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和杨振宁曾关系亲密，却因为一个小问题产生分歧，杨振宁甚至在信里用到了“perfidious（背信弃义的）”这个单词，言指对方背信弃义。李政道回家后做了一晚上噩梦，两人友谊也走到了尽头，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两位物理天才原本合作愉快，却因为论文署名闹翻了，1946年，蒋介石对原子弹产生了浓厚兴趣，拿出一笔经费打算试试水，有物理学家建议先选拔一批年轻人去美国学习。20岁的李政道有幸获得了这个机会。

美国不糊涂，核心技术怎能让外国人轻易掌握，中国考察小组只得原地解散。好在经费还在，李政道去了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教授，一门心思研究起了理论物理，24岁的杨振宁正在这里读研究生。

两人有4岁的差距，都来自中国，自然而然走到了一起。杨振宁当时已经成为同学眼中公认的天才型学子，主动帮李政道等人预订了学校国际公寓的房间，曾有共同朋友说他如同“兄长”。

1951年，李政道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又一次见到了杨振宁。他们经常一起坐在草坪上讨论问题，后来合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一时间获得学术界好评，爱因斯坦亲自约见了他们。

可是人就会有摩擦，一件小事竟让他们出现了分歧，按照学术界惯例，作者署名应该依据26个英文字母的顺序排列，“Li”的“L”，排在“Yang”的“Y”前面，年龄资历较小的李政道应该放在前面。

杨振宁不同意了，中国人本就尊重年长者，更何况他解答过很多物理方面的疑惑，平时还掏心费力帮忙，他认为自己应该成为第一作者。李政道懵了，英文论文都遵循作者首字母排前面的惯例，突然乱了顺序，编辑和读者会怎么看？

李政道尊重学长，第一篇同意把杨振宁的名字放在前面，第二篇论文要发表时，他翻出了其他论文，表明按字母顺序才是国际惯例，终于说服了对方。虽然事情结束了，但两人自此有了心结，后来在研究所再也没有联名发表过论文。

1955年，两人的关系破冰，李政道不经意间发现，杨振宁一篇论文中存在问题。他直言相告，还进行了激烈讨论。杨振宁发现问题确实存在，联名发表了修正后的成果，让李政道排在前面。

1956年到1962年，他们合写了32篇论文，覆盖了粒子物理、统计力学等话题，几乎横扫物理学领域。他们对“宇称守恒定律”在弱相互作用中有效性进行质疑，也因此一起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能获得至高荣誉，谁不为之欣喜呢？没想到矛盾又来了。诺贝尔委员会发出的所有通知里，以及各大媒体的报道里，两人名字顺序跟获奖论文署名一致。可杨振宁到了瑞典突然提出，希望按年龄顺序，第一个上台受奖。

李政道不同意，杨振宁找了李政道的妻子秦惠莙，请她出面劝说。妻子出于大局考虑，表示在外国人面前为这件事闹出笑话，太丢人了，李政道只好再次让步。

1962年5月，美国《纽约客》刊登了一篇长文，文章回顾了杨、李二人的故事。文章刊发前，杂志社把校样分别寄给两人审阅，李政道没提什么意见。杨振宁则说文章里几处关键位置，希望自己的名字排在前面。

李政道失望了，两人曾有过一次长谈，可都很情绪化。6月杨振宁一封信里竟用到了“perfidious”一词，再次让关系冰冷了下来。

同年11月，李政道递交了辞呈，说“完全出于个人原因”。奥本海默听闻两人决裂，感到非常惋惜，他不理解中国文化，更无法明白为何一个知名学者会在署名上“斤斤计较”。

友谊破碎了，两人再也没合作过，这件事没法区分谁对谁错，如果你是科研成果的主导者，资历更老，会让小辈排在自己前面吗？毕竟印在论文上了，后人总是会想知道谁的贡献更大。

这场决裂的代价有点大，两人合作期间，产出足以改变物理学格局的成果，他们把大量精力花在了解决心结上，以至于决裂后，“1+1远大于2”的效应再也没有出现过。学术界的一件小事可以很大，只希望类似的事情少上演，否则将是全人类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