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起，高考报名人数 8 年首降。这一现象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湖面，激起层层涟漪。它标志着学历教育的“性价比时代”正式到来。过去，高考报名人数持续攀升，学历似乎成为通往更好未来的唯一通道。然而，如今人数的下降，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学历教育的价值。或许，这意味着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更加多元化，不再仅仅局限于学历的高低。它提醒着我们，在追求学历的道路上，要更加注重自身能力的培养和提升，以适应时代的变化。

作者｜贾拥民

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

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

2025年度高考即将拉开帷幕。高考季总是牵动人心，今年当然也不例外。引人注目的是，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今年高考报名人数为1335万人，比2024年的1342万下降了7万人。这是2018年以来的首次下降。

高考报名人数在2008年报名人数达到1050万后，连续5年下降，至2013年下降到了912万人，随后出现缓慢增长（其间偶有回落）。2018年后，高考报名人数出现了明显的持续增长，特别是在2021年后，更是出现了激增：2022年比2021年增长了115万人、2023年比2022年增长了98万人，2024年又比2023年增长了51万人。有人曾经根据这一趋势预测，2025年高考报名人数，有可能会超过1400万人。

因此，高考报名人数8年首降，确实令很多人吃惊不小。

高考报名人数为什么会下降？

2025年的应届高考考生对应的是2006年、2007年的新生儿、2024年的应届高考考生对应的则是2005年、2006年的新生儿。2007年的出生人口数量为1594万、2006年则为1584万，2007年的新生儿比2006年还多了10万人。因此2025年高考学生数量的下降，显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高考适龄人口变化这个单一的因素。

从直观上看，2025年高考报名人数的下降可能有如下两个表面原因。

首先可能是因为复读生人数有所减少。

2025年，西部地区的四川、河南、山西、内蒙古、云南、陕西、青海、宁夏8个省份首次实施“新高考改革”，这应该会对复读生“再战高考”的意愿产生一定影响，而众所周知，复读生在每年高考的报名人数中所占的比例并不低。

其次可能是因为“职教高考化”的效应到2024年就已经展现得比较充分了。

2022年5月1日，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正式施行，明确规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全面打开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升学途径，也就是说，中等职校的学生也可以参加高考了，这反映在数字上，意味着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在统计时不仅包含传统的6月份普通高考报名人数，还包含了大量参加中职单招（职教高考）的学生，以及专升本考生。

现在全国职业本科高校已经达到了80余所，高职院校也达到了1500余所，这是2022年至2024年高考报名人数的大幅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这种效应在2024年已经充分展现出来了，那么就可能不会继续导致2025年高考报名人数增长。

此外，通过留学、就读国际学校等途径“逃离高考”的学生也有可能有所增加了，如果确实如此，当然也会影响高考报名人数。

但是无论怎么说，从上一年的增长51万，到这一年的减少8万，这个转折有点大，而且不能直接归结为人口结构因素，因此值得进一步深入分析。

学历教育的性价比下降可能是更深层的原因

在理想的层面上，通过考试从高中生中选拔人才，然后让他们接受大学教育，他们获得的学历，可以作为他们的知识和能力的有效信号，并且预示着他们在未来获得成功的可能性。

在西方的劳动经济学研究中，这通常反映在接受过何种程度的教育的人可以获得何种水平的收入上面，或者更具体地，“每多接受一年教育，可以多获得多少收入”上面。

当然，这种理想状况在历史和现实中几乎从来没有实现过。

在中国，普通人更常说的是，“读书有没有用”和“读书有多少用”。当然，这不是说“读书无用论”再度沉渣泛起了，敢于公开这样说的人不多。

毫无疑问，读书有用，但关键是有多少用？这实际上就是学历教育的性价比问题。

在不同的时代或历史阶段，学历教育的性价比是不一样的。

中国大陆恢复高考以来，学历教育的性价比呈现出了不断下滑的趋势。这可以从学历教育的主要作用的演变的角度来考察。大体上看，学历教育的主要作用，从一开始的提供上升通道且保证成功下限，到筛选有能力者，再到作为就业市场的入场券，再充当就业本身的缓冲池，可谓“一蟹不如一蟹”。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高学历人才在中国非常稀缺。一个人如果“会读书”，哪怕才能其实不怎么出众（例如，只是因为家庭有能力支持，通过多年复读才勉强考上了大学），获得了大学学位，那么就可以说拥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人生起点了，因为社会上很多机会都会优先赋予他，而且由于竞争者有限，其优势可以保持很长时间；或者，至少可以说，这个人日后取得一定程度成功的下限已经得到了保证。

然后，到了大学开始扩招以后，当大学生变得不再稀缺的时候，情况就变得不同了。当然在一开始，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还是比较稀缺的，而大学本科学历则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为了一张入场券，也就是说，没有它，很多时候你连被筛选的资格都没有。相反，博士，特别是名牌大学的博士，则仍然比较稀缺，但是一名大学本科生要成为名牌大学的博士，还需要付出多年的巨大努力。

即便是在这个阶段，同等学历下的成绩好坏还是可以起到一定筛选作用的（这突出表现在招聘中的“985/211 优先”现象上）。但是不可否认，“努力读书”的有用程度确实在衰减。

再后来，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全面普及化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读大学的梦想照进了现实，“剧场起立效应”也就出现了：当所有人都站起来之后，你站起来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原来看不到电影，现在仍然看不到。

2022年以后，大多数省份的高考录取率都超过了95％，而且仍然有不少招生计划未能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扩招仍然没有止步。2025年，仅仅是“双一流”高校的扩招，就达到了2万人。与此同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的扩招也同样来势凶猛。

到了这个阶段，学历教育的作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充当就业缓冲池了。许多人上大学、考研，抱着这样一个念头：“晚几年找工作，情况会变好吧。”又或者，把上大学和考研作为“考公”的准备。

然而，根据智联招聘的数据显示，2024届硕士毕业生和博士毕业生的offer获取率仅为44.4％，同比大幅下降了12.3％，低于本科毕业生的45.4％。

这个结果，当然是因为“剧场起立效应”漫延所致，同时也表明，对于普通受教育者而言，学历所承担的所有主要作用，已经失效了。学历教育的性价比，因此变低。

比“学历教育性价比下降”更致命的是错配

上面说的这些，有人可能会嗤之以鼻。这太过庸俗了吧，怎么可以只讨论学历有没有用，而不考虑知识和才能本身呢？不是有许多非常出色的人，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取得了成功吗？

对于教育，对于知识，直接以“有用”、“无用”来划分，确实显得很短视，但是作为普通人，除了尽可能地适应时代，也没有太多办法。

事实上，对于那些家庭条件较好且自身有一贯的强大内驱力和长期执行力的“头部”学生来说，中学至大学甚至更高学历教育阶段的成功，也有相当大的机会可以延续到毕业之后，这些问题也可以另当别论。

恰恰是那些作为大多数的来自普通家庭的学生，他们在不得不面对学历教育性价比下降的大环境的同时，容易暴露于如下所述的错配所带来的风险之下。

这个错配就是，学历教育的私人投入和社会收益之间的错配，即，学历教育的投入无法收回的风险基本上是个人承担的，而收益则是由整个社会享有的。

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当中素来以劳动者素质高出名，近年来更是被称誉为“工程师”之国，教育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贡献极大。

政府也对教育做出了很大的投入，但是主要的教育投入还是来自于私人，这不仅是直接花费掉的金钱，还包括了学生和家长付出的大量时间和精力。

这也就是说，普通家庭的学生在考上了大学之后，如果大学毕业后未能就业，或者就业时完全学非所用，那么对于学生和他们的家庭来说，教育投入就几乎打了水漂，这个风险基本上是要由他们自己承担的。

原因在于，虽然几乎任何一个中国家长，都会对子女说“你能读到什么层次就供你读到什么层次”，而且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他们愿意为子女受教育投入的资源可以说是不设上限的）。

但是，普通家庭的家长，未必真的尊重知识，或者说，他们不一定知道何为真正的知识，事实上，许多在他们看来无用的知识很可能才是真正长期有用的。因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往往会把学历、专业当成了知识本身，而不清楚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子女学到真正的知识。

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许多来自普通家庭的大学生，虽然非常努力，但是在大学里没能学到真正的知识。

根据经济学中的信号传播理论，学到的知识不能直接用于日后的工作可能也没有关系，因为它可以作为传递能力的信号。关键在于，与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相比，来自普通家庭的学生在锻炼自己的能力方面也往往处于劣势。

而条件优越的家庭的孩子，在大学里学什么专业可能是根本不重要的，所要求的，无非是他们真的有兴趣、有追求，因而也能学到真正的知识，并增强自己的能力、修养和素质。这可以说是一种错配。

也许，这可以说是一个颇具讽刺性的现实：心怀“正义之心”的人士希望看到，来自普通家庭的学生更愿意学习、心态更加开放，但是事实上，与不少家庭条件优越、“不需要努力就有更高的起点”的学生相比，一些来自普通家庭的大学生有时却表现得更容易接受民粹思想，对愿意传授真知识和正确思维方法的老师更加不宽容。

因此，他们也更加难以理解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知识并更早地开始积累那些真正有用的东西。于是，这些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可能还会蒙受另一种错配的风险：当他们一门心思地努力读书、拼尽全力去获得不错的学历时，离他们想实现的预期目标实际上可能更加远了。

上面这几种错配，都是微观层面上的。反映在宏观层面上的结果就是，这些年来，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含学历量”虽然快速提高了，但是对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创新的作用却没有显得那么大。

从1999年到2007年，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从6.4％提高到了13.1％，但是在2010年后却一路下降，到2023年下降至5.7％。

高考报名人数8年首降，也许标志着学历教育的“性价比时代”已经到来，因而上述错配的解决变得更加紧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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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