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建议将个税起征点从 6 万元/年提升至 10 万元/年，这一举措具有重要意义。当前，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增加，6 万元的起征点已难以充分体现公平性。提高至 10 万元后，能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让他们拥有更多可支配收入，有利于刺激消费，推动经济的内循环。尤其对于那些承担着家庭生活压力、教育医疗支出等的普通民众来说，将极大地缓解他们的经济负担，提升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发展。

3月1日，2024年度个税汇算启动，很多人都期待拿到退税“红包”。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个税改革也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话题。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经济学家、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今年将提交议案——《关于适度调整优化个人所得税税率，更好促进公平共享的建议》。

余淼杰代表建议：将个税起征点提高至10万元/年（目前为6万元/年），叠加赡养老人、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后，家庭年免税额度可达16万元，以定向减轻中等收入群体负担，释放消费潜力；建议将最高边际税率降至40%，以提升国际人才竞争力。

“消费动能不足、国际税收竞争加剧等问题仍制约高质量发展进程。”余淼杰代表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时说：“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成为深化财税改革、激活内需潜力、促进社会公平的关键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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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个税制度是“关键抓手”，

有三大理由

NBD：个税改革一直备受关注。当前个税改革为何如此紧迫？

余淼杰：2024年，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内部结构性矛盾中持续承压。宏观经济呈现复苏态势，消费动能不足、国际税收竞争加剧等问题仍制约高质量发展进程。

在此背景下，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成为深化财税改革、激活内需潜力、促进社会公平的关键抓手。

NBD：怎么理解这个“关键抓手”？个税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余淼杰：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提振居民消费、释放内需潜力，亟需税收政策精准发力。

2024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8.79万亿元，同比增长3.5%。虽保持正增长，但与新冠疫情前水平（同比增长8.0%）相比，增速显著放缓，消费复苏动能仍显不足。究其原因，中等收入群体作为消费主力，其税后可支配收入增长受限，叠加教育、医疗等刚性支出压力，抑制了消费升级。

二是应对国际人才竞争与税收博弈，要求税制对标全球标杆。

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税收政策成为各国争夺高端资源的核心工具。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37%，而我国仍维持45%的最高边际税率，高端人才税后收入竞争力不足，甚至可能加剧“高端人才逆差”。

如果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可以更好地吸引国际高端人才，提升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三是推动共同富裕，需强化税收对三次分配的调节功能。

近年来，我国慈善捐赠规模在持续扩大，2023年社会捐赠总额达1363.8亿元，同比增长25.7%，但捐赠主体结构失衡问题突出，即长期依赖企业主导，个人捐赠占比较低。究其根源，我国税收激励政策存在制度短板。比如，现行政策规定个人捐赠税前扣除限额为应纳税所得额的30%，且不可跨年度结转，这严重抑制了民间公益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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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个税起征点，

定向减轻中等收入群体负担

NBD：您在议案中提出“提高个税起征点至10万元/年”。为什么是10万元？有什么考量？

余淼杰：我建议将个税起征点提高至10万元/年，叠加赡养老人、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后，家庭年免税额度可达16万元，包括：10万元起征点+3.6万元赡养老人+2.4万元子女教育+其他扣除。

这样可以覆盖年收入12万~16万元的中等收入群体，整体政策将大幅释放消费潜力，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具体而言，同步在北上广深等高成本地区试点10万元/年的起征点，重点缓解高房价挤压效应；中西部地区则通过“赡养老人扣除翻倍+返乡就业补贴”组合，激活县域基础消费市场。

这样，通过“全国普调+区域试点”双轨策略，保障中等收入群体普惠减负，并差异化破解区域消费抑制难题，为“提低扩中”目标提供多层次支撑，为稳定社会、公平共享注入核心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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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最高边际税率，

提升国际人才竞争力

NBD：您在议案中建议降低最高边际税率至40%，这是否会影响税收公平？如何平衡国际竞争力与收入调节？

余淼杰：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并非放弃公平，而是通过“结构性优化”提升国际人才竞争力。

我国现行个税最高边际税率为45%，已偏离国际竞争力基准。我建议将最高税率降至40%，与美国（37%）、新加坡（24%）等经济体接轨，以缩小高端人才税后收入差距。

以年薪200万元为例，税率调整后，税后收入从110万元增至130万元，将显著提升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

此外，可设立跨境人才税收特区，对符合条件的境外专家实行“五年免税期”政策，参考深圳市境外人才税收补贴政策，为境外高端人才提供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

我国税率与政策的调整不仅是税制优化，更是全球创新要素配置能力的战略升级，为我国核心技术攻坚战储备关键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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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三次分配税收激励，

激活民间公益活力

NBD：如何通过税收激励激活三次分配？个人捐赠政策可以从哪些方面突破？

余淼杰：当前我国个人捐赠占比低，根源在于税收激励不足。

我建议提高个人捐赠的税前扣除比例，从当前的30%提升到40%~50%，并允许未使用额度跨年度结转，最多延续五年。这样一来，不仅能激励更多人参与公益，也能让捐赠行为变得更加可持续。

其次，简化捐赠流程是关键。通过推出“电子捐赠票据”系统，捐赠者可以更便捷地进行捐赠确认和税收抵扣，大幅缩短捐赠手续处理时间，提升捐赠者的参与度。

另外，需要加强捐赠资金的透明度，确保公益项目真正落地，也能增强公众对慈善事业的信任。为此，可以要求公益组织定期公开捐赠用途和项目审计报告，确保资金的高效使用。

与此同时，还可以设立一些奖励机制，特别是对捐赠大额资金的个人或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或荣誉称号，进一步鼓励社会各界投入公益事业。

通过这些措施的综合推进，将有效推动社会财富的合理再分配，促进更广泛的公平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