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DeepSeek为何诞生在杭州？来看看DS不会给出的答案》

杭州，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有着独特的气质孕育了DeepSeek。杭州是创新的沃土，有着活跃的科技氛围和众多优秀的科技人才。其发达的互联网产业生态为DeepSeek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与合作机会。这里包容多元的文化，鼓励创新思维的碰撞，无论是高校的科研力量还是民间的创业热情，都为DeepSeek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而且杭州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领先地位，给予了DeepSeek广阔的应用场景和数据基础，就像一片肥沃的土壤，让DeepSeek这颗科技的种子生根发芽。

作者｜ 李井奎

经济学家、科普作者

2025年的这个春节，杭州和浙江火爆了大江南北，也许，不夸张地说，也火爆了大洋两岸，火爆了全世界。原因是以大模型公司深度求索（DeepSeek）为代表、被合称为“杭州六小龙”的6家“科技新贵”，爆火出圈。

尤其是深度求索公司，DeepSeek上线后，甚至引发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和股市的恐慌，人们不禁对传统的美国科技巨头投去了怀疑的目光。至少，它们再也不能靠垄断高精尖技术和芯片算力而坐享超额利润了。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著名生物学家饶毅对DeepSeek赞誉有加，他甚至说，在科学和技术方面，DeepSeek是1840年以来中国出现的对人类最大的震撼。

在这样的成绩之下，人们不禁想问：为什么这些创新型科技新贵扎堆出现在浙江，出现在杭州呢？甚至隔壁省省会的主要领导还问出了为什么这些企业没有产生在他们那里这样的问题，引起了网络的热议。

是啊，为什么这些创新性科技企业没有出现在名校和科研院所云集的城市？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以对接国际为己任、引领中国经济腾飞的地方？甚而至于，它们也没有出现在以草根经济活力和改革开放先锋著称的区域，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何以浙江？何以杭州？

始于汉朝的文化基因：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我曾就此问题求教于多方，政界的朋友、商界的朋友、学界的朋友，他们给出的答案与我在设问之前预想的他们的答案，均没有多大区别。政界的朋友强调政府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的作用，商界的朋友强调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学界的朋友则强调浙江大学在浙江高等教育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些讲法都有其道理，甚至都可能是正确的，因为一个现象的背后，原因可能是多重的。

但最终，我的选择还是从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理解，对浙江经济和建设的体察，以及在浙江杭州二十多年的生活和阅历出发，给出一份我自己的答案。 这当然是一个极可能存在偏颇的答案，但这个答案可能是像DeepSeek这样的人工智能不一定会给出的答案。

其实，这个答案既隐藏在中国文化的历史源流之中，也暗含于新中国成立之后浙江的经济现实之内。同时，浙江经济发展的经验又使浙江的政府和人民对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所有这些汇在一起，在时空的因缘际会中成就了今天的杭州和浙江。

中国文化虽然起于先秦，但我们至今仍然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模式，我认为奠定于两汉，魏晋是东汉的延续，把东汉形成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与士族之间的关系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自此之后，中国既不再是西周那样的分封制，地方充分享受其自治自由，也不是严格的秦制，事实上，秦朝的实验也说明秦制从文化模式角度来看是失败的。

自此，中国走向了政府与精英集团的共治，只是这共治在不同的时代力量互有消长而已。不要小看这样的文化传统，它其实孕育了今天江南地区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北方士族纷纷南迁，所谓“衣冠南渡”便是指此。东晋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皇帝基本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而地方士族之间的相互制衡成为社会的共识。可以说，自两汉以来形成的相对成熟的中国文化模式，真正继承下来的地方就是江南。南北朝时期，虽然北方在武力上变得不断强大，但中华文化的正朔依然在南朝。

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纪年，便是以此为准，这是很有道理的。其中这种文化最集中聚集的地方，就是浙江。我小时候读《世说新语》，经常感到奇怪，为何“王谢”等名门望族，都聚居在浙江绍兴一带。其原因正在于，南迁的士族领袖王导选择尊重原来已经在今天的江苏南部一带扎下根来的吴地旧士族的权利，所以因八王之乱南迁的士族不得不继续向南迁居，这才来到虽然风景秀丽但土地和物产等并不算丰饶的浙江。这些士族的到来，不仅进一步开发了浙江的经济，还把中国文化模式的根给深深扎在了浙江的土地上。

此后虽然南北统一，甚至经历了唐宋元明清，但江南社会形成的这种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格局却没有根本上的变化。即便历经多次中原板荡，江南地区也依然能从这种时代变迁和政权更迭中延续自己的治理方式。

浙江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相对强大的社会中间势力，以及特殊的习惯和民情，避免了北方社会经过多次战争侵袭之后形成的政府极端强大、社会相对弱小的局面。从地理上讲，浙江靠近沿海，由于人多地少，不少人远渡重洋到海外打拼，他们更加注重工商业和逐利活动，这就相对减少了对权力的过分热衷。从文化上讲，南宋建都杭州，也更加强化了宋人注重实利的功利主义作风，这从浙江的古代哲学家如陈亮、叶适这些永嘉学派代表们的功利主义倾向可知一二。

所以，浙江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形成了政府与民间的相对的良性互动，这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亚当·斯密是非常推崇的，但他们很少强调亚当·斯密对于国民教育的重视，而这种重视便主要体现在国民对政府和市场的理解，以及对二者之间划界的认同。他认为，这是市场经济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而浙江和杭州在这方面由于历史文化因素而较好地形成了这样一个有利的发展市场的条件。

创新难以预测，但哪里不会有创新是很清楚的

但这样的条件还必须要等到改革开放之后，方能绽放其华彩。

历史再次眷顾浙江的，不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浙江受到了重视，而恰恰是它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不受器重。相比于共和国长子的东北三省，乃至邻近省份，浙江省的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比重非常低。国有经济比重低，也就意味着政府无法过于依赖国有经济，发展民营经济的意愿会更加强烈。

当然，这种发展民营经济的意愿也受到地方政府主要领导晋升意愿的影响。如果当地政府主要领导追求“政绩”的欲望过强，那么对地方经济的管制就可能更多，地方经济发展的自由空间也就越小。当年温州经济崛起之时，众人无不惊诧莫名，因为温州这个地方从历史上看几乎从来没有成为过经济发展的重镇。

不少学者研究发现，这一时期在温州主政的主要领导不少是没有太大晋升空间的干部，同时温州人多地少的矛盾又很突出，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任其发展，这就成就了后来大名鼎鼎的“温州模式”。其实，并没有什么“温州模式”，有的只是历史在不同的时间和地方所造成的偶然条件适应了市场的发展而已。

创新往往起于边缘地带。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艾西莫格鲁在他与人合著的论文《财富的逆转》中曾提到一种有趣的现象，过去500多年来晋身于世界顶级发达国家之列的国家和地区，很少是500年前时那些富庶之邦，原因是之前那些富裕的地区已经在农业时代形成了一整套从下层攫取财富供应上层精英的榨取制度，而当时落后的地区不得不从制度等角度入手改造自己的组织文化，从而弯道超车，后来居上。

从这个意义上，原来在计划经济时代走在前列的地区也面临着相同的路径依赖，而浙江因为在原有的体制下没有更大的优势，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市场，改造自己的政府与社会运作机制，实现赶超。

同样有趣的是，DeepSeek公司爆火出圈之后，人们同样惊讶地发现，它竟然不在杭州最摩登的科技新区——未来科技城。事实上，“杭州六小龙”多数位于看起来不怎么科技的老城区。创新从来都没有规律可循，你也永远不会知道，未来从那个角落会突然又冒出一个跨界的天才。

我们无法预判现代经济中创新会发生在什么地方，但我们知道它大概率不会发生在什么地方：它不会发生在年轻人的全部才智都倾洒在挤进体制内的地方，它也不会发生在政府高高在上百姓战战兢兢的地方。事实上，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才会产生更多像“杭州六小龙”这样令人惊艳的创新性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