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高天伟】

2024年12月27日上午09时03分31秒，中科宇航力箭一号遥6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这也是我国航天年度入轨发射任务收官之战。

点火升空后，火箭一、二级飞行正常，但遗憾的是，三级发动机点火约3秒后姿态失稳，箭上自主安全控制系统实施自毁，发射任务失利。

随后，中科宇航于今日午间发布情况说明：

至此，2024年我国共进行了68次入轨发射（成功66次，失利2次），发射数量在去年67次基础上再创新高，但与今年初《中国航天科技活动蓝皮书（2023年）》预计的“全年进行100次左右发射”相比，还存在明显距离。

今天笔者就来简要剖析差异的原因，以及未来应该怎样改进，以期抛砖引玉。

2024我国传统航天任务发挥稳健，数量差异主要来自新兴商业航天领域

近几年，随着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航天已经从单纯的国家指令性公益事业，逐渐演变为传统航天和商业航天共存共进的局面。这种变化既出现在美国，也出现在中国、日本、印度以及欧洲等地。

传统航天以攻关科技难题、拓展人类认知疆域、提供公益服务、树立国家形象为主要目的，代表性任务为探月、登月、空间站建设和运营、导航与定位、气象预报、国防等等。航天行为不求直接回报，但求在本领域履行好国家职责。

商业航天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设计、配置和应用航天资源，并以最终盈利为目的。典型产品如美国星链低轨星座，通过在全球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获取收益，并以此反哺上游的火箭和卫星研发制造工作，完成商业闭环。2023年，星链已经实现盈利。在我们国家，由民营企业实施的航天器研制和试验、千帆和星网两大国有低轨互联网星座建设、以及普通商业卫星发射活动，可以归入商业航天。

长远看，在PPP（公共私营合作制）等制度引导下，传统航天和商业航天终将大一统为“服务提供-服务采购”模式。但目前无论是管理体系、参与者、运作方式、技术实力还是成果，至少在我国，两者还存在显著区别。图为正在安装到蓝箭航天朱雀二号火箭上的新型商业卫星。

2024年，我国在传统航天领域、特别是国家关键项目上保持了稳健发挥，圆满完成了蓝皮书提及的嫦娥六号月背采样返回、空间站人员轮替和物资补给、实践十九号返回式卫星、中法天文卫星等重点任务，具体不再赘述。

但是在新兴商业航天领域，现实则与计划出现了较大偏差。笔者根据主要民营火箭企业（含混合所有制）以及两大星座实施方披露的数据，整理出下表：

2024年我国部分商业航天活动情况

什么原因造成了上述差距？

从技术到运营，我国商业航天尚有提升空间

商业航天任务“跳票”，可以分为技术和非技术两方面原因。

技术上，一年的实践证明，航天依旧是处于人类能力边缘的学科。任何跨越式发展，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国商业航天技术能力现实与理想目标之间，在 “上强度”之后，显露出了差距。

根据2023年末规划，2024年将是我国实现“可重复使用商业火箭首飞”和“星座密集组网发射”商业航天最具标志性梦想的元年。但实际情况如前文表格所示，原计划年内首飞的数款可复用商业火箭，至今都没有进入飞行任务准备阶段，甚至还发生了火箭在地面测试中意外飞离的公共风险事件；卫星批量产能不足、质量不稳，星座部署进度不及预期。

2024年6月30日，天兵科技旗下的天龙三号火箭在河南巩义进行火箭发动机试车时发生事故，火箭从试车架上意外起飞升空，随后在一处山区坠毁。中新网

此外，一些较成熟火箭型号出现了诸如箭体在轨碎裂，乃至飞行失利的情况。新建发射场调试、磨合时间较长、受恶劣天气影响较大，以上都是我国商业航天火箭和卫星发射数量均不及预期的重要原因。

技术之外，政策、管理、投融资关系等也是商业航天热议的难点和痛点。例如航天发射究竟有哪些审批单位，又有哪些审批环节，其中有多少是必要的，又有哪些阻碍作用大于助力？对于重大试验，如何平衡风险管控与企业自主？商业航天已被证明是“三高一长”（高投入、高技术、高风险、长周期），如何有序开展新老股权轮替，实现资金流动？相信无论企业还是监管单位，都对上面这些话题憋着一肚子话。

10年前，中国全面开放商业航天，但当时决策只解决了新兴力量“准入”问题，并没有同步全面调整航天相关法律法规。导致规则体系中不清晰、不全面、不与时俱进的部分偏多，增加了行业突发变数。新形势与老制度的冲突，随着商业航天进入冲刺发展阶段，也进一步暴露，亟须解决。

这或许也是很多航天人想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