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开国中将韦杰临终前,发出了一声感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180师失利,把棍子打在180师屁股上是不公道的。”
为什么韦杰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提起这场久远的战役?他为何要为180师说话?
回望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这场战役充满了变数与艰难。美军在前四次战役中损失惨重,尤其是长津湖一战后,美军的整体士气和战斗力都受到了严重打击。
然而,志愿军在连连胜利之后,却面临着极大的后勤和资源困境。第五次战役的出发点是积极的——多消灭敌人,多占领有利的战略地带,以推动和谈进程,但现实远比愿望复杂得多。
从指挥角度来看,整个战役的目标和任务超出了志愿军的实际能力。当时,美军的火力、后勤保障和通讯设备都远远领先于志愿军,而我们却因种种原因,没能充分洞察美军的战术意图,未能预见其在战场上的诱敌深入策略。
在第五次战役中,通讯联络成为致命短板。由于敌军的空袭和我军通讯系统的落后,指挥系统屡屡中断。上级无法及时了解下属部队的战况,180师等部队在执行任务时,常常得不到准确的指令,甚至连最基本的后援支援都无法及时到位。
更为严峻的是,后勤供应的极度不足,尤其在战斗进入胶着阶段后,志愿军远离后方补给线,物资的短缺让战士们陷入了绝境。
粮弹不足的情况下,许多战士被迫以野草、野菜维持生命,甚至有人因饥饿或误食毒草而丧命。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180师坚持到了最后,展现了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
兵力分散,是第五次战役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各部队几乎没有预备队,在敌人发动反攻时,180师陷入了极度孤立的状态。他们的友军未能及时支援,导致180师不得不背水作战,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中。
指挥不严密和协同不畅,加剧了战场上的混乱。部队无法有效协调,特别是在180师面临敌人重兵围攻时,其他部队的突然后撤,进一步暴露了180师的侧翼,使得该部队陷入了无比艰难的境地。180师无奈进行分散突围,而这恰恰被许多人误解为缺乏战斗意志和军事指挥上的重大失误。
不可否认,180师的失利与其自身的主观问题也有一定关联。缺乏经验的指挥导致他们在选择阵地时犯了错误,他们选择在北汉江以南背水而战,未能扼守关键要道,导致敌人迅速突破防线。
此外,180师的部分领导干部在危急时刻出现了动摇,未能坚定地履行指挥职责,导致局面进一步恶化。
但即便如此,180师的战士们依然表现出了英勇无畏的精神。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他们顽强抗击敌人,用生命捍卫了军人的尊严。
被围困在敌后时,他们并没有轻易放弃,而是拼死突围,展现了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
战役结束后,180师的领导层遭到了严厉的处分。师长郑其贵被撤职,副师长段龙章同样被免去职务,然而,参谋长王振邦因成功率领部分士兵突围而未受处分,成为师内唯一未受影响的高级军官。后来,在夏季反攻和金城战役中,180师重新崛起,为洗刷第五次战役的“耻辱”而奋战。
尽管战后180师表现出色,但许多批评依然集中在他们在第五次战役中的表现,认为他们在指挥上缺乏果断,政治上出现了动摇。
然而,部分西路军老兵如胡景义坚决反对这种批评,认为当时集中突围的条件已不存在,分散突围实属无奈之举。
韦杰作为志愿军的一员,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第五次战役中的艰难和180师的处境。他的那声感慨,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公正评价发出的质疑,也是对战士们在极端条件下奋勇抗敌的高度肯定。
在韦杰看来,180师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并没有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们只是一个由新兵、学生兵和起义人员组成的部队,编制尚不成熟,远不如那些久经沙场的老部队。
他们在敌人的围困中拼杀数日,断粮数天,为掩护大部队转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样的英勇和坚韧不应该被历史遗忘,更不应该因为一次失利而被彻底否定。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中国军人的骄傲,但这段历史并非一帆风顺,180师的失利,正是战争残酷性的真实写照。
当历史的尘埃落定,回首那场战役,或许我们能更加理解韦杰的这句话:“把棍子打在180师的屁股上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