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的领域中，竟遭遇了令人痛心的一幕。我的“人生导师”，曾在我求学之路上给予过指导与鼓励，却做出了让我难以置信的行为。他竟然剽窃了我的博士论文，将其据为己有。之后，他凭借这篇剽窃的成果拿到了巨额经费。当我发现这一真相后，试图与他沟通解决，而他却妄图以私了的方式掩盖罪行，试图逃避应有的责任。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学术道德，更是对我的极大伤害，让我对学术的诚信产生了深深的质疑。

编译 | 李思辉 张曦月

“当我打开那份标榜‘反种族主义’的课题计划书，却看到自己4年前写下的每个逗号、每处排版错误，甚至深夜改论文时为提神故意加的笑话——那一刻，学术理想碎了一地。”

近日，一封长达几千字的“自白信”震动了美国学界。明尼苏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前博士后布里吉特·戴维斯（Brigette Davis）实名指控她视为“人生导师”的学术明星蕾切尔·哈德曼（Rachel Hardeman），后者竟将她的博士论文“改头换面”后用它申请到数百万美元研究经费。

有评论称，这场牵涉种族正义、学术权力与制度包庇的丑闻，撕开了一些象牙塔最具讽刺性的遮羞布——那些高喊公平的研究者，如何亲手制造最隐秘的不公？

Rachel Hardeman 图源：明尼苏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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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被原封不动搬走

2022年深秋，戴维斯怀着对学术的期待，辞去博士后职位加入明尼苏达大学。作为关注警察暴力对少数族裔健康影响的年轻社会学家，她万万没想到，新工作的第一份基金申请文件，会成为噩梦的开端。

“当看到‘菲兰多・卡斯蒂列’‘明尼阿波利斯’这些关键词时，我还以为是地域化改编，直到发现连公式推导的标点错误都和我的论文一模一样。”戴维斯回忆，那段关于“社会政治冲突与出生结局”的论述，是她2014年在圣路易斯街头抗议迈克·布朗案（也称弗格森事件。2014年8月9日，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县的弗格森市，18岁的非裔青年迈克·布朗被一名白人警察枪击致死，由此引发了“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发生时形成的研究雏形。

为了这篇题为《长期社会政治冲突对出生结局的影响》的博士论文，她走访多个少数族裔家庭，在弗格森骚乱后的警戒线旁记录孕妇的焦虑，甚至因参与抗议被催泪瓦斯灼伤过眼睛。

2019年，戴维斯将一份倾注多年心血的博士论文提交给哈德曼审阅。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4年后，当她受邀加入一个由哈德曼主持的项目时，赫然发现项目申请书的标题、章节、结构，甚至斜体和注脚，都与自己的论文几乎一模一样。唯一的“改动”是受害者姓名和地点：“迈克·布朗”变成“菲兰多·卡斯蒂尔”“圣路易斯”换成“明尼阿波利斯”。

面对质问，哈德曼最初的反应是落泪道歉。“她说‘我太想做好这项研究了，你的思路给了我灵感’，她甚至承认用了查找替换功能。”戴维斯回忆，这位曾被她视为“黑人女性学术榜样” 的导师，转而用“学术共同体利益”施压：“如果曝光，外界会质疑整个种族健康研究领域，你忍心让我们的努力付诸东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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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的真相

这场背叛带来的心理绞杀，远比剽窃本身更具摧毁性。作为出身贫困黑人家庭的学者，戴维斯深知在白人主导的美国学术界站稳脚跟有多难。她靠“头部启动”（Head Start）项目读完小学，本科时靠给教授当助研攒学费，读博阶段因坚持研究警察暴力对母婴健康的影响，多次被评审委员会质疑“选题太政治化”。如今，亲手培育的“成果”被导师摘走，而自己竟被要求“为了种族研究大局保持沉默”。

“那段时间每天打开Zoom会议都要深呼吸十分钟，怕镜头里自己的眼泪被同事看见。”戴维斯描述，她陷入了一种荒诞的双重生活：白天参与讨论自己被剽窃的项目，晚上回家对着电脑逐字比对两份文件，血压飙升到需要随身携带降压药。更窒息的是学术声誉的隐性威胁——哈德曼团队开始在内部散布“戴维斯难以合作”的传言，暗示她“因嫉妒导师成就而制造矛盾”。

明尼苏达大学研究诚信办公室的调查，更让她感到体制性冷漠。两次审查均以“善意引用失误”结案，理由是哈德曼在基金申请末尾“模糊提及了”戴维斯未发表的论文。“未发表的学生提纲怎么能算参考文献？这就像偷了别人的手稿，在目录里写‘感谢某作者启发’就算了事。”戴维斯愤慨地指出，校方甚至建议她“接受共同作者身份”，以换取项目继续推进和推荐信支持。

这种“以利益换沉默”的压力，让戴维斯想起多年前在圣路易斯的经历——当她在抗议人群中举着“黑人母亲也需要安全”的标语时，被警察按在警车上质问，“你想毁了这座城市吗？”如今，学术权威用同样的逻辑绑架她，“你想毁了种族健康研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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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沉默之后

“我已经沉默太久了。”2025年4月10日，戴维斯在网上按下“发布”键。这篇题为《我对哈德曼的剽窃保持沉默太久了》的长文，详述了自己被剽窃的证据。

风暴随之而来。《时代》周刊曾将哈德曼列为“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的版面，此刻充满讽刺意味；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紧急冻结相关基金，明尼苏达大学被迫成立独立调查组。但最让戴维斯震撼的，是无数年轻学者的私信——有人说自己的研究思路被导师“借用”后再无下文，有人透露少数族裔学生的成果常被包装成导师的“跨学科创新”。

随着戴维斯的爆料，多名学界同行也站出来，讲述自己曾遭遇过哈德曼的“未经授权引用”或“隐性剽窃”。哈佛大学社会学者布里特妮·弗朗西斯指出，自己亲手绘制的结构性种族主义示意图，多次被哈德曼在申请书和报告中使用，却既没有征求她的同意，也没有给她署名。另一位博士生杰伊·贾德森回忆，自己在项目组中被分配到5项超负荷工作，导致发表延迟、职业发展受阻。

面对舆论压力，哈德曼坚称“无恶意，仅为疏忽”，并援引明尼苏达大学研究诚信办公室两轮调查结果，称“并无故意不当行为”。但最终，她仍在4月中旬宣布辞去CARHE（反种族主义健康公平研究中心）主任职务，任期将持续至5月14日。

“原来我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戴维斯在长文中写道。2014年弗格森骚乱夜，她和准妈妈们坐在教堂台阶上记录数据，身后的街灯在催泪瓦斯中闪烁。她的研究不是冰冷的公式，而是“真实的人生”。哈德曼替换的不只是地名，这是对苦难的消费、对学术伦理的践踏。

有人说她太傻，如果接受共同作者，至少能保住学术前途。但对戴维斯来说，如果连自己的文章所有权都不敢捍卫，还谈什么用研究改变不公？就像当年在弗格森街头，哪怕只有一个人举着灯，也要让真相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