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毛主席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深深地惦念着川陕苏区的情况,他问道:川陕苏区,还有多少红军?巴山游击队怎么样?这支被毛主席如此关切的队伍,在岁月的长河中,孕育出了独特的巴山游击队文化,他们的历史,是那样的悲壮。
抗战接近尾声,一位威风凛凛的将领——许世友,写下了一份《反省自传》。在字里行间,他回忆道:当时四方面军的营、团、师、军级干部纷纷前来拜访,几乎无人不落泪。连续三天,军级和师级干部都在哭泣,那些曾经并肩作战的老同事们,都感到前途渺茫。许世友思考了数日,终于决定前往四川,与刘子才汇合,或许能在那里另起炉灶。他计划已定,路线也由他亲自规划。然而,原红四军的政治委员认为此举严重违纪,便先将许世友等三十余人扣留了下来。毛主席以其宽广胸怀处理了此事,并与许世友促膝长谈。那段话深深地触动了许世友的心弦,从此他便成为了毛主席坚定的忠实拥护者。许世友口中提到的刘子才,正是巴山游击队最初的领导者,一位响当当的人物。 1932年,刘子才跟随红四方面军辗转到了川北,担任书记。直到1935年红四方面军主力开始长征,在撤离川陕苏区前,就已经开始着手安排坚守根据地的部队,这便是巴山游击队诞生的背景。初组建之时,游击队的队员们是红31军政治部的精干力量,经过层层筛选,最终选定了红4军12师36团团长刘子才负责。在游击队的组建仪式上,徐向前掷地有声:同志们,现在我们红四方面军为了抗日大业,不得不撤离,党把这片用烈士鲜血染红的红军根据地交给了你们。今后,打赢了是你们功劳,打不赢也是你们的责任!总政委陈昌浩也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他激动地告诉大家,这里将是大家施展才华、成就一番事业的舞台。从那一刻起,巴山游击队的命运便掌握在了他们自己的手中。 巴山游击队面临的,是来自地方军阀的残酷围剿。与富庶的四川军阀相比,巴山游击队的装备极其简陋。刘子才审时度势,决定带领队伍进入巴山深处的老林子,他们的活动范围始终局限于川陕交界地带。他们多次痛击了敌对民团,并着手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的建设。在朱绍周的公署成立后,其主要目标就是消灭这支游击队。巴山游击队只能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四处转移,刘子才仔细分析着,虽然当地的民团看似乌合之众,但他们大多是本地人,对地形异常熟悉,构成的威胁也最大。 这期间,巴山游击队就像鬼魅一般,不断取得胜利,让当地军阀们眼花缭乱。他们在活动区域内,建立起了一个纵横三百里的游击根据地,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红军主力也从未忘记他们,1935年六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会宁相遇后,毛主席几乎第一时间就询问着苏区还有多少红军。张闻天也提出,要与巴南游击队建立联系,协同作战。 所有人都牵挂着巴山游击队的未来。十月份,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留在根据地的巴山游击队的一些情况被汇报给了中央。中央也在积极寻找对策,派遣人员与游击队取得联系。直到1937年下半年,何孝林终于找到了游击队,送去了信件、地图等物资,并告知游击队既然已经完成了使命,也可以回到延安,参与八路军的抗日斗争。 然而,彼时的游击队已经在深山老林中坚持了许久,他们只知道此前接受的任务是留守苏区,并不知道为何要将部队调往延安。当何孝林出现时,游击队内部充满了疑惑,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认识他,都在猜测,如果真的是组织派来的人,为何没有熟悉的面孔?是赵明恩,这位后来壮大了巴山游击队的人,成为了关键。 赵明恩早在念私塾时,就受到了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高小毕业后,他在张爱萍等人创立的《烂漫》杂志的影响下,自己创办了《半月刊》,并积极投身于共产主义青年团,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他曾经历过被兵痞出卖的险恶经历,在严酷的牢狱中,他承受了各种酷刑,却始终不屈服,坚决不泄露任何秘密。直到红四方面军攻克达县城,赵明恩才得以重获自由。游击队改编后,缩编为营级单位,赵明恩便担任起了营长的职务。是他提出了打陕安川的战略构想,在他的领导下,巴山游击队不断壮大。 站稳脚跟后,他下令不征粮,减轻百姓的负担,并以开办集市的方式来促进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形势一片大好。为了抵御严寒,他还组织战士们进行耐寒训练,这也是巴山游击队能够与敌人周旋如此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赵明恩的领导下,游击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建立起了一个纵横百里的根据地,游击区域更是达到了纵横三百里。 当组织派人前来时,决策者正是赵明恩。他深思熟虑,认为游击队如果想返回延安,就必须经过汉中平原。按照部队的正常行军速度,昼夜兼程也需要三天三夜才能到达秦岭地区。长时间在山林中作战的游击队员们,习惯了打游击战,在白天暴露在平原上的风险实在太大了。而且部队还没有发展到一千人,暂时无法承担这样的风险。就这样,巴山游击队错失了一次奔赴延安的机会。然而,对于外面的世界,他们一无所知。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国共两党促成了合作,形成一致对外的局面,双方决定放下过去的恩怨,携手共进。 中央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促成国民党当局承认了巴山游击队的合法地位。然而,此前费尽心机的国民党,对巴山游击队依旧不愿承认,他们面对这支游击队,早已是气急败坏。当新四军成立后,何孝林再次赶回四川,向巴山游击队介绍了中国革命形势的转变。习惯了山区游击战的队员们,对敌人早已习以为常,刘子才恐怕也难以理解。为了让巴山游击队相信外界的情况,王维舟在1938年春,派遣原红33军99师295团团长王正坤夫妇前去联系游击队。 王正坤以做生意为掩护,成功找到了游击队。赵明恩热情地接待了他,但提出了必须有陈昌浩的照片等物证为凭。游击队对王正坤还算比较信任,送给他大量的珍贵药材作为礼物。王正坤看到事情即将成功,赶紧返回汇报。然而,在返回的路上,他不幸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并逮捕,虽然后来被释放,却丧失了与延安的联系。在延安,周总理一直焦急地等待着巴山游击队的消息,等待了许久却毫无音讯。周总理有些着急,便找来了赵明恩的哥哥赵明贞,让他给哥哥写一封信,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周总理又让赵明恩的同学魏传统也写一封信,以佐证其真实性。长期在山林中战斗的巴山游击队,时刻保持高度警戒,这也是他们迟迟没有回应的原因。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信件的内容分为三个方向:首先是红军曾经走过弯路,现在已经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其次是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共两党要实现一致对外的合作;最后,然而国民党却不愿承认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只能想方设法将部队拉回来。很遗憾,这次联系因为时局的特殊性,再次未能成形。几次联系的线都断了,此时的巴山游击队,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其实,巴山游击队一直渴望回到组织的怀抱,但他们是一群执行力超强的战士,接到的命令是坚守根据地,他们就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在接到其他任务的时候,他们必须充分核实其真实性,否则他们不会轻举妄动。由于全面抗战的爆发,国民党将总部迁到了重庆,巴山游击队就近威胁着重庆,剑指汉中。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胡宗南新编第九师和川军的进攻都被巴山游击队给击溃了,一千多敌人落荒而逃。 然而,国民党始终没有放弃消灭巴山游击队的目标,于是采取了更为残酷的手段。1939年冬天,川军164师的一个旅长与汉中绥靖公署共计7000多人,对游击队实行了南北夹击。这位旅长名叫李子猷,他本身就是巴中人,对当地的地形十分了解。经过分析,他找到了巴山游击队赖以生存的根本所在,于是干脆狠下心来,将游击区的百姓全部驱赶,制造了一片无人区,企图活生生地将游击队围困致死。对于巴山游击队来说,最为艰难的时刻到了。那时的游击区已经是冰天雪地,战士们却没有任何补给,只能靠吃草根和树皮来充饥。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巴山游击队仍在顽强战斗,依旧在执行任务。然而,一支队伍中,终究难免出现叛徒。一位名叫管业元的副营长,不堪忍受当时的艰苦条件,竟然偷偷投敌。 由于他的出卖,老管理排长不幸被杀害,从此山上储存的粮食就再无人知晓。国民党抓住了这次机会,让管业元带路搜捕游击队。由于他非常熟悉游击队的情况,几次带路都使得游击队陷入了更大的困境。1940年3月,游击队转移到陕西碑坝附近,与大量的敌人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打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绝大多数战士都光荣牺牲了。 游击队的领导之一赵明恩奇迹般地突围了出来,身边仅剩下了三个战士。他打算先回到老家,在那里重新开始革命,再寻求组织的帮助。然而,在回家的路上,他还是不幸被杀害。刘子才则提前突围下山,与赵明恩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一路走到了八里铺,用此前存下的钱买下了几十斤棉花,并且给自己取了一个符合身份的新名字:陈花匠。 他的想法是:以弹棉花为掩护,找到游击队员朱永安。朱永安是游击队的一条后路,在游击队逐渐陷入困境的时候,赵明恩就提前派出了朱永安先返回家乡躲起来,如果巴山游击队在山里遭遇失败,那么朱永安就可以出动,重新组织大家。刘子才下山后,很快就找到了朱永安,两人联系起来,又陆续找到了几十个队员。然而,在1940年5月,朱永安来到了县城打听消息时,不幸被叛徒认了出来。叛徒立即将情报汇报给国民党主子,国民党派人一路跟踪朱永安,最终将刘子才抓捕。一个月后,刘子才在南江县内英勇就义,至此,巴山游击队彻底覆灭。 然而,这个消息中央却未能及时得知,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都十分牵挂着这支队伍的情况,依然在想方设法与他们取得联系。中央再度派出了巴中人杨桂林,让他再去想办法联系游击队。川康特委的饶茂文也得到了消息,也在努力地搜寻着游击队的情况。但饶茂文最终还是在南江县打听到了消息,得知了这支队伍经过五年的浴血奋战,最终全部牺牲的结局。这支游击队,从未辜负过自己的使命。在1935年底,他们已经发展到了一千两百多人,规模已经相当壮大。1952年,李子猷在被检举揭发后也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他写道:在国家危难之际,以北上抗日为名,把枪口对准了巴山游击队,赵明恩、刘子才等人,对共产党极其忠诚。1987年,徐向前题词:巴山游击队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2003年,在南江县,曾经的巴山游击队指挥部被修建成纪念馆,并成为了重要的教育基地。红军长征途中,那支坚持作战的巴山游击队没有前往延安,原因复杂,但他们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热情,却永远激励着人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