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我刚好在伊犁旅行,恰逢第十批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的庄严仪式。这一时刻,突如其来地让我回想起远在福州的萨镇冰,而这份情感也成为了我此行中最深刻的感动。
当我在手机上浏览相关新闻时,意外看到一段让我十分触动的短视频。画面中,一位小姑娘正在上户外体育课,她突然听见远处传来一阵轰鸣声,下意识地抬起头望向天空。只见两架歼-20战斗机与一架运-20运输机形成编队,飞行的运-20机身上,正承载着25位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时归国安息的志愿军烈士。而歼-20则在上空执行护航任务,守护这些英勇的灵魂归家。
那个小姑娘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的意义,她好奇地向老师问:“老师,那是什么呀?”我反复观看视频,却始终没能听到老师的回答。与此同时,评论区里却充满了感人的留言:
“孩子,摸摸你的脊梁骨,上面有一根,那是天上那些英雄们给你的。”
“去时百斤重,归来万丈高。”
“看啊,孩子们多开心,天上的他们此刻也许也在笑吧?”
提到脊梁骨,忽然间,我想起了运-20是不是由西安飞机工业集团生产的?想到林则徐和左宗棠曾经在西安做过的伟大事迹,我也不禁在心中揣测,也许这架运-20承载的,不仅仅是烈士的英魂,也许还包括了这些伟大人物身上的脊梁骨,承载着他们坚韧的信念与责任感。
此外,我最近还看到了一则关于我国海军的新闻。我们的第二艘国产航母“福建舰”已开始进行新的测试。尽管我不清楚这个消息的准确性,也无法预见福建舰距离正式服役还有多久,但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尤其是在此时我正在新疆思索林则徐与左宗棠的事迹时,这无疑给我带来了好消息。
离开伊犁将军府后,我突然意识到,原本我应该带上一张福建舰下水的彩照去祭拜林则徐和左宗棠的雕像。如果他们在天之灵知道中国的首艘电磁弹射航母被命名为“福建”,我不禁想象,他们是否会如同孩子般,因激动而泪流满面?
若用光绪帝当年写给邓世昌的挽联来形容,或许是:“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尽管林则徐与左宗棠早在170多年前便提出了“海防与塞防并重”的超前战略思维,但面对当时晚清的国家局势,显然,他们所处的时代物质条件有限,这一设想在实践中难以落实。
这一点,恰好可以从左宗棠晚年对于海防与塞防的态度变化中看出端倪。自从他与林则徐分别后十多年,他非常重视东南海防,甚至在赴闽任职后向清廷上奏,建议设立福建船政学堂。此举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当时中国的国防需求。
自19世纪40年代起,鸦片战争的影响促使中国舆论越来越支持加强海防。尤其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防形势愈加严峻,甚至曾有时任两广总督的叶名琛被英法联军俘虏,最终在印度因绝食而死。对于左宗棠而言,这无疑是一次深刻的触动,促使他在担任闽浙总督后,快速提出设立船政学堂的建议。
然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晚清局势再度使海防与塞防之争成为焦点。西北边境威胁日益加剧,海防与塞防的问题再次摆在了清廷面前。
历史上,关于海防与塞防的两次争论,第一次发生在1874至1875年,由于日本侵略台湾一事,海防派和塞防派之间的争论愈演愈烈。海防派以李鸿章为代表,认为东南海疆不断遭受外来侵扰,迫切需要加强海防。而塞防派则以左宗棠为代表,认为西北边境的威胁更为严重,应优先加强西北防务。
虽然两派各有道理,但最终,塞防派获得了上层的支持,左宗棠被任命为新疆总督,负责西北防务。为了安抚海防派,李鸿章等人被派往监督海防事务。表面上看,国家的国防战略似乎兼顾了海防与塞防,但实际上,西北防线却成了优先项。
尽管塞防派暂时取得了胜利,但第二次关于海防与塞防的争论却更为激烈。1879年,由于西征军未能及时收复伊犁,海防派再次获得了发言机会。此时,主流舆论转向海防,而日本的野心更是使得海防派的立场变得愈发重要。
尽管海防派的预见得到了证实,但由于晚清政府的内部复杂情况,最终的决策依然偏向了塞防派。左宗棠成功收复了新疆,但东南的海防问题却因此被忽视,最终在甲午战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中显现出了严重隐患。
虽然历史上深知海防与塞防应该并重,但由于时代与条件的制约,最终这一选择成为了历史的难题。即便今天的中国拥有强大的陆军与海军,但回顾过去,许多人依然心中充满无奈。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海防与塞防的选择依旧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议题。近年来,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我们终于可以在陆军与海军的建设上都做出相应的平衡。
如果左宗棠能够长命百岁,我相信他一定会支持海防派的主张,集中国家资源发展海军。可惜历史不能倒流,今天回望当年,我的心中不禁生出复杂的情感。
如今的中国,已经在经济发展和国防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不仅拥有了强大的陆军,还跻身世界一流的海军行列。虽然海防仍然面临一些挑战,但整体威胁已大大减轻。经过181年的风雨,中华民族终于有了机会弥补未尽的海防梦想。
西安以西的新疆已经稳固,而福州以东的台湾仍在等待。追忆先烈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海峡彼岸那片故土,仍在等待着我们将其收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