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百姓家为何难出状元？并非他们不努力而是另有原因
科举时代，大多数进士出身的人除了自己十年寒窗苦读和运气外，另一制约着他们能否中举的关键因素便是家庭经济情况。从古至今，都说寒门难出贵子，就清代的114位状元来看，的确验证了这一说法。
从目前的所见资料来看，清代状元中出身寒门的并不多，因为考个状元的确太难了，首先生活先得有保障。从白身到秀才，到举人再到状元，必须通过三级大小共十余次考试，而且除最后一次殿试为等额考试，不再淘汰外，其余每次考试录取的比例都很小，竞争十分激烈，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能每次考试都顺利通过。
在清代，最早考上状元的是24岁，最晚的是59岁，平均夺魁年龄在34岁以上。若从16岁考起，时间最短的得考8年，最长则要考一辈子，平均要考近20年。要应付这样长期的考试，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显然是不行的。
清代状元中，出身最低贱，家庭最贫寒的是最末一科的刘春霖。他是唯一有明文记载，真正出身于平民百姓之家的读书人。刘春霖出身于河北省肃宁县北石宝村一个农民家庭，其父刘魁书是个老实淳朴的农民。刘春霖10来岁时，家乡灾害频仍，难以为生，其父不得已而投奔保定亲戚家，几经托人才在保定府谋了个差事。
刘春霖和他的哥哥留在家乡，依靠伯父，白天下地干活，夜里刻苦读书，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多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直到17岁考上秀才，情况才略有好转，不再挨饿了。
另一个出身较低贱的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状元李蟠。李蟠的祖父是给人做长随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奴仆身份。《清稗类钞》第七册《异禀类》也说李蟠参加殿试时，是带着36个馒头进场的，而《历史大观园》中，说翁同龢殿试时身上带着两支人参，相形之下更显出贫富的悬殊。
还有几位状元出身未必低贱，但考上状元前，家境不好却是明显的。最惨的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状元、浙江嘉善人蔡以台。《清代野史大观》卷五、《清稗类钞》第五册都说他是赤贫至孝，无力奉养母亲，为此，曾一度卖掉了自己的妻子。
湖南茶陵的萧锦忠，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状元。《湖南省志·人物志》和《茶陵县志》都说他早年家贫，所读的书都是亲手抄录的。
江苏溧阳的马世俊，是顺治十八年（1661）状元。此前他应考达30年之久。邓之诚《清初纪事初编》说他因家贫，“故其诗多酸辛之语”。马世俊自己有一首《泣血词》说：“双耳闭桃园，万虑忧米薪。”在中了状元后所举行的“归第”仪式中，他因备不起马车，只好徒步归寓。
江苏江宁人秦大士，为乾隆十七年（1752）状元。陈康祺说他未第时，家道中落，人口又多，家中无力供他读书，他只得卖字自给。钟骏声，浙江杭州人，咸丰十年（1860）状元，《湖墅小志》也说他“家贫，以笔耕糊口”。
龙汝言，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九年（1814）状元。《清稗类钞》第二册说他幼年家贫，靠其岳父扶植成人，长大后便招赘为女婿，以致中状元后，家里还是老婆说了算。
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姚文田，为嘉庆四年（1799）状元，据记载，他年轻时家里很穷，其父客游四方，其母沈太夫人每天教他读经，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饭。
安徽太湖人赵文楷，嘉庆元年（1796）状元，他夺魁前十分贫困，无以为生，自幼流落到太湖毗邻的湖北黄梅。黄梅布衣黄利通先生见他聪明过人，便收留了他，并教他读经史，学八股文，拿他当儿子看待，长大后还招他未上门女婿。此外据《啸亭杂录》记载，乾隆朝状元张书勋的家境也不好，较为贫寒。
从以上可以看出，清代114个状元中，只有11人是出身寒门，约占总数的10%。这个比例在清代所有进士中同样也适用，这都说明在科举时代，大多数取得功名的读书人，背后都有强大的经济作为支撑，贫寒子弟尽管也能登第，但机会明显要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