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当古人遇到天灾，如何记录？在汉代中寻找其踪迹

现存有关于汉代灾异的记载，目前主要分布于不同的文献史料中，以《汉书》、《后汉书》以及《史记》等正史资料较为集中，而以各正史所设之《五行志》对有关的记载最为显著和详细。此外，还有一些散记于不同的文人笔记、研究著作、作品集等文献资料，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班固的《白虎通义》等。

通观汉代所见之有关灾异的文献记载及其后代所补拾之资料，关于汉代灾异的类型大体可以分为自然灾害类型、重大异象类型以及其他灾异类型。

汉代灾异的类型

一、自然灾害类型

两汉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比较高，故种类繁多，类型呈现多样化。汉代文献所见之水灾、旱灾、地震灾害、虫灾等自然灾害，以及各类的疾疫之灾等因自然灾害所引发的其他灾害在文献资料中也较为详实。我们由此便可以发现两汉时期灾异发生种类繁多，而且频率极高，说明两汉是一个灾害频繁的时代。

（一）水灾

按照因水而引起的灾害进行分类、统计和研究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水灾情况指明了方向。

首先，水灾发生数量之多。两汉水灾发生数量之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较早进行这方面数据统计的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中他认为秦汉时期水灾仅次于在《汉书·五行志》及其相关的史料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可以看出，两汉时期的水灾对人们造成的破坏性是极为巨大的。不仅灾害波及范围之广，而且造成的损失也是极其严重，这不仅仅使人们的物质财产、生活环境受到了摧残，而且还波及人们的生命安全。

（二）旱灾

两汉时期的旱灾较其他各种自然灾害而言列居首位，两汉时期旱灾数量之多，频数之高由此便可以一目了然了。这不仅是从时间的角度而言，就是在空间的分布上也可以认为其波及范围之广。若就两汉时期的水灾与旱灾进行比较，旱灾不仅拥有水灾如上述所具有的一些性质特点外，同时还兼具备了自己的独特性。汉代的旱灾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从旱灾的分布上也明显看到，这几个月共发生了58次灾害，若按照其比率计算的话，则已经超出了50%以上，也就是超过了其他如春季的16次、秋季的13次和冬季的2次。可见，这些数据远远超过一半以上。

两汉时期的旱灾就其发生的地域而言，主要集中于北方地区。当然，这也许存在文献记载疏漏的地方，但由此也都能说明北方地区的旱灾胜过于南方，这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重大异象类型

“灾异”一词常连着使用，属于合称之词，故连称为“灾异”。但在两汉时期这两者是属于不同的自然现象，前者一般指的是自然灾害，而后者通常指的是自然异象。

两汉时期的灾异现象较为频繁，这已经成为突出的现象，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关于重大的灾害现象这里则对两汉时期的重大自然异象作出梳理性探讨。仅就重大自然异象来说，汉代出现的频率也比较高，而且种类繁多，其中影响较深和较大者主要是日食和星象。

（一）日食

日食现象本是一种自然现象，可是在古代人们的观念里，它却被赋予了一种具有意志力的人文现象。

两汉时期所统计的日食出现的次数跟现在人们所统计地出现了差错，其原因可能是因所使用的方法不一致，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所导致，但是这种重大的自然异象确实已经存在，并且对后人产生一定的影响，引起人们的不断关注。

两汉文献记载中出现最多的解释者是董仲舒、刘向和刘歆父子。当然，这跟两汉时期的天人感应思想、阴阳五行学说思想有紧密的关系，但显然，这是有关日食文献记载一大特点。

（二）星象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达，人们对于星象的认识更为清晰，日月星辰所出现的异动都是天体运行规律所导致的自然现象。可是在古代社会里人们将五星与日月称为“七政”或“七曜”，这说明日月星辰就是离自己很近之事。

两汉时期人们对星象的认识也是如此，故在汉代的文献记载中人们对星象的认识则与日常生活中紧密相联。

人们将天上的星宿与地上所发生的事紧密联系起来。此外，二十八星宿还与地上的行政管理区域一一对应。二十八星宿不仅是跟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而且还与行政管理有紧密联系。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古代星宿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两汉灾异文学的意识形态背景

两汉时期灾异文学的书写与创作的思想基础，总体上看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这种阶段性的构成模式与当时的灾异思想、社会风气紧密相联。

（一）阴阳五行

阴阳五行说与国家政治治理发生紧密的联系主要见于《尚书·洪范》的记载。《洪范》篇记载的是周武王去问政于箕子，请求治国安邦之道。箕子向周武王阐释了“天地之大发”等内容，并且介绍了阴阳五行与政治治理的关系，其中涉及到了不少的政治与灾异的思想。

《洪范》篇中提出了五行排列次序及其性质与作用。五行与天上的水星、火星、木星、金星、土星相对应。在地表上也有与之对应的事物。地表上的水、火、木、金、土对应的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几种不同的功能，这些与天地之间形成对应关系。因而天地之间的紧密关系又可以与人类的咸、苦、酸、辛、甜五味相对应。实际上，五行是一个囊括天、地、人三者紧密联系的宇宙哲学思想。

我们在《洪范》篇的第一条里就能清晰地看到它所展现的一幅天人感应的哲理运行图。事实上，这样的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为后来的继承者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调。如在第八条中，有关天人感应思想的记载在文中表述得更为直接、清晰。阴阳五行思想与灾异发生的基本因素形成了紧密的联系。

（二）天人感应

在汉代而言，这种将国家政治治理与灾异思想紧密地联系起来的思想主张在当时显然是属于比较先锋的思想意识。当国家的政道荫蔽不明，政治黑暗腐败之时，灾异便容易发生。这种思想观念不仅为后来者指明了一条现实法则，而且也得到了相应的理论验证。

随着灾异与政治发生紧密联系的思想逐渐受到重视，这种思想在汉武帝时期得以官方的形式被确立和认可。随之，灾异文学思想也得到了人们普遍的接受。

汉武帝初即位的时候，曾召集天下贤良文学之士到京师，并下诏策问全贤关于灾异之事。《汉书·武帝纪》记载这段史料可以看出，汉武帝对策问之事的重视，也可以从中反映了汉武帝求贤若渴的心态。显然，这样的思想意识对于推动灾异文学思想的作用和影响是积极的，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

二、神学思想

（一）谶纬神学

东汉时期重要的一门显学。所谓谶一般是指谶语或者图谶，具有预言作用；所谓纬则是相对“经”而言的一种解经方式。谶纬的演变内涵本身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后又经过西汉末年一些重要思想家的推动和感化，逐渐形成了一门新的学问，称之谶纬神学。谶纬神学到了汉章帝时期得到官方的认可，其标志性的事件是由汉章帝主持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称之白虎之议。后由班固将其会议纪要汇集成一本书籍，取名《白虎通义》。

（二）谈论“灾异”之风气

灾异之说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些禁止的，更别说社会化了。又如《汉书·五行志》所言当时刘贺所以将自己的大臣绑缚，其理由主要是因为谈了灾异，以灾异来预言政治之事而触怒了刚上任不久的海昏侯刘贺。显然，灾异在当时还是有所禁止的。

《汉书·萧望之传》所言说萧望之借助《春秋》所载之事与当下的灾异联系起来，虽明似在讲述《春秋》之事，实际上比附着复杂的政治之事。他结合宣帝时期复杂的政治环境，半暗半明的映射着向宣帝进谏，这正符合宣帝当时的心意，最终他得以重用，成为皇帝身边的左膀右臂。

可以说，这是汉儒借助灾异为自己的仕程所铺设之路。实际上，这走的是董仲舒时期的政治路线。但是它还不能算是最显著的。这种风气最为突出的要到了如哀平、新莽、桓灵之世以后，这时期才愈演愈烈。

两汉是个灾害频繁的时期，灾害数量之多，影响之大，迫害之强，在现存汉代文献资料中时有见到。就灾害类型来说，除了上述所论之水灾、旱灾、震灾迫害性较强之外，还有其他自然灾害亦对人类物质条件、生活环境乃至精神世界造成较大的影响和创伤。这里所指之其他灾害类型主要是指虫灾、疾疫之灾以及风、霜、雪、雹、冻等自然灾害。

若考究其发生原因，事实上，这些自然灾害的引发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有内在的关联性。

两汉时期人们将彗星的出现与地上的事物联系起来，若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也许无法说的通，但是在人们的观念中确实是依据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来断定吉凶的，这已经形成了两汉文献记载的重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