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山水”本体困境与精神价值的几点思考——根据在广州画院“和鸣南粤第五回展”学术交流会上的发言整理

张演钦

一、从媒介本体看：传统语言系统如何回应现代经验？

中国画分山水、人物、花鸟三科，各自承载一套完整的审美语言与精神指向。其中，“山水”不仅仅是地形地貌的描绘，更是一种哲学化的观照方式，它以“游观”逻辑和笔墨虚淡的审美理想，构筑了农耕文明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化表达。如今有人提出“城市山水”，首先需要面对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城市是现代文明密度最高的载体，而山水画的语言系统生长于前工业社会。当我们用山水框架去“收纳”城市时，这种转译究竟是在拓展山水的表现边界，还是在用一套渐趋固化的审美惯性去稀释我们对城市生活的真实感知？

一个值得警惕的倾向是，若仅将城市处理为山水画中的新型点缀物，那么“城市山水”便容易停留于题材层面的更替，并未真正触及语言系统的结构性转化。回望西方艺术史，工业文明的降临对古典艺术传统造成了剧烈冲击，催生了从印象派到观念艺术的一系列范式革命，艺术语言的迭代与现代性进程保持了高度同步。这一参照系提示我们：中国画在面对现代性经验时，是否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语言转化？还是说，我们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以农耕时代的审美成规来处理工业文明和信息时代的经验？

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国画系统完全没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事实上，从高剑父“折中中西”到林风眠“调和论”，从徐悲鸿写实主义到李可染“为祖国河山立传”，乃至八五新潮后的实验水墨，国画体系内已发生多次剧烈震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探索是在“传统框架”内部做增量式的丰富，还是真正触及了“山水”作为一套观照系统的本体逻辑？这组追问，正是“城市山水”在理论层面必须直面的核心命题。

二、从文化心理看：山水与城市之间的深层张力

山水与城市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文化心理张力。城市生活以其高速、密集和高度异化的特征，持续刺激着现代人的感官与神经，而山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长期扮演着“精神飞地”的角色——它是逃离尘嚣、安顿心灵的理想去处。这种心理结构本身便暗示着：山水在集体无意识中是与城市构成对立或补充关系的存在。

明清时期江南园林的兴盛，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历史线索。园林的本质是在城市腹地再造一套“微缩自然”，这是对城市的“逃离”，另一方面也是在为城市生活提供一种必要的审美补偿和精神平衡。园林是“城市化的自然化”——它承认了城市存在的不可逆性，同时试图在城市的缝隙中保留自然的精神秩序。这一历史经验提示我们：“城市山水”可以被看作一种新的文化合成物的试探性出场。

将“城市”与“山水”并置，确实包含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正如我在发言中提及的当代艺术作品“给地球一万块石头命名”所提示的，现代性已对时间和空间进行了高度渗透性的覆盖，我们已很难退回某种纯粹的自然。这种无处可逃的境遇是真实的，而“城市山水”之所以被反复讨论，正折射出当代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深层渴望与焦虑。

三、回到艺术的本职：精神价值的当代激活

无论如何，艺术最终需要回应人的精神需求。在景观社会全面渗透的今天，好的艺术依然有能力提供精神的安顿与反思的空间。山水画传统中“澄怀观道”的境界追求，如果能够被重新激活，恰恰可以成为一种对抗异化的精神资源。

需要强调的是，“山水”在此处应从双重维度加以理解：作为一种绘画类型，它的语言系统确实面临着现代性经验的挑战；但作为一种精神取向，它所蕴含的观照方式、时空经验和生命态度，未必与当代生活截然对立。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在实践中超越题材和技法的简单延续，真正实现精神层面的创造性转化。这意味着创作者既不盲目复古，也不盲目跟随西方潮流，而是以当下的生存体验为起点，在传统与当代的张力中寻找新的表达可能。

“城市山水”的真正价值，或许不在于它能否完美地画出高楼与立交桥，而在于它能否在都市的缝隙中重新激活一种安顿身心的方式。这是对艺术家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这一命题得以成立的合法性所在。

责编丨王绮彤

审核丨刘以杰

终审丨张演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