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和杨振宁曾关系亲密,却因为一个小问题产生分歧,杨振宁甚至在信里用到了“perfidious(背信弃义的)”这个单词,言指对方背信弃义。李政道回家后做了一晚上噩梦,两人友谊也走到了尽头,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两位物理天才原本合作愉快,却因为论文署名闹翻了,1946年,蒋介石对原子弹产生了浓厚兴趣,拿出一笔经费打算试试水,有物理学家建议先选拔一批年轻人去美国学习。20岁的李政道有幸获得了这个机会。
美国不糊涂,核心技术怎能让外国人轻易掌握,中国考察小组只得原地解散。好在经费还在,李政道去了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教授,一门心思研究起了理论物理,24岁的杨振宁正在这里读研究生。
两人有4岁的差距,都来自中国,自然而然走到了一起。杨振宁当时已经成为同学眼中公认的天才型学子,主动帮李政道等人预订了学校国际公寓的房间,曾有共同朋友说他如同“兄长”。
1951年,李政道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又一次见到了杨振宁。他们经常一起坐在草坪上讨论问题,后来合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一时间获得学术界好评,爱因斯坦亲自约见了他们。
可是人就会有摩擦,一件小事竟让他们出现了分歧,按照学术界惯例,作者署名应该依据26个英文字母的顺序排列,“Li”的“L”,排在“Yang”的“Y”前面,年龄资历较小的李政道应该放在前面。
杨振宁不同意了,中国人本就尊重年长者,更何况他解答过很多物理方面的疑惑,平时还掏心费力帮忙,他认为自己应该成为第一作者。李政道懵了,英文论文都遵循作者首字母排前面的惯例,突然乱了顺序,编辑和读者会怎么看?
李政道尊重学长,第一篇同意把杨振宁的名字放在前面,第二篇论文要发表时,他翻出了其他论文,表明按字母顺序才是国际惯例,终于说服了对方。虽然事情结束了,但两人自此有了心结,后来在研究所再也没有联名发表过论文。
1955年,两人的关系破冰,李政道不经意间发现,杨振宁一篇论文中存在问题。他直言相告,还进行了激烈讨论。杨振宁发现问题确实存在,联名发表了修正后的成果,让李政道排在前面。
1956年到1962年,他们合写了32篇论文,覆盖了粒子物理、统计力学等话题,几乎横扫物理学领域。他们对“宇称守恒定律”在弱相互作用中有效性进行质疑,也因此一起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能获得至高荣誉,谁不为之欣喜呢?没想到矛盾又来了。诺贝尔委员会发出的所有通知里,以及各大媒体的报道里,两人名字顺序跟获奖论文署名一致。可杨振宁到了瑞典突然提出,希望按年龄顺序,第一个上台受奖。
李政道不同意,杨振宁找了李政道的妻子秦惠莙,请她出面劝说。妻子出于大局考虑,表示在外国人面前为这件事闹出笑话,太丢人了,李政道只好再次让步。
1962年5月,美国《纽约客》刊登了一篇长文,文章回顾了杨、李二人的故事。文章刊发前,杂志社把校样分别寄给两人审阅,李政道没提什么意见。杨振宁则说文章里几处关键位置,希望自己的名字排在前面。
李政道失望了,两人曾有过一次长谈,可都很情绪化。6月杨振宁一封信里竟用到了“perfidious”一词,再次让关系冰冷了下来。
同年11月,李政道递交了辞呈,说“完全出于个人原因”。奥本海默听闻两人决裂,感到非常惋惜,他不理解中国文化,更无法明白为何一个知名学者会在署名上“斤斤计较”。
友谊破碎了,两人再也没合作过,这件事没法区分谁对谁错,如果你是科研成果的主导者,资历更老,会让小辈排在自己前面吗?毕竟印在论文上了,后人总是会想知道谁的贡献更大。
这场决裂的代价有点大,两人合作期间,产出足以改变物理学格局的成果,他们把大量精力花在了解决心结上,以至于决裂后,“1+1远大于2”的效应再也没有出现过。学术界的一件小事可以很大,只希望类似的事情少上演,否则将是全人类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