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溥杰

编辑/张溥杰

引言

1927年10月15日至20日，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穆斯塔法·凯末尔发表了他著名的为期六天的演讲《努图克》，在演讲中，他讲述了土耳其独立战争和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

从本质上讲，《努图克》是一种目的论叙事，主人公战胜了巨大的困难，独自一人带领国家走向救赎。凯末尔不顾战后初期的混乱和复杂性，将独立战争描述为建国卫士与国内外敌人之间的史诗般的斗争。

因此，他强烈批评任何偏离或不同意他所提出的救国之路的想法。

他为有人主张接受国际联盟对奥斯曼帝国托管的提议感到非常愤怒，他蔑视持这种立场的知识分子、记者和政治家。

1923年共和国成立后，凯末尔与这些人中的许多人闹翻了，这些人后来批评他垄断权力，并建立了这个年轻共和国的第一个反对党。因此，在《努图克》中，授权选项的提倡者受到的关注和蔑视反映了他最近对他们的敌意，与这一想法的突出地位和实际享有的受欢迎程度不成比例。

战败就要承担后果

奥斯曼人讨论的托管权问题仅仅是扭转帝国解体的几种可能解决方案之一。巴黎的和平缔造者们设计了托管制，意在将某些领土和殖民地从德意志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分割出去，与之相反，支持托管制的奥斯曼人将其视为维护帝国完整的一种手段。

对他们来说，

将帝国置于强制性的权威之下，将是防止其他掠夺性帝国主义势力及其附庸侵蚀的最有效方法。

他们认为，面对协约国的占领、对军事资源使用的限制，以及最重要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和厌战的人民，奥斯曼人没有另一个理性的选择。

对于奥斯曼人民来说，1912年到1922年这漫长的十年是由连续冲突形成的危机时期。巴尔干战争(1912-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和土耳其独立战争(1919-1922年)几乎耗尽了帝国的人力资本，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受伤和俘虏，还有数百万人成为寡妇、孤儿和丧亲。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规模要比之前和之后的冲突大得多。

1918年10月，当枪声停止时，奥斯曼社会因大量伤亡、经济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自愿和非自愿流离失所、种族清洗、政治不稳定和文化焦虑而深受创伤。

帝国的大部分阿拉伯省份，包括当代的叙利亚、伊拉克、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被协约国占领。1918年11月，协约国军舰穿越海峡。部队随后进入首都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事实上的占领政权。

战争的结束使帝国陷入了动荡不安的痛苦时期。在战争期间统治帝国的联盟与进步委员会（CUP）的领导人于1918年11月逃离了这个国家，留下了一个很大程度上名誉扫地，但仍然完好无损的政治组织。

残酷的战时政权的崩溃，协约国军队的到来，以及威尔逊自决言论在全球的传播，在政治上前所未有的激励了奥斯曼帝国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

一系列短命的、大多无能的奥斯曼政府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挣扎，与此同时，他们试图发展一种防御性战略，以说服在巴黎召开的和平缔起者，至少挽救帝国的未占领地区。

从一开始，奥斯曼人就知道他们在巴黎的支持者很少。

协约国的政治家们对奥斯曼人毫无必要、毫无道理地参战感到愤怒。

在他们看来，如果帝国保持中立，战争早就结束了。和平缔造者也对奥斯曼人战时对待非穆斯林少数民族，特别是亚美尼亚人的行为感到愤怒。

在战争期间，CUP政府参与了雄心勃勃的人口工程项目。他们可以在不受外国干涉的情况下自由行动，对政策制定、司法管辖和执法享有完全控制，对使用暴力几乎拥有绝对垄断。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的交战国都通过拘留、驱逐和重新安置实施了“人口政治”，但没有任何一项政策对奥斯曼帝国长期建立的亚美尼亚社区具有破坏性。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关于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报道在西欧和美国广为传播，亚美尼亚人的困境吸引了普通民众和政治家的同情。

对于和平缔造者来说，奥斯曼帝国长期的治理不善，最终导致了战争大屠杀，

这表明奥斯曼土耳其人无力妥善管理多民族、多宗教的人口。

巴黎会议的普遍共识是，某些地区应该从帝国的其他地区分离出来，置于代表国际联盟的“先进国家”的强制监护之下。

在给委员会的指示中，威尔逊直言不讳地总结了和平缔造者的立场：会议的目的是将某些地区从土耳其帝国中分离出来，例如巴勒斯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以东的阿拉伯国家、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基利西亚，也许还有小亚细亚的其他地区，并将其人民的发展置于各国政府的指导之下，这些政府将充当国际联盟的附属国。随着会议的进行，还提出了更具体的任务项目，如君士坦丁堡和海峡、亚美尼亚和安纳托利亚。

面临被瓜分的危险

尽管奥斯曼人感到了人们对他们的强烈愤怒和蔑视，但他们仍然抱有希望，基于威尔森原则的根本性改革的新国际体系，最终将使他们在战后新的世界秩序中获得一个有尊严的地位。

毕竟，威尔逊在他的十四点纲领的第十二条中向他们承诺了这样的尊严：“现在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部分应该得到安全的主权，但现在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其他民族应该得到毫无疑问的生活安全和绝对不受干扰的自主发展的机会。”

对于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说，第十二点无可争议地承认了土耳其的主权，

至少在色雷斯和安纳托利亚，并表明了威尔逊个人对帝国“土耳其部分”完整的承诺。

然而，该条款并没有界定这些“土耳其部分”的边界，也没有提供任何确定这些边界的标准。结果，帝国的主要民族和宗教团体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战”，利用威尔逊的自决原则和被统治者的同意来对抗彼此。

奥斯曼少数民族接受了条款的第二部分，并向和平会议提供了大量地图、统计数据和激烈的辩论，以进一步要求自治和、或从帝国分离出去，而奥斯曼土耳其人则抓住了第一部分。

在停战协定签署和希腊第一支军队在伊兹密尔、士麦那登陆之间短暂但意义重大的六个月，见证了自下而上的政治激进主义的显著兴起，表现为当地民间社会组织的激增，其主要目的是根据“科学方法”证明当地特定的种族或民族起源。

1919年5月，希腊军队控制了安纳托利亚西部，这标志着帝国暮年的一个戏剧性转折点。这次占领激怒了奥斯曼的公众舆论，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浪潮。它被视为明显违反了自决和被统治者同意的原则，并主要以此为基础提出抗议。

此外，巴黎和会对占领的批准证实了奥斯曼人最大的担忧：

巴黎的和事佬已经下定决心瓜分帝国，包括它的“土耳其部分”。

在希腊占领土耳其之前，弥漫在奥斯曼帝国民众心中的“谨慎乐观”情绪，已被幻灭和绝望所取代。尽管奥斯曼土耳其人还没有完全放弃威尔逊和他的原则，但这次占领巩固了他们的想法，即——仅仅接受威尔逊的言论，无论它多么热情和清晰，都不足以遏制协约国的野心。

战场上急剧变化的情况，加上对帝国即将解体的深切焦虑，引发了关于帝国未来的激烈辩论，并促使奥斯曼土耳其人做出一系列回应。

寄希望于美国人

面对巨大的困难，如何避免帝国的灭亡，这一基本问题激发了公众舆论的热情，但也造成了严重的分歧。接受一个大国“托管”的想法是在这个关头提出的，作为结束帝国外交孤立和挫败任何瓜分它的企图的一种手段。

那些主张将奥斯曼帝国置于托管之下的人认为自己是“现实主义者”。

他们认为，奥斯曼人作为一个被征服的民族，只有接受一个大国的保护或托管，才能获得一定的安全。

对许多人来说，唯一能扮演这种保护角色的是美国。美国的托管不仅能确保帝国的完整，还能给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带来稳定和进步，使其免于贫困，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挫败奥斯曼少数民族的自治要求。

与那些支持美国托管的人相反，一小群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成为了英国托管或保护的狂热支持者。他们谴责美国的托管是一个空洞的幻想，声称只有一个与奥斯曼帝国特别是穆斯林有着悠久友谊历史的大国才能有效地发挥这一作用。

对他们来说，最近奥斯曼人和英国人之间的敌意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由于煽动这种敌意的联合主义者已经下台，他们相信，如果奥斯曼人呼吁他们的支持，英国人会热切地恢复与帝国的友好关系。

然而，大多数公众对托管制度仍持怀疑态度。和阿拉伯省份的土耳其人一样，

奥斯曼土耳其人担心强制政权会侵犯奥斯曼的主权。

尽管该体系将包括一个通过国际联盟进行监督的机制，但他们认为这不过是殖民统治。

这些怀疑论者中的许多人仍然钦佩威尔逊和美国是一个仁慈和无私的大国。他们认为，奥斯曼人只有在一个大国——最好是美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情况下，才能从一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

他们主张在不损害帝国独立的前提下寻求与大国发展这种关系的途径。

最后，在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行省之外，没有一个提议的托管方案得以实现。

到1920年初，最有可能接受委托的候选国——美国——已经在国际事务中退回到孤立主义立场。美国参议院一直不情愿、意见分歧，挫败了威尔逊最后一次执行亚美尼亚托管的尝试，从此结束了这一篇章。

高涨的民族主义

在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的领导下，民族主义者通过娴熟的外交手段、广泛使用高压手段和以伊斯兰爱国主义为主题的密集宣传，成功地在安纳托利亚组织了一场抵抗运动，这种宣传在“威尔逊时刻”消亡后逐渐成为民族主义言论的主导。

民族主义的胜利不仅阻止了任何托管方案的执行，还导致了对《塞夫尔条约》的修订，该条约是由1920年8月的和平缔造者强加给奥斯曼人的。

该条约规定将安纳托利亚划分为欧洲势力范围，为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划分领土，并正式将中东地区的任务分配给英国和法国。尽管与帝国阿拉伯省份有关的条款保持不变，但1923年7月在洛桑签署的一项新的和平条约取代了与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有关的条款。

虽然“托管”在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从未成为现实，但在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土耳其，它有着有趣的来源，始于共和国创始人的代表作。

《努图克》很快成为一本权威的文本，深刻影响了土耳其所有的官方历史写作。如果没有讨论托管问题，很可能会被后人遗忘。

然而，在他们的历史教科书中，一代又一代的学童读到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读到了“曼达卡”（指托管方案的拥护者们），他们充其量被描述为困惑和沮丧，最多被描述为背信弃义和对国家事业不忠。

因此，曼达卡的贬义远远超出了它的历史意义。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土耳其反美主义的兴起，这个词语重新流行，在左翼反帝术语中，

它很快成为一种便捷的称谓，用来指代任何被视为在国内与美帝国主义通敌的人。

20世纪90年代，排外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反美意味)成为土耳其所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支柱。在这些新的情况下，“曼达卡”一词的使用已经超出了具体指美帝国主义的范围，而已用来指任何被认为阴谋破坏该国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