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和拜登的前辈们，是如何融入美国社会主流的？_资讯

万斯和拜登的前辈们，是如何融入美国社会主流的？

创始人

2024-12-12 17: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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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万斯被提名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他是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幸运儿”，却是“乡下人”的后代，也是世代贫苦的苏格兰-爱尔兰后裔，他有着爱尔兰血统的外祖父母是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数百万白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

而现任美国总统拜登也同样是爱尔兰裔。

爱尔兰移民新大陆的热潮始于19世纪马铃薯大饥荒之后。在《棺材船：爱尔兰大饥荒时期海上的生与死》中，你能看见爱尔兰移民如何从饥荒难民、离地农民、济贫院穷人、罪犯成为跨国劳工，他们在19世纪复杂的资本主义跨国网络中苦苦求生。到了今天，无论是作为身处“锈带”的白人工人阶级，还是总统候选人，爱尔兰裔对美国政坛的重要程度都不言而喻。那么，万斯和拜登的前辈们，是如何融入社会主流，从新移民成为美国选民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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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材船：爱尔兰大饥荒时期海上的生与死》

[爱尔兰]奇安·T.麦克马洪著

初庆东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3月

帮助新移民成为美国选民

文 |奇安·T. 麦克马洪

来源 |《棺材船：爱尔兰大饥荒时期海上的生与死》

由于移民管制仍处在起步阶段，私人慈善组织的影响力尤其大。这些移民协会主要由第一代和第二代中产阶级移民提供人员和资金支持，他们的目标是在航行的每一个阶段打击欺骗和抢劫行为。例如，1841年成立的纽约爱尔兰移民协会，在爱尔兰银行开立了一个账户，人们可以在此提取汇票。任何人只要向该协会位于曼哈顿云杉街的办公室寄送一笔款项，并附上“明确的书面说明”，说明这笔款项应该支付给谁、在哪里支付，就可以将这笔钱安全地汇到国外。同样，成立于1848年的费城移民友谊会旨在“确保移民到达后不被强加无理要求”，并帮助他们找到好的工作和住处。跨大西洋的团结合作在19世纪中期的废奴运动等其他慈善运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精神的感召下，贫穷移民的中产阶级朋友试图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建立跨国联系。虽然利物浦没有创建像纽约或费城那样规模的移民协会，但一些市民、代理人和报纸编辑确实与北美团体合作，传播移民指南和信息。这些保护性服务往往承载着经营者的道德使命。例如，1851年移民保护协会在都柏林成立时，《民族报》强调的不仅仅是它打击欺诈行为的能力。《民族报》评论道：“将一位毫无防备、淳朴的年轻女子，交由一个移民家庭精心照料”，无论是在航行前、航行中，还是在航行后，这“都是一种无价的保护”。与此同时，在波士顿，1848年爱尔兰革命的流亡者托马斯·达西·麦基，敦促移民协会不仅要提供现金援助，还要帮助新移民成为美国选民。麦基认为：“防止行乞是极好的，但成为公民更是如此。”

1852年前往澳大利亚的“布尔纳夫”号（Bourneuf）的一个横截面，这是一艘双层甲板的移民船

虽然船长和船员通常认为他们的乘客只是乘客而已，但当乘客上岸后出现困难时，轮船公司有时也会尽最大努力来帮助他们。费城科普家族轮船公司的记录表明，船主认为自己在各方面均负有责任。例如，科普公司在写给船长的一封信中，试图帮助一名乘客找回丢失的行李。1852年，詹姆斯·里奇从利物浦航行到费城，他把“一个黑色把手的红箱子和一桶货物（都没有标记）”落在“萨拉纳克”号上。如果船长能够找到行李，他请求把它们交给利物浦一个叫约翰·加拉格尔的人。科普公司还回复公众的来信，这些书信要求更新乘坐该公司船只的家属动态。

……那些抵达澳大利亚的爱尔兰人通常会接触到一个监管更为严格的环境，这让他们更不容易受到欺诈和虐待。从1848年开始，坐落在悉尼麦考瑞街一处旧营房里的女性移民站，开始为单身女性提供临时住所并介绍工作。1852年，伯肯黑德也建立了一个类似的移民站。在等待家人前来接应（或在移民站的“招聘房”中寻找工作）时，这些妇女可以住在宿舍，并有人给她们提供食物。1850年2月，当“托马斯·阿巴斯诺特”号搭载的近200名爱尔兰“女孤儿”抵达悉尼时，她们就住在那里。在悉尼逗留一个星期后，船上的外科医生查尔斯·斯特拉特陪着100多名孤儿，乘坐马车耗时2周前往亚斯寻找家仆的工作。许多澳大利亚移民担心爱尔兰女性贫民的涌入会破坏殖民地的社会风气，但悉尼的《人民拥护者报》认为，这些女性将成为“帝国的乳母，我们相信这个帝国注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运送犯人的船在航行中被严密监视，这意味着犯人在到达时既受到限制又受到保护。1848年，当300名爱尔兰男性犯人乘坐“佩斯汤基·伯曼基”号前往范迪门之地时，都柏林政府给殖民地政府写信，建议他们让这些人接受劳动和道德改造，防止他们“突然暴露在殖民地的诱惑之下而没有约束或监督”。那些获准离开的犯人可以受雇为劳工。1849年，在乔纳森·奎恩下船之前，就有一些雇主登船招人。“我成了一名牧羊人，不让自己闲着，一年工作12个月，以获得12英镑的工资”，奎恩告诉他在阿尔马的父母。在那之后，他“可以自由前往任何他认为适合的地方”。

建于1852年的移民站

总之，无论是在加拿大、美国还是澳大利亚登陆，大饥荒时期成千上万的爱尔兰移民从各类政府机构和“上层社会”获得帮助。爱尔兰移民发现自己身处异国他乡，且预算紧张，他们寻求有钱人的支持，这是合情合理的。此外，从资助者的角度来看，资助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对于那些在大英帝国政府中掌握实权的人来说，帮助贫穷的移民找到工作和住宿是一剂良药，以应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港口城市日益严重的疾病和犯罪。通过行使“慈善”的父权制，也让现存的社会等级制度具体化。1847年7月，当一些受地主资助的移民从伦敦德里起航，殖民地土地和移民委员会的斯蒂芬·沃尔科特要求布坎南想方设法帮助他们，只要不违背“移民保护协会公平地为出身卑微的移民提供的照料和建议”。马修·高尔曼等人提出，移民协会等中产阶级的慈善组织，也有利于北美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将新来的工人引导到劳动力短缺的地区，并鼓励移民同化、归化和追随他们的领袖，从而促进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发展。如此一来，对于那些希望巩固19世纪中期英语世界社会结构的人而言，数百万穷人的迁移为其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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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贫困移民友好的报纸

1850年在克莱尔郡基尔基失事的“德蒙德”号。来源:《伦敦新闻画报》1850年12月7日

每周出版一期的报纸为新来的移民提供了另一种资源。尽管19世纪中期爱尔兰人的识字率约为50%（并且受到相当大的地区差异的影响），但大众媒介在爱尔兰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那些付不起全价的人经常与邻居分摊订阅费，或者去阅览室和图书馆翻看，此时这种现象在岛上蔓延开来。公开朗读报纸，也就是一个人为听众大声地朗读报纸专栏文章，成为一种流行的消遣方式，这也是文盲了解新闻和观点的一种常见方式。……“他们很喜欢阅读爱尔兰的报纸”，穆赫兰写道，“坎宁安小姐好心送来一份科尔雷恩的报纸，我就在他们中间传阅”。大众媒介是那些寻求过渡到新社会之人的重要资产。

……对于移民共同体的中产阶级领导者而言，大众媒介是传播资产阶级理想和价值观念的关键动力。在1848 年纽约《民族报》创刊后的几个月，托马斯·达西·麦基敦促读者把这份报纸作为一种训练工具，使自己成为受人尊敬的美国公民。1849 年2 月，麦基宣称：“最深入的研究、最纯粹的口才、最崇高的道德，都可以从报纸上看到。”“最重要的是，当美国社会出现固化时，我们需要报纸，我们需要人类头脑所能提供的一切智慧，来引导社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一年半后，麦基在与纽约的罗马天主教主教发生公开争吵后搬到波士顿，他利用自己的新报纸来夸耀一份好的报纸所具有的广泛价值。“报纸是现代文明最伟大的引擎之一”，麦基在《美国凯尔特人报》上说道，“从阅读中可以获得大量有用的信息和愉快的消遣”。与多纳霍有着密切工作联系的奥汉隆，在他的爱尔兰移民指南中赞扬大众媒介的作用。在他看来，一份好的报纸可以为整个家庭服务。奥汉隆建议，家家户户都应订阅一到两份像样的报纸。如果负担不起全部费用，可以鼓励邻居分担订阅费用。奥汉隆宣称，经常读报的家庭“更聪明，更尊重常识，也更善于利用市场、金钱、商业和政治交易”。

大众媒介对不久前抵达的移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特别是许多人在当地报纸的“寻人启事”板块购买版面，作为与亲人团聚的一种方式。其中最著名的是1831—1921年《波士顿导航报》的专栏。在大饥荒时期，许多周报都刊登类似广告，以增加收入，并将人们联系起来。1847年，《波士顿导航报》的主编吹嘘其报纸的成功率。他说：“我们每天都能听到有人借助这个专栏找到想要找的人。我们的报纸是这方面全国最好的报纸，因为它在有爱尔兰人的每座城镇（整个北美）都发行。”为吸引普通读者的注意，这些寻人启事中囊括具体细节，不仅针对需要寻找的人，也针对他们的朋友、家人、亲戚、同事和熟人——任何能将失联者的线索联系起来的人。

总之，移民在新家安顿下来的过程中，大众媒介发挥重要作用。任何周报的每一期都是思想和观点跨国交流的媒介，这是可转移的、负担得起的行为。这对爱尔兰报纸的编辑和所有者来说是很重要的，他们受限于有限的经费和半专业的员工，通过内容分布广泛的标题为他们的订阅者提供有用的信息。编辑还鼓励读者来信，其中许多信件不仅透露一些重要细节，而且还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理念具体化。此外，周报是读者收集与移民有关信息的重要途径，包括特定船只航行的最新情况、如何安全汇款回家，以及在广阔的新大陆定居何处的建议。周报还通过“寻人启事”专栏为移民提供一种渠道，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声音、关注和诉求。

最后，爱尔兰媒体提供了一个场域，使受凌辱的新来者可以挑战那些掌权者。1851年，一位名叫约翰·麦基尔南的爱尔兰客舱乘客从利物浦前往纽约。他一路上被多收了钱，还遭到欺凌。到达纽约后，麦基尔南和他的同行乘客来到塔普斯科特先生的办事处，抗议他们受到的不公待遇，却被粗暴地驱赶到大街上。麦基尔南认为他们要求赔偿的希望破灭了，但他的同伴并不认同他的看法。“你错了，”他的朋友说，“《美国凯尔特人报》在波士顿出版。”在把麦基尔南的经历写进专栏后，《美国凯尔特人报》的编辑希望他的故事能被广泛传播，“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爱尔兰，在所有对贫困移民友好的报纸”上转载。

爱尔兰民族共同体？

当然，同样真实的是，海外爱尔兰共同体的领导者试图建立一种基于族裔民族主义的共同体意识。1848年10月，托马斯·达西·麦基创办了自己的周报——纽约《民族报》，他把这份报纸献给“爱尔兰以及遍布美国的爱尔兰人”。麦基随后利用报纸的专栏宣传这样一种观念：在美国的每一个爱尔兰人——无论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多长时间——都应该团结在一起。1849年3月，他登载了一封读者来信，这封信谴责已定居的移民对待新移民的惯常方式。“许多在新大陆的爱尔兰人瞧不起我们一些刚到达的可怜同胞”，福勒抱怨道，这是出于一种“虚假的骄傲和自负，他们徒劳地让自己看起来美国佬化”。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忘记了彼此共同的根。“所有人都应该牢记于心，正是亲爱的祖国孕育了他们”，他提醒读者，“也许他所鄙视的人，正是那些在世界史册上为他的国家命名的领袖的后代”。在澳大利亚，悉尼《自由人之报》虽然比麦基的《民族报》保守得多，但同样鼓励爱尔兰人在国外团结起来。

1855年4月，它的一篇社论写道：“世界各地的爱尔兰人，无论高低贵贱，都继承了一种共有的本能，即对他们的宗教和国家报以热情而坚定的忠诚拥护。”事实上，当被宗教责任的观念所控制并利用时，这种族裔认同往往会激发慈善行为。1847年初，在前往波士顿的途中，一位有5个孩子的爱尔兰母亲在“盎格鲁—撒克逊”号上去世。周日，当地一名牧师将幸存的孩子带到教堂，并呼吁教堂会众给予帮助。据《波士顿导航报》报道，现场筹集到253美元“用来救济孩子”。

这些节选自报纸上的内容表明，新移民一旦抵达新大陆，就开始重建破碎的共同体纽带。虽然煽动族裔认同可以为领导者提供一种团结潜在选民的方式，但友谊和家庭的纽带要重要得多，这一点从移民在信中多次提到就可以看出。这些人通过国际邮政系统来重建和修复与国内外邻居的关系。他们的交流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跨国的信息网络。通过分享、接收和回应新消息——无论好坏——爱尔兰移民和他们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大饥荒时期大规模移民所造成的混乱。在他们的家书中，新移民向亲友证明，他们曾经在爱尔兰享有的共同体归属感并未完全被摧毁，而是在移民过程中发生改变。1847年10月，凯瑟琳·布拉德利的一封信阐明了这一现象。毕竟，它是面向广大读者的。

“亲爱的叔叔，请把这封信读给我的姐妹和其他朋友听，”布拉德利写道，“请告诉安不要为我伤心或烦恼，因为我希望我们很快就能再见面。”虽然她的姐妹没有陪同她前往加拿大让她很难过，但布拉德利声称对事情的结果很满意。她说：“我在这里感到非常幸福和满足，以至于我有时会忘记古老的爱尔兰。”布莱德利提到几位她要祝福的老邻居的名字，然后向他们介绍和她一起移民的人的近况，包括“查尔斯·亨利和爱德华·约翰斯顿，他们对我好得就像是我的兄弟一样”。在信的结尾，布拉德利鼓励亲戚给她回信。“现在，亲爱的叔叔，马上答应我，”她恳求道，“因为我很想知道留在家里的人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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