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等收入群体为何没有成为消费拉动力？

近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在央视新闻《新闻一加一》栏目视频连线时表示：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亿了，但是，大部分刚刚迈过中等收入门槛。这部分群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脆弱的，一旦遇到外部的冲击，这部分人受影响也最直接，包括对收入的影响、甚至对一部分人的就业也有影响，所以这部分人往往在体感上就更脆弱。

脆弱，只是专家的一种形象表述，或者说对中等收入群体整体实力的一种悲观描述。同样是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的实力是各不相同的。处于中等收入群体上限的居民，经济实力是比较强的，消费能力也比较强，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也很强。反之，仅仅能与中等收入群体以外的人群相比，仅仅比那些低收入人群在生活上更具有保障性，而无法在消费方面实现自由化、率性化。

这也意味着，4亿中等收入群体，仍处于低水平的中等收入阶段，处于中等收入下限附近的居民比重过大，上限附近的比重过小，中限的比重也明显偏低。如果中等收入群体中，处于中上限的比重较高的话，不仅社会财富分配的“橄榄型”格局更加明显，社会的稳定性更强，消费能力也更加充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更有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国内大循环，消费的作用极其作用。而消费的源泉来自哪，富人和穷人都不是主力，中等收入群体才是最主要的力量。只有把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挖掘出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才能充分发挥。恰恰是，由于中等收入群体中接近下限的居民比重过大，消费的摇摆性也更明显，任何因素的变化，都有可能对他们的消费信心、消费心理、消费动力产生影响。那么，对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与影响也就会很大。

而从疫情发生以来的情况看，虽然疫情已经得到全面控制，疫情对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已经结束，但是，疫情对广大居民的心理影响依然是比较大的。特别对中等收入下限附近的居民来说，影响更大。很多居民只能满足于最基本的消费，而不敢更加积极的消费，导致消费的作用力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如果能够不断地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让居民收入能够向中等收入更高的区间转移，大大增加中等收入中中上限居民的比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显著增强。

事实也是，在中等收入群体中，收入水平较高与收入水平较低者之间，消费的信心是不一样的，消费的动力也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处于中等收入下限附近的居民，很多与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观念判别不大，房贷、孩子上学、老人看病等，都是他们重点考虑的问题，也是收入分配的主要方面。为了这些方面的开支，他们可以无限地抑制其他方面的支出，导致消费很难有明显改观。相反，那些处于中等收入中上限附近的居民，在消费的理念和思路方面，就要开阔得多、感性得多，购物、旅游、健身、美容等，都会成为他们的重要选择。消费的范围也都从基本生活消费转向一般消费、精神消费、健康消费、休闲消费、娱乐消费等方面，且消费的力度比较大。

也正因为如此，在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同时，如何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是需要认真思考与解决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抓手，就是发展经济、壮大实体经济、做强制造业、维护好中小微企业的利益。房地产企业需要化解风险，城市建设也需要继续展开，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主流，都不足以对居民消费发挥积极作用。居民只有就业充分，才能保证消费稳定，居民只有手中有钱，才能消费有信心。而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是解决居民就业最稳定、最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只有发展实体经济，中国的经济才能稳健可靠，居民就业都有保障。否则，就会出现问题。就业没有保障，哪来消费动力，怎么能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社会“橄榄型”格局又如何建立。只强调中等收入群体的人数，不强调中等收入人群的分布，是盲目的，教条的，是僵化思维的体现。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滚动的，而且是流动的，是需要芝麻开花的。只有这样，消费才能步步升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才能节节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