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地主阶级”已经是一个距离我们现实生活比较久远的词语。

在中国历史上，“阶级”这个词语实际上是一种身份等级的意思，和现代意义上的阶级概念不是同一回事。“地主阶级”这个词语是随着现当代的历史进程的发展而逐渐产生的。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我国以前，社会生活中并没有“地主阶级”的叫法。在二十世纪之初，地主阶级，或以地主阶级为中心的一套概念并未进入人们的认知系统。通常都是以绅户民户或者大农中农小农等来进行区分。

本文主体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对建国之初消灭了“地主阶级”的那场“土地改革”的介绍及评价，二是对于“地主阶级”的再认识。

土地改革的历史背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时，中国农村已有五分之一的乡村完成了土地改革。我党决心把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迅速推进到刚刚解放的其他各地农村。

进行土地改革的决心不仅出于农村消灭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的意识形态上的要求（即完成“新民主主义”的一个重要承诺），还包含着各种重要的政治和经济考虑。

其中一个原因是，要维护新政权的群众支持基础，就需要进行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是我党向占中国农村5亿人口70%的贫下中农许下的诺言，贫下中农是我党最大的支持者。

还有另外两个原因决定了普遍进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第一，土地改革会消灭地主阶级（从而也消除了潜在的反革命威胁），建立我党在乡村的政治权力，这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稳定。第二，土地改革出于新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期望通过土地改革，至少能够在传统耕作技术的条件下，提高农业产量；为农业技术革命奠定政治基础，而农业技术革命又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希望所在；为未来农村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基础。

传统意义上，地主阶级是一个“寄生虫”阶级，它靠收取自己拥有的土地的租金来获得财富，但对农业生产本身几乎没有什么贡献。

除了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考虑外，人类学家费孝通还指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经济事实：“地主无法排除佃户而直接从土地上得到收益，但是没有地主的帮助，佃户也能耕作土地。”

地主阶级与城市资产阶级不同的是，后者具备新政权需要和利用的经济和技术才能，而地主阶级则是一个在政治上令人生厌，在经济和社会上没有价值的阶级。

在土地改革法中涉及如何对待占农民人口30%的、没有被划为贫农和雇农的这部分农民的条款中，以及1950年夏季政府颁布的法令中，都体现了保持农业生产稳定的精神。

地主（占农村人口的4%左右，拥有30%的可耕地）的土地和财产都被政府无偿没收，分配给无土地农民或贫农。对公有土地，如乡村祠堂、寺院、教堂、学校等（通常也是由地主家庭间接控制），也采取了这样的政策。

但对被剥夺了财产的地主，也同样分给他们一份与贫农相等的土地，“使地主也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经过五年自食其力的劳动，在政治上老老实实，“地主分子”的帽子也可以摘掉。更重要的是，有关条款禁止没收“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

我党对“地主阶级”采取的比较宽厚的政策。“地主阶级”人口虽然只占农村人口的6%，但其农业产量几乎占了农业总产量的一半。

土地改革法规定：“保护富农的自耕地及其他财产不受侵犯。”

此外，还允许富农继续出租土地给佃农，但“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应予以没收”。这样，富农被允许从事两种传统形式上的剥削：能雇用农业劳动力，可以向佃户出租土地。

这样，在消灭地主阶级传统上的寄生一面的同时，也保留了他们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面，虽然后者也存在着劳动剥削。

摧毁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地主阶级是一个良好和必要的目标，但不是目的本身。正如新土地法开宗明义地提出的，长远目标是“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也正如我党当时反复强调的，不管土地改革的结果如何平均，都不会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只有通过增加农业生产总量，发展现代工业和现代技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1950年夏季，运动以非常平稳的方式开始，一系列工作都有条不紊地进行：培训进行土改的党的干部；组建和发展当地农民协会和议事机构；在华南、华中新解放区开展土地情况调查，在农民中划分阶级成分；开展教育运动；树立和推广“先进”的工作典型等等。

由于各地的社会、经济情况都不相同，土改运动开始时也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南方的宗族势力（超越不同阶级的组合）比在北方要强大得多，而党组织又比北方弱。

在许多新解放区，地主的社会经济力量也比北方各省强大。地主利用宗法联系尽可能地保护自己和自己的财产，免受即将来临的社会革命的侵犯。

许多地主逃到城市，躲藏在亲戚家中，把自己的土地和财产“借给”本村中同族的贫苦成员。有的地区，地主还对农民进行小恩小惠，让这一部分农民出面反对土地改革。

此外，从北方派到南方和西部的土改干部，常与当地党的干部发生政治冲突。北方干部希望尽可能彻底和迅速地进行土改，南方干部则常受到宗族联系或个人私交的束缚。

土地改革通常是由农民协会和民兵组织发动进行。农会取代了农村中由富裕家庭的长者构成的传统组织体系。

民兵组织取代了过去由地方上的军事“自卫队”构成的保甲体制，（自卫队多是由当地的“恶霸”组成，就是武装的匪帮，通常受地主驱使，专门对农民进行敲诈勒索和恐吓）。

我党军队一进入农村，便收拾了许多这样的恶霸。我党在农村的政治权力通过农会和民兵组织建立起来后，运动就转向社会和经济目标。

首先是地主发还农民的租金，然后，开始在农民中进行复杂的划分阶级成分、调查土地隶属情况的工作。由于乡村的阶级界限十分复杂，又常与宗族联系纠缠在一起，以及土地隶属情况有时并不明确，所以，一些问题难以定论，做出的决定也带有一定程度上的任意性。

有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不进行完全和平形式的土地改革呢？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样会带来很大的后遗症──人们把土地改革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恩赐’、‘救济’，这样打不掉几千年形成的地主阶级的威风，过了几年或者十几年后，地主阶级又会骑在农民头上，控制农村。

因为地主们的文化水平高于农民，此外，还有境外和国外的反动势力支持他们。

土地改革从1950年冬季开始，到1953年结束，共没收征收了约7亿亩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给了约三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变成了现实，长期被束缚的农村生产力也获得了历史性的大解放。

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土地改革的影响是深远的，远不是一篇小文章就可以说得明白。但有一点必须提及的是，‘阶级成分的划分’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后半生，甚至影响他们的后代的命运（这在很多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作品中也多有反映）。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来源：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邓良生：《农民运动的障碍——绅士阶级》

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国士绅》

王先明 ：《地主：阶级概念的建构与现代中国历史的展开》《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