首府第戎，尽管从外表上来看十分繁荣，但是其中所居住的居民数量也不过区区数百人，可见中世纪前期欧洲城市经济已经衰落到何种地步。

于此形成反差的是，西欧的村庄和田野取代了一度繁华的城市，成为了西欧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支柱。中世纪欧洲的每个村庄都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而此时占据社会生产力最重要的欧洲农民，他们的身份也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欧洲采邑制度的实施，欧洲的农村土地都被划分给了地方领主，因此村庄之中的土地都归领主所有。

为了维持生计，大部分贫穷的农民都选择租种领主的土地，以向领主的自营地提供免费劳动作为交换，获得自身自留地耕种和收获的权力，这就是领主对佃户农民的残酷剥削。随着欧洲奴隶制度的解体，这种新型的劳动关系成为了西欧封建领主剥削农民的方式，尽管农民拥有自己的人身自由，但是为了维持自己手中份地的正常生产，他们只能将大部分的汗水撒在领主的自营地上，从而为领主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

然而欧洲中世纪前期耕作工具的粗劣以及农耕力量的松散导致了欧洲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缓慢。在当时候的欧洲社会，土地耕作的方式十分简陋，由于没有发明金属耕具，大部分欧洲农民只能使用树枝在耕地之上划来划去进行土地耕作，有的时候甚至需要用双手进行挖掘来保证土地的深耕，可想而知当时欧洲农民耕作质量的低下。

另一方面，即使拥有足够先进的工具，但是由于农耕资源的分散，使用耕具进行精耕细作的方式也很难普及。举例来说，在当时的欧洲有着一种具有完整犁壁的轮犁，但是这种农具的重量却十分沉重，需要使用大量的牛组成耕队才能拉动农具进行深耕。而在当时农耕资源十分匮乏的农村地区，要想集成这些农耕资源需要大量农民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因此这种笨重的工具根本没能得到普及。

正是由于耕作技术的粗劣，欧洲中世纪前期农民种地收成的期望值异常低下。直到公元10世纪初期，欧洲农民种下种子和收获的粮食比例仅为1比2。因此，在法兰克王国的历史之中，我们很难看到关于王国粮食丰收的历史，更多的却是记载早期西欧社会被饥荒所围绕的困苦，比如公元791年，法兰克王国爆发了一次严重的饥荒，使得农民耕作的土地上几乎颗粒无收，为了维持温饱，走投无路的农民们只能靠着啃树皮和吃土块为生。

垦殖运动与中世纪中期欧洲农业的短暂兴盛

公元11世纪起，随着欧洲农民人口的迅速增加，农民和土地的供求关系变得异常尖锐起来。从欧洲中世纪的人口增长可以看出，大约每隔3个世纪，欧洲人口的数量就会翻一番。公元11世纪初，欧洲主要国家(英格兰、法兰西、意大利、神圣罗马帝国等)的人口大约加起来在1700万人左右，而至黑死病爆发前夕的公元14世纪中叶，欧洲主要国家的人口总数却已经达到了4500万人左右，几乎翻了一倍不止。

而伴随着中世纪欧洲急剧膨胀的人口数量，开垦荒地已经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公元11世纪初，欧洲农业土地的面积依然很小，整个欧洲大约还有三分之二的土地还未被开发，而且欧洲农业水平的效率又很低下。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西欧的乡村农民开始了大规模的垦殖运动，他们砍伐森林，扩大自己与领主的耕地，使得西欧土地的可耕种面积持续增加。

至公元13世纪初，欧洲的垦殖运动达到了高潮，成为了全民参与的广泛运动。一般来说，由于开垦土地需要消耗大量的资金，因此领主们愿意为广大农民事先垫付这些资金，然后农民们付出劳动对当时的深山老林进行长时间的开垦，最终将其变为适宜人类生活和农业发展的地区，而领主们可以从这些新开辟的土地之中获得大量的抽成税收。

伴随着大量农田的开辟，欧洲农业技术也有了一定进步。在此期间，欧洲农业学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土地耕种的农业改革，比如说重型犁具的使用、使用欧洲牧场培养的负重型马匹代替牛来进行耕作，以及使用更加科学的三田轮作制代替先前对土地消耗力极大的二田轮作制，这些都大幅度提高了欧洲中世纪农业的生产效率。至13世纪中期，欧洲谷物生产比例从早期的1比2增加到了1比4，这一切似乎都标志着欧洲中世纪农业的短暂兴盛。

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欧洲乡村发展的停滞与饥荒的蔓延

尽管如此，欧洲农民对于土地的大规模垦殖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欧洲人口与土地供求之间的矛盾。为何这样说呢?因为一来土地增加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欧洲人口数量的增长，二来随着中世纪晚期土地需求的增加，本来就收入微薄的农民想要购买一块新土地所付出的财产价值也在激增。举例来说，中世纪中期英格兰标准的农民土地价格是1英镑购买3英亩土地，但是到了中世纪晚期，一位农民却需要付出4英镑才能够购买1英亩的土地，而农民手中土地的减少导致了他们对于天灾的抵抗能力极差。

另一方面，开垦新的荒地也并非是应对人口增长的万全之策。由于新的开垦土地位于原先旧耕地的边缘，因此这些土地下的肥料养分往往会因为水土流失而减少，在加上当时欧洲农业对肥料研究的缺乏以及耕种技术的粗放，使得一块新开垦的土地很快就会因为地力耗竭而失去生产价值。因此我们能够发现欧洲垦殖运动历史上所发生的怪象：欧洲中世纪开垦荒地的速度远远比不上撂荒的速度，明明农耕土地呈现增加的趋势，但是欧洲中世纪粮食的总体产量非但没有上升，甚至还出现了长期停滞甚至下滑的趋势。

更糟糕的是，自从公元14世纪以来，亚欧大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小冰期”时代，该时期的欧洲气候平均气温要远远低于正常水平，这种寒冷的气候一直延续到17世纪末，寒冷的气候严重影响了亚欧大陆很多国家的正常农业生产。受到寒冷气候的影响，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种植都出现了明显的收缩和减少，而且黑死病的影响使得欧洲丧失了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以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为例，英格兰北部的很多农田都因为无人耕作，退化为牧民们的草场;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大量的村落因为人口减少，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而被迫背井离乡，向英格兰东南部迁徙。

农业生产的凋零直接造成了饥荒的横行。在东方，明朝末年的大饥荒正是因为气候所引发的，因此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才能号召数以万计的农民军;而在同一时期的欧洲，中世纪晚期到近代初期的欧洲社会发生了连续不断的饥荒。以英格兰为例，公元16世纪末，英格兰平均每10至20年就爆发一次大规模的饥荒，而受到伤害最严重的自然是少地的下层农民。由于市场粮食价格太高，农民们买不起粮食的情况下只能杀狗充饥，甚至在饥荒最严重的英格兰西北部地区还有饿死人的情况出现，毫无疑问是欧洲版的“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由此可见，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欧洲中世纪欧洲农业发展生产的停滞与饥荒纵然是受到气候的直接影响，但是却也和欧洲农业技术的落后以及土地供求关系的不平衡有着本质的关系：正是由于农业技术的落后，欧洲农业对气候突变的抵抗能力极差，而欧洲人口的激增与土地供求的矛盾又加速了无地和少地农民阶级的激增。作为欧洲中世纪人口最多的农民阶级，他们手中的土地并不足以支撑他们储备余粮应对未来将会发生的粮食危机，因此在“小冰期”来临之后，欧洲农业社会陷入了长期的停滞之中，于此相伴而来的自然是饿殍遍地、千里白骨的饥荒，直到公元1650年英国农业革命之后，欧洲农业才逐渐从饥荒的阴霾之中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