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一个特定的“制造者”。从宏观层面看，美国自身的消费模式是重要因素之一，其过度消费且依赖进口商品满足国内需求，导致贸易逆差扩大。在产业结构方面，美国过度发展服务业，而一些制造业外迁，使得国内生产难以满足自身消费，增加了进口。此外，全球产业链分工以及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等也对贸易逆差产生影响。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贸易不平衡，如高额关税等措施有时不仅未改善逆差，反而引发贸易摩擦，进一步影响全球贸易格局。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丁雅栀】2025年4月10日，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对等关税”的税率进一步提高至125%。美国政府掀起最新一轮“关税大战”始于该国总统特朗普本月2日签署的所谓“对等关税”行政令，该行政令宣布对贸易伙伴加征10%的“最低基准关税”，并对某些国家征收更高关税。

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此前公布的关税计算公式，美国政府设定对各国最新关税的“依据”，是美国与该国的商品贸易逆差除以从该国进口的总额。这意味着美国直接把贸易逆差本身定性为“不公平贸易”的证据，并试图通过提高关税来“纠正”这一现象。

当美方对华加征畸高关税之际，这一政策再度引发了各界对贸易逆差的讨论：贸易逆差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究竟谁该为美国的贸易逆差“负责”？贸易逆差是否真如美国政府所言，是外国“占美国便宜”的证据？

被误读的贸易逆差

贸易逆差这一概念，指的是一国进口的商品和服务总额超过出口总额。现任美国政府将美国同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解读为“外国占美国便宜”，并试图通过关税手段强行“平衡”贸易。不过，事实上，贸易逆差并非源于某些国家的“不公平竞争”，而是美元特权地位与美国自身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产物。

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是导致美国贸易逆差长期存在的关键因素之一。新闻网站“对话”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认为，从跨国企业到普通家庭，全球经济活动对美元及其计价资产（包括现金、国债、公司债）的需求与日俱增。这种需求使美联储能够向海外增发货币，美国政府和企业得以低成本融资，这些都最终转化为美国民众的超额消费与投资能力。

“我们用美元和金融资产换得德国的机械、苏格兰的威士忌、中国的智能手机和墨西哥钢材——现在却将逆差归咎于贸易伙伴，这就好比责怪银行为我们提供低息贷款。”文章这样形容称。

分析认为，美国自身的经济结构转型进一步放大了逆差。据CNN报道，涵盖零售餐饮、软件通信、物流运输、文娱传媒、教育医疗及专业服务的服务业，自1939年大萧条时期就占据美国私营部门非农就业57%的份额，如今这一比例更已攀升至84%，与此相对的是，制造业在美国GDP中的占比持续下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学者谭娅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这一趋势源于多方面因素，包括金融、科技和房地产等高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资本和人才，导致制造业投资减少；全球化进程中，制造业外包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金融资本的逐利性推动企业将生产环节外包，加剧了制造业的空心化；自动化和技术进步也减少了对制造业劳动力的需求。诸多因素共同导致美国制造业出口下降，进口增加，扩大了贸易逆差。

“美国的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其国内政策的产物，而非外国‘不公平贸易’的结果。”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姜跃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同其他国家出现巨额贸易逆差有复杂的内外背景：一方面，美国本土产业“空心化”，使其对最终产品的刚性需求旺盛，但这并非强买强卖；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等部分国家不断实行“冷战思维”式“出口限制”，导致其高附加价值产品不能按需流入一些“顺差”国家。此外，美元作为世界货币，需要通过大量购买他国产品，向世界各国释放美元的流动性，从而确保美国的核心地位。

美国长期从贸易逆差中受益

“贸易逆差可能是经济出现问题的征兆，但对美国而言，情况恰恰相反。美国实际上受益于贸易逆差。”德国经济学家吕迪格·巴赫曼近日在德国电信-在线新闻网站刊登的一篇专访中说。传统认知将贸易逆差简单等同于“入不敷出”，特朗普政府也将贸易逆差描绘成“经济失败”的象征。但他们却刻意忽视了这样一个关键事实：美国正是现行体系的最大受益者。

“美国的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全球经济地位和美元主导地位的体现。”谭娅表示，美元的国际需求使美国能够通过发行美元来满足全球对其货币的需求，从而维持贸易逆差。这种机制使美国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融资，促进了其经济增长。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23年底对美国自1950年以来参与国际贸易获得的回报进行分析后认为，自1950年开始，随着全球运输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幅改善，美国在参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获益良多，2022年，美国GDP增加了2.6万亿美元，名义GDP增长高达近10%。

值得关注的是，《纽约时报》报道称，此次特朗普政府只计算了商品贸易存在的逆差，并没有考虑服务贸易。双边贸易既包括商品贸易，也包括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包括科技、媒体、金融、运输和旅游等领域。

以2024年为例。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的贸易逆差达到了1.21万亿美元。然而，这一数据掩盖了资本账户与金融账户的巨额盈余。《经济学人》称，美国服务出口总额高达1.1万亿美元，服务贸易顺差达2950亿美元，接近历史最高水平。此外，2024年，美国企业海外利润高达6320亿美元，若按标普500指数平均市盈率估算，这些利润对应的海外资产价值更是高达16.4万亿美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里卡多·豪斯曼提到，美国通过资本账户的顺差，轻松覆盖了经常账户的逆差。这种结构性优势使美国能够长期“透支消费”而不引发经济危机。

美国消费者也在国际贸易中享受到了物美价廉的产品，“中国制造”早已成为美国家庭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等关税”4月9日生效之前，美国消费者开始囤积商品，他们担心一旦关税生效，美国的零售品价格将快速上涨。路透社据智库机构估算，特朗普的新关税将在未来十年内让美国民众损失3.1万亿美元。

“用贸易逆差衡量贸易关系质量，是一个错误”

“用贸易逆差衡量贸易关系质量，是一个错误。”《纽约时报》在9日的一篇报道中写道。美国以双边贸易逆差为由，对近60个贸易伙伴加征惩罚性关税，但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一逻辑存在根本性缺陷。美国的逆差是由财政政策与资本流动驱动，与商品需求无关。若关税真能缩减逆差，更可能意味着美国的经济活力受到打击，或投资者对美国的信心出现了动摇。

谭娅认为，美国贸易逆差的背后是全球化下的国际合作与共赢分工。美国通过专注于研发、设计和品牌运营等高附加值环节，将生产制造外包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实现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一分工模式使美国消费者能够享受价格低廉的商品，同时发展中国家也通过承接制造业获得了经济增长的机会。

姜跃春对《环球时报》进一步分析称，过去几十年，随着全球产业的多轮转移，国际间按“比较优势”形成了国际分工，世界各国在这一分工体系中各得其所，基本实现了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国际贸易体系。美国作为发达国家阵营中的代表，他们希望将科技、金融等高附加值产业留在本国，而将中低端制造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分工体系既符合产业资本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是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自然选择。

他认为，不过，所谓国际分工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有存在的合理性，但随着各国实力对比和经济规模的变化，各经济体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角色和位置也不断调整、变化，这也符合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通过征收关税强大自己，拿关税当武器、惩罚贸易对象国更是拙劣之举。2018年中美贸易战更已经表明，关税战不仅无法缩减逆差，反而会推高本国通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