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麟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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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27日，重庆江津的一个普通村庄有位老人逝世，送终的只有寥寥数人，葬礼有些寒酸，谁也想不到那竟是鼎鼎大名的陈独秀……

叛逆青年

陈独秀出生于安徽怀宁的书香世家，生父早逝，由祖父教导读书。祖父以严厉出名，对天资聪明的他期望特别高，要求格外严，体罚时常变为毒打，其它孩子被打会苦会求饶，但陈独秀小小年纪就非常倔强，再怎么打都一声不哭，祖父意识到他个性难改，预言孙子

“将来不成龙就要成蛇”。

祖父的板子还催发陈独秀的叛逆心，他开始对祖父的言行矛盾产生怀疑，为何洁净成癖的祖父竟然抽鸦片，还常去极龌龊嘈杂的烟馆去抽，“那时好洁好净的脾气哪里去了呢？”

陈独秀11岁时祖父病故，家里新请几位塾师，他都不满意，只好让温和善良的大哥来辅导，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抗争的胜利。大哥熟悉他的脾气，督促功课时没架势，帮他温习经书，还教他读课外书《昭明文选》。

这影响了陈独秀的诗文写作，强化了文学素养，也让他更叛逆，他开始看不起八股文。当他靠一篇七拼八凑的文章，被取为秀才第一名时，纵然家人乐的几乎掉泪，他却更鄙薄科举，不久，考场中近乎发疯的考生，深深刺激了他，这样的人一旦得志，国家和人民必然遭殃！他开始认同梁启超的维新思想。

乡试后，怀揣清醒的忧患意识和深沉的爱国主义，陈独秀写了篇洋洋洒洒的《扬子江形势论略》，剖析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提醒清廷和有识之士认清国家危在旦夕的严峻形势，他的担心在第二年竟成了事实，而他本人在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第二个月，赴日留学

两年后陈独秀回国，因发表爱国演说抨击清廷，被列为首要分子加以追捕，他被迫返回日本，从此开始被驱逐被逮捕的流亡生涯。

第二次赴日后，陈独秀加入青年会，结识了邹容、章太炎，苏曼殊等人，和蔡元培、吴稚晖有了联系，他们为了惩罚与进步学生作对的学监，剪去那人的发辫以示惩罚，清廷要求日本抓捕，陈独秀被迫躲避回国。

沙俄霸占东三省后，国内群情汹涌，陈独秀等人在安庆发起拒俄大会，他演讲中的激烈言辞很打动人，当局很快又去缉拿，经过一番曲折，他终于逃离安庆，逃到上海从事革命，那年他不过25岁。

在上海，陈独秀参与编辑《国民日日报》，大量刊登暴露清廷腐败、攻击官僚的作品，不用光绪年号，否认满清政府的正统地位，报纸在重重镇压下宣告停刊，他又奔赴芜湖继续办白话报，“何物臭虫，虽布满衣被，亦不自觉”，撰写的政论文很受欢迎，由于思想上的激烈，再次被清廷勒令停办。

流亡中年

1905年秋，陈独秀等人发起秘密革命团体“岳王会”，不仅吸引知识青年，还召唤进不少军官，同时间，孙中山创建“同盟会”并在安徽设立分会，这些组织虽然都是为国为民，但互相有成见，陈独秀“志大心雄，不欲依人成事”，不愿和同盟会合作，

他重视独立不愿迁就依附的政治个性已初现端倪。

武昌起义后，陈独秀被聘为“皖省都督府秘书长”，革命党人内部派系斗争很激烈，但他性情急躁，想一下把事办好，与人口角很多，只干了两三个月就辞职，新都督上任后才恢复职位，这次他吸取教训，但不久“二次革命”失败，陈独秀只得再次流亡。

这番遭际让陈独秀积累丰富的政治经验，培养敏锐性和革命胆略，也认清中国革命的艰巨复杂，尤其是

内部阵营同样会严酷斗争。

陈独秀再次被通缉，这次他被列为首犯，很快住所被抄，幸好妻子高君曼已潜往上海，两个儿子闻讯逃脱，但还是抓走了侄子，他苦思革命失败的教训，决定用报纸对民众开展启蒙宣传，此时的他穷的只有一件汗衫，上面寄生着无数虱子，可这种日子他一过就是两年。

陈独秀意识到救国的重心是提高民族素质，要真正惊醒愚弱的国民，得主张民主与科学，这一超前的见识令他创办《新青年》杂志，并成为主要撰稿人，在科学和民主这面大旗下，尤其在他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迅速聚集李大钊、杨昌济、鲁迅、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傅斯年等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相继发表，打出“文学革命”的大旗，把新文化运动引向深入，王敬轩的《文学革命之反响》和刘半农的《复王敬轩书》，把社会舆论吸引到新旧思潮的论战上，进一步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声势及其影响，很快波及到全国，而鲁迅的《狂人日记》向封建礼教发起猛烈抨击。

《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统帅部，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统帅的地位，在当时就得到公认，其它人再办杂志、创社团时纷纷仿效，争取他的指导，陈独秀除了以一般性言论指导全国进步人士之外，还针对性地以通信形式来回答各地青年的种种问题，回信都由他亲自执笔。

中学生王统照致函《新青年》谈及学校教育，得到启发后投身新文学建设，陆军学生叶挺谈及思索的人生问题，被鼓励后思想日益进步，后来为中国革命做出重要贡献。进步青年俞颂华在非孔问题上被陈独秀折服，不久和瞿秋白赴苏俄采访。毛教员向《新青年》投稿，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赴京后找陈独秀面谈。

袁世凯试图恢复帝制，国内思想文化界掀起尊孔逆流，陈独秀通过批孔来抨击封建专制主义，知识分子和江湖塾师同流合污，成立灵学会鼓吹世上有鬼，陈独秀站在哲学高度进行批判，他还批判旧小说、旧戏曲、旧诗文、旧道德中的糟粕，引起一场场思想地震。

一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依然被列强欺凌，五四爱国运动由此爆发，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创办《每周评论》，论及国际、国内的现实政治问题，他变革中国社会的行动从知识文化界延伸到政治领域，陈独秀开始从精神领袖转变为政治领袖，他本人的威望达到顶峰，而外界对他的攻击也达到顶峰。

政治领袖

当攻击零星开始时，陈独秀表示为了维护科学和民主，“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但迎接他的是更猛烈的攻击。林纾先写政治小说《荆生》，恶毒诋诬新文化运动，不久又写一部《妖梦》，以荒诞的故事表达极端仇恨之心，军阀政客旗下的报纸直接攻击，而北大文科学生有人响应。

陈独秀的压力之大可以想象，但辟谣反击没实际效果，因为这些谣言污辱影响了北大一批上层知识分子，他们有地位有发言权，曾经支持新文化运动，曾经很推崇陈独秀，但现在他们也要求遏制，

陈独秀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处境。

事情并非凭空而来，北大校长蔡元培为驱逐“私德不修”的歪风邪气，发起“不嫖、不赌、不娶妾”的进德会，陈独秀也加入其中，但他习性不改，仍出入八大胡同（妓院），这令很多人愤慨，也成为攻击者最好的突破口，他的私生活被添油加醋后大肆渲染，成为攻击北大的把柄，在重重压力下，陈独秀不得不离开。

不过两年时间，陈独秀风风光光地来，声名扫地地走，他断头流血都不躲避的悍劲儿，让他在黑暗中杀出一条血路，成为一代精神领袖，但他同样有锋芒毕露的十足个性，这令他招致无数非议，他不改悔反而越挫越勇，最终酿成苦果，离开北大似乎是他更大人生悲剧的预演。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到北京天桥抛洒《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并大肆宣传，被逮捕后关了3个多月，出狱后他倡导和支持工人运动，在上海发起建党，指导一大的召开，成为政治领袖的他两年时间又被逮捕两次，但更令他烦恼的是，他要听从共产国际号令。

既要独立开展工作，又要接受领导，陈独秀既独立又自我压抑，他处理内部矛盾，逐渐表现出“家长制”的作风，处理事情掺杂个人感情和脾性，遇到不同意见态度简单粗暴，甚至破口大骂，

这种特殊心态的根源是他的特殊处境。

受上面影响，陈独秀从维护国共合作，到妥协退让，以至于被窃取成果，他知道矛盾不可调和，也做过相应斗争，但在一道道指令下最终退让，天真幼稚的放弃了主动权，导致损失惨重，“四一二”政变后，

他被各方指责。

这一决定显然有失公正，也不符合事实，错误决策是集体讨论通过后执行的，并非陈独秀个人的错误，却由他一个人承担，还被扣了顶大帽子，这令他极其不满。

满腹委屈

当莫斯科要求陈独秀去开会时，他压抑许久的倔强叛逆再次抬头，他断然拒绝：

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研究？

顽固不是我的性格，我认为对的，我是要坚持的，但是我知道错了，我并不顽固。把不合理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纵要我人头落地，我也不会承认。

新上任的领导打击同情陈独秀的干部，再次加强了他的不满，当他看到托洛茨基把中国革命失败归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时，感到特别亲切和信服，托洛茨基对革命的预测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这巩固了他的不满情绪，这些矛盾在中东路事件集中爆发。

这件事陈独秀本可以置身事外，但他想纠正宣传口号，赢得更多群众的支持，虽然他纯粹在谈宣传策略，但苏联希望获得舆论支持，任何人提出不同意见都是大忌，于是事情上纲上线，他自然不服，以教训的口吻指出不当之处，结果被一一驳斥，这令陈独秀始料未及。

提意见没问题，哪怕提错了也没问题，问题在于陈独秀涉足托派小组的活动，这让矛盾起了质的变化，但他对警告不屑一顾，反倒以为动机真诚，最终被开除党籍。

同时期的人也受过不公正的指责，要么毫不争辩地担当起与实际不符的错误，要么承认错误继续服从安排，但陈独秀做不到，他素来倔强吃软不吃硬，他作为重要创始人，被尊为“老头子”，多少有些自负，何况

他的正确建议也被一概否定，这一连串的委屈他受不了。

后来，陈独秀成立新的托派组织，彻底成了反对派，他特殊的社会政治经历，时常被其它3派攻击，托洛茨基阻止了攻击，并对他多有赞扬，统一事项提上日程，但这些成员好闹独立、搞分裂，分歧矛盾太多太大，骨干分子素质低劣，统一大会一结束就投敌叛变，陈独秀怎么努力也未能成气候，反倒被逮捕入狱。

54岁的陈独秀病容憔悴，“貌甚清癯，唇蓄微髭，发已微斑”，被国民党视作“危害民国”的赤党头目，当局试图劝降他，但他提笔写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只承认反对国民政府，

“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章士钊替陈独秀做无罪辩护，辩词把他看做“反共者”，等于把他推到反共的国民党一边，他迅速申明自己的立场，最终他被认定犯有

“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罪，判处8年有期徒刑。

和其它犯人比，陈独秀在监狱颇受优待，有病可以就医，能住单身牢房，能破例放两个大书架，能从外面带进书籍，他可以读书写作，伙食不差还能饮酒，他时常得到各方友人的接济。

蔡元培帮陈独秀做政治营救，高语罕处理他的家庭事务，章士钊介绍医生为他看病，汪原放帮他找各种书籍，段锡鹏常去探监多次赠送衣物食品。历经一番沉浮，陈独秀的心软了很多，他很挂念朋友，闲谈中对早期友人均有评论。

本性不改

1937年全民族开始抗日，抗战新形势促使当局释放陈独秀，他所在的监狱被日寇炸毁，只要“本人具悔过书，立即释放”，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他坚决不同意，“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

他拒绝朋友保释，“不要人保”“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

朋友们都习惯了，依然为陈独秀四处奔走，尤其是胡适，他被关押四年后终于出狱，但看到开释令上的“爱国情殷”“深自悔悟”非常不满，立刻发文反驳：

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以难堪之诬蔑也

陈独秀坐了四年牢，依然龙性难驯，他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周佛海邀请他加入国防参议会，蒋介石希望他组织一个“新共党”，并愿提供10万元经费，还给国民参政会的5个委员名额，后来请他出任劳动部长，陈独秀都一一拒绝，他的态度很明朗：

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两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托派内部人际关系复杂，新领导难以相处，陈独秀也不愿回归，他从一贯的爱国立场出发，尝试和党就抗日问题建立合作，但拒不接受三项条件，他不知过从何来，有何悔？

从此陈独秀成了“不隶属任何党派”的反对派，他想单枪匹马地作战，这当然走不通，这种情况

其它人会妥协，但他依然坚持思想上的独立。

可大形势下，个人的力量非常渺小，斯大林为巩固现有局面，坚决清洗所有反对派，陈独秀被捏造为每月拿日本300元津贴的“托匪汉奸”，他已经离开托派，依然被拿来开刀祭旗，平空遭受不白之冤。

更有意思的是，这盆脏水当时没人信，在30年后的特殊运动中，却成板上钉钉的事儿。

其实，如果陈独秀愿意，高官厚禄垂手可得，但他连友人捐赠都谢绝，他一生奔波不治产业，晚年蛰居江津，住处十分简陋，卧室上无天花板，下即泥土地，还被盗贼打劫过，他靠稿酬和北大同学会的接济，勉强维持一般生活，但年老多病，日子就显得清苦拮据，他不禁感叹

“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唯坐以待命耳”。

即便到这步境遇，陈独秀依然固执己见，他最后一部作品《小学识字教本》已经拿到2万块预付稿酬，也已经允许出版，但希望他更改书名，他只要点下头改几个字，就能立刻提高生活水准，但他照样断然拒绝，

他真是一辈子倔强到底。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他这一生饱受争议，但都是按他的心愿而活，至于功过对错，当时间冲刷掉偏见和尘埃，历史会给出更公允的评价。

麟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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