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5月28日消息 “家里种植了10亩葡萄园，没想到，这场突发大水让整片葡萄园几乎全部受灾受损，这是近几年遭遇过最严重的一次洪涝灾害。”近日，家住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梅水乡洋田村的村民罗月快告诉记者，周边众多农户均不同程度受灾，部分区域积水深度达到1米多。

罗月快是此次洪涝灾害的受灾农户之一。5月15日至16日，江西赣南地区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上犹县、崇义县等多地受灾严重。上犹县平均降水量达103毫米，其中梅水乡降雨量突破226毫米，为此次降雨最大值，江河水位不断攀升，低洼区域出现严重内涝与农田积水，部分房屋商铺被淹。

5月以来，我国多地遭遇历史罕见的持续性强降雨。广东阳江四天雨量逾1700毫米，打破中国大陆陆地气象观测纪录；湖南石门24小时降雨359.6毫米，刷新当地历史极值；湖北荆州日降雨量突破73年来的观测极值。与此同时，中央气象台发布的信息显示，4月1日以来，华南西部及贵州南部、湖南南部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海南屯昌（4月10日最高气温40.4℃）、广西环江（4月10日最高气温37.3℃）等国家气象观测站最高气温突破当月历史极值。

有关专家表示，极端暴雨可能正在成为我们每年汛期都要面对的现实挑战。

五月雨情：多地破纪录，灾害损失严重

今年5月，我国南方地区经历了一轮又一轮强降雨的轮番冲击。从广东到江西，从湖北到湖南，再从贵州到广西，暴雨覆盖面广、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多地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

5月22日，广东阳江部分区域出现洪水漫浸（央广网记者 罗世伟 摄）

广东省阳江市气象台工程师、副台长张弘豪向央广网记者介绍，5月19日至21日，阳春河口下双水文站录得过程雨量1567.5毫米，其中24小时雨量1058.5毫米、12小时雨量741毫米，双双打破广东省历史纪录。阳江市应急管理局介绍，截至2026年5月23日12时，本次灾害造成阳江市直接经济损失约13.01亿元，受灾人口114894人。

此外，江西赣南地区同样受灾严重。上犹县梅水乡降雨量突破226毫米，农田大面积受淹，部分房屋商铺被淹。全省2.49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超5000万元。贵州全省平均降水量达439.1毫米，较常年偏多32%，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一多值；32个县（市、区）的238个观测站累计雨量超过200毫米。在湖北荆州，国家站24小时降雨量达268.7毫米，突破1953年建站以来历史极值。

在湖南常德，石门县壶瓶山镇24小时降雨359.6毫米，刷新当地历史极值。强降雨诱发特大山洪，截至5月22日已造成7人死亡、14人失联，多个村组陷入道路、通信、电力“三断”的孤岛状态；全省累计安全转移群众8.83万人。“此次渫水流域尤其是壶瓶山镇一带遭遇突破历史极值特大暴雨、特大洪水，是天气系统、地形条件、降雨特征三重因素叠加形成的极端情况。”石门县水利局局长张中合说，特殊地理格局叠加异常天气系统，让本轮暴雨致灾效应成倍放大。

成因解析：三重天气系统叠加，全球变暖“火上浇油”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魏科在接受央广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降水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即降水覆盖范围大，但极端强降水集中在少数站点，给精准预报带来巨大挑战。这场罕见的极端暴雨，背后是多重不利气象条件的共同作用。

据魏科介绍，科研上对某次具体灾害事件的归因分析通常会滞后一段时间。基于历史个例，对近期天气做初步分析，此次暴雨的“罪魁祸首”是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异常表现。

“副热带高压不仅位置偏强偏北，其形态也从正常的带状变成了‘竖鸡蛋’状，导致水汽输送带从我国南部一直延伸到东北，形成了东北-西南向的雨带。”他说，另外水汽来源充沛。来自南海和孟加拉湾的水汽源源不断向我国上空输送，配合冷暖空气强烈交汇，为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能量。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表示，本轮暴雨过程出现了类似梅雨季节的环流形势，三种天气系统形成叠加效应：“南海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北，持续输送充沛水汽；蒙古气旋带动北方冷空气南下；高原槽东移提供动力抬升条件。”三者叠加，形成了水汽充沛、动力充足的稳定降水环流。

除了天气系统的异常，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也不容忽视。魏科称，全球温度升高，大气中的水汽含量越大，下雨时水的供应量更足，雨就下得越强。极端天气已经从偶发变成了常态。

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希文表示，偏南暖湿气流发展强盛、副热带高压强势北抬、高空冷槽东移，三者共同作用，导致暖湿空气在湖北长时间对峙，形成了影响范围广、强度大的强降雨过程。

结合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魏科对接下来1-2个月的天气趋势及潜在风险进行研判表示，今年夏季我国东部南北两个区域降水偏多，分别为华南和华北-东北地区。华北和东北地区的雨季通常于7月中旬正式开启。在雨季到来前，华北和华中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阶段性干旱，需警惕旱涝急转的风险。北方地区在雨季前将经历高温干旱期，随后迅速转入强降雨期，这种旱涝急转现象极易放大灾害影响。相比南方，北方地区水系调蓄能力较弱，且公众应对大洪水的经验相对不足，需提前做好应对历史罕见汛情的准备。

救援之难：山区“三断”成最大挑战

极端天气下的救援，远比想象中艰难。广东省阳江市气象台工程师、副台长张弘豪向央广网记者介绍，本次强降雨过程极端性强、破纪录多、落区重叠明显，两场特大暴雨落区高度重叠，使相关区域灾害风险持续叠加。

他说，极端降雨首先冲击的是城市和乡村的排水、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片区、临河区域、村庄道路出现积水和受淹，个别乡道、省道因漫水、冲毁而通行受阻。漠阳江水位上涨后，江城区河堤两岸、西濑社区等低洼区域大面积受淹，阳春河口、双滘、潭水等临山临水区域灾情较重。

阳江市应急管理局方面表示，救援过程中，道路淹没与中断、通信信号受阻、水位上涨快、夜间和次生灾害风险高、重型救援装备受地形限制、定位与搜寻困难、需转移群众分散、特殊群体转移不易等因素，都给现场处置带来较大难度。

救援人员徒步驰援白水河村（央广网发 宣恩县委宣传部供图）

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张能表示，强降雨引发的滑坡、塌方和桥梁冲毁，成为救援队伍面临的第一道难关。大量道路中断导致大型救援车辆无法通行，消防救援人员不得不携带装备徒步进入灾区，一些大型救援设备也无法第一时间运抵现场。

“不仅如此，由于受灾地多为山区，地形复杂，救援人员需要穿越陡坡、密林、河流等各种复杂地形，往往会面对急流、泥石流等各种复杂情况，威胁救援人员自身安全。”张能说。

在贵定县昌明镇铁锁岩村，山体滑坡导致进出村庄的唯一道路被完全阻断。“我们当天凌晨2点多接到的警情，第一批救援力量徒步了10个小时才进入滑坡现场，路上遇见了多处山体滑坡阻断道路的情况。”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参与现场救援的人员说，直到5月20日，铁锁岩村到滑坡最严重区域的约4公里山路才被抢通，重型挖机随后陆续进场开展救援。此外，暴雨还导致手机基站损毁，受灾区域无手机信号覆盖，形成一个个与外界隔绝的“信息孤岛”。这不仅造成救援队伍与受灾群众之间通讯中断，也使得救援队伍与指挥中心无法及时联系，严重影响救援效率和决策。

城市短板：海绵城市有边界，老城区“欠账多”

阳江市相关部门人士表示，城市内涝和城乡积水问题也提示，极端强降雨已对传统排水防涝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短时雨强大、累计雨量高、主雨区反复叠加，使低洼片区、沿江区域、下穿道路、老旧村居、临山临水村庄、地下空间和在建工地周边面临更高风险。此次极端降雨给阳江带来约13.01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1万人受灾，可见极端降雨对城市运行、乡村交通、农业生产、商户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影响不容低估。

阳江市应急管理局表示，本轮极端暴雨反映出，在强降雨过程持续增强、灾害风险多点叠加的情况下，阳江在基础设施承载、偏远区域抢险进场、通信保障等方面仍面临压力。

贵州的喀斯特地貌也给当地应对极端降雨带来了特殊挑战。据贵州省气象局专家介绍，贵州喀斯特地貌占全省面积的61.9%，地表土层浅薄，地下布满溶洞暗河。持续降雨让雨水不断渗透，土层达到“饱和状态”后，浅层滑坡和泥石流一触即发。这种“地质脆弱性”大大增加了防灾难度。

5月16日，赣江上游水文水资源监测中心组织调查队对暴雨中心区域开展专项调查（央广网发 吕雨聪 摄）

极端暴雨也暴露了城市建设的诸多短板。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宫永伟指出，海绵城市不是万能的，它有明确的功能边界。海绵城市建设的最大能力，是应对内涝防治标准以下的降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年3月发布的“关于2026年全国城市排水防涝安全责任人名单的通告”附件显示，我国城市内涝防治标准大致包含20年、30年、50年、100年一遇等多个等级，分别对应不同的日降雨量阈值。面对此次多地出现的“百年一遇”甚至“超百年一遇”的极端降雨，任何海绵城市设施都难以完全避免内涝发生，这是客观的技术规律。

宫永伟说，从此次汛情来看，已建成的海绵城市设施发挥了重要的削峰错峰作用。湖南常德、福建三明等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示范城市在此轮降雨过程中表现尤为突出，内涝风险显著降低，城市整体运行秩序基本正常，充分证明了海绵城市建设的实践成效。

宫永伟介绍，当前海绵城市建设主要存在三大短板：一是建设持续性不足，海绵城市示范工作结束后部分省市重视程度下降，地方投资不足；二是老旧管网改造进度滞后，调蓄设施和泵站等关键设施建设不足；三是建成度仅约40%-50%，难以形成全域覆盖、协同高效的排水防涝体系。

宫永伟认为，对于尚未改造到位的老城区，面对“几十年一遇”的强降雨，应急抢险能力和外围水利行洪都不可或缺，须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短期应急与长期建设相统筹。一是从传统的“工程治水”向“管理治水”和“风险治水”转变。在重点易涝点提前预置不同排量的移动泵车等应急设备，根据风险等级在不同区域合理配置应急排水和抢险力量，建立“预警-响应-转移”闭环机制。做好科学的内涝临近预测，提前1-3小时发布精准预警，将预警信息精准传递到人，可有效提高人员转移效率，大幅降低人员伤亡风险，实现风险精准管控与提前避险。二是治本要制定科学的内涝防治系统化方案，开展精细化风险点排查，持续推进市政基础设施补短板。对老城区所有易涝点、地下空间、危旧房屋进行拉网式排查，建立“一点一策”风险台账，明确每个风险点的位置、积水深度、影响范围、责任人、预警阈值和应急措施，并根据每年汛情变化动态更新。在此基础上，分阶段、分区域逐步推进管网提标改造、调蓄空间建设和泵站建设等工程措施，稳步提升老城区的排水防涝能力。三是有条件的城市可依托外围水利设施调度行洪。提前做好河道清淤、水库预泄等工作，充分发挥外围水利设施的行洪调蓄能力，为城市内部排水争取时间和空间。同时要建立流域统一的洪涝调度指挥平台，实现上下游、左右岸的信息共享和协同调度，避免出现“以邻为壑”的情况，确保流域整体防洪和重要区域防涝安全。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吕红亮表示，本轮一些南方城市因极端暴雨导致的内涝，暴露出城市规划的系统性短板。譬如，重地上轻地下：城市过度开发地上空间，地下管网标准低、历史欠账多，难以应对极端降雨；侵占水系生态：填湖造地、挤占河道、填埋湿地，天然调蓄空间萎缩，丧失了雨洪自然消纳能力；竖向规划缺失：盲目平整地势、改变自然汇水路径，路网与地块衔接不合理，人为制造大量低洼积水带；标准低且管网碎片化：排涝标准偏低，新旧管网衔接不畅，形成排水瓶颈；风险空间未避让：高密度片区过度硬化，径流汇流快，而下穿立交、地铁口、地下车库等敏感设施选址与标高设防不足，成为内涝重灾区等。

吕红亮说，当前，雨带北移已是气候新常态，北方极端暴雨频次、强度持续攀升，原有“南涝北旱”的规划前提已失效，北方许多地方的城乡基础设施还须全面提档升级。主要存在三大短板：一是传统按干旱气候设计的排水标准过低，老城区的老旧管道老化淤堵、溢流污染问题突出；二是天然蓄滞洪区、河湖湿地保护不足，山区城市山前无缓冲调蓄空间，暴雨直灌城区；三是乡村路网、河道、民居防洪标准偏低，缺乏系统性排涝和山洪避让规划。无论城市老旧管网改造、新区排水标准提升，还是乡村河道整治、山洪防护设施建设，都已到迫在眉睫、必须提速的阶段。

魏科表示，现有城市排水、河道水库等设施多基于历史数据建设。“以前的历史数据不能再作为现在的标准。现在的气候和天气更加极端化，各种工程的防灾标准和应对方案必须相应提高。”他说。

乡村建设“先天不足”：沿河切坡建房的隐患

此次受灾严重的山区乡镇，多为沿河、切坡建设，暴露出乡村建设中的一些安全隐患。

“赣州市上犹县、崇义县等地出现单点站超强洪水，是导致该区域受灾的主要原因。”江西水利电力大学水利工程学院教授江辉说，受淹区域河道狭窄、弯道多、地势平缓，导致水流流速慢，水位上涨，一定程度上影响河道的行洪，导致水位上涨速度加快，进一步加重洪涝受灾程度。

针对区域山洪防洪短板，江辉针对性给出防灾减灾应对建议。他认为，首先，要强化水雨情监测，复杂山区时常引起局部暴雨，要做好山区暴雨的预测评估、布设地面测雨雷达、山洪灾害监测预警设备，建设“三道防线”，提高精准预警能力，做好早预警工作。其次，统筹建设山洪防御工程体系，加强水库短期蓄滞能力；对于河道较平缓，且人口较为密集区域，应提高行洪能力，对河道进行综合整治。再者，强化科学化洪水防御管理，做好洪水灾害的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工作，注重水工程科学调度，做好应急演练；加强值班值守，落实叫应机制。

黎平县中潮镇上黄村发生山体滑坡，当地村民提前转移至安全区域（央广网发 黎平县委宣传部供图）

宫永伟表示，在乡村国土空间规划中，须坚持“避让优先、防治结合”的原则。要科学划定灾害风险区，明确不同区域的建设管控要求，坚决禁止在高风险区新建房屋，对已建房屋逐步实施避险搬迁。

针对山区社区在极端天气下常面临的“断路、断网、断电”孤岛状态，宫永伟建议建设一批“平急两用”的分布式基础设施提升自我保障能力。一是应急电力与通信保障设施，配备分布式光伏、储能系统和备用发电机，建设小型卫星通信基站，保障对外联络畅通和基本用电需求。二是应急供水与污水处理设施，配置应急净水设备保障饮用水安全，建设分布式污水处理系统防范公共卫生风险。三是应急物资储备点，储备必要的生活医疗物资，满足极端情况下的基本生活需求。

宫永伟表示，在乡村国土空间规划中，须坚持“避让优先、防治结合”的原则，从源头上防范风险。一是科学划定灾害风险区，全面评估洪涝和地质灾害风险，明确不同区域的建设管控要求。二是严格管控建设活动，坚决禁止在高风险区新建房屋，对已建房屋逐步实施避险搬迁。三是强化规划执行力度，严格落实建设项目灾害评估制度，统筹推进乡村防灾基础设施和基层应急体系建设。

针对南方山区山洪、滑坡及内涝多发问题，吕红亮提出六项规划建设建议：严格沿河、切坡、低洼地带开发管控；系统整治乡村河道；补齐排水沟渠与排涝设施；农房适度抬高地基、依山就势布局；预留应急避险场地与预警转移能力；保护塘坝林地等自然调蓄空间。同时，针对沿河切坡建房隐患，提出六项国土空间管控措施：划定山洪地灾避让与行洪刚性红线；建立建房前置安全评估制度；严控切坡并分批加固或搬迁隐患点；压实属地监管与常态化巡查；分类推进风险村落搬迁安置；加强基层科普与避险引导。

从“抗灾”到“适灾”：与极端天气共存的生存之道

面对极端天气频发的新常态，多位专家提出了应对思路和措施。

魏科表示，最大的灾害可能不是发生在雨下得最大的地方，而是发生在准备最不足的地方。极端天气的常态化，要求我们从“偶发性应对”转向“常态化准备”，从“工程治水”转向“管理与工程并重”，从“政府单打独斗”转向“全社会共同参与”。

北京街头的户外劳动者驿站（央广网记者 汪宁 摄）

“极端天气来了，而且可能来得更频繁、更猛烈。我们无法阻止它的到来，但可以决定自己准备得有多充分。不能把希望全放在预报准确上，如果防灾能力跟不上，基础设施水平跟不上，依然会带来严重灾害。”魏科说。

魏科建议从三个层面发力：一是工程层面。提高城市排水、河道水库的设防标准，在城市建设改造中补齐短板。“现在的城市是按照以前的历史数据做的防御标准，现在数据变了，标准也必须提高。”二是管理层面。建立“预报-预警-预演-预案”的“四预”工作体系，滚动关注天气预报，灵活调整应对措施。北方地区尤其要警惕7月中旬雨季开始后的旱涝急转风险。三是社会层面。关注弱势群体保护，在高温期为户外工作者、棚户区居民提供避暑救助。魏科特别提到北京中关村的“户外工作者驿站”模式，建议全国推广。“极端天气的时候，这些设施可以提供休息避险的场所。”

5月21日下午，消防救援人员搭乘直升机从壶瓶山镇中心学校紧急起飞（央广网发 蔡文龙 摄）

宫永伟表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确实显著增加了洪涝灾害防治难度，传统防灾减灾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面对新挑战，我们应构建“源头-过程-末端-应急”全链条防控体系。一是完善极端天气风险评估体系，建立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评估模型，制定并定期更新灾害风险图。二是全面提高基础设施韧性，按照“极端天气常态化”要求升级改造各类基础设施。三是强化跨部门预警响应联动，实现信息共享和协同处置。同时，要提升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加强科技支撑能力建设，推广应用智能化防灾减灾技术。

在制度建设方面，宫永伟建议提高海绵城市建设在城市更新考核中的权重，并建立常态化的中央财政资金保障机制。

湖南省的做法值得借鉴。该省近日出台《自然灾害转移避险避灾奖励暂行办法》，设立“吹哨人”奖励机制，省级最高奖励5万元。湖南省应急管理厅监测减灾处处长徐艺表示，这一制度旨在“引导群众争当隐患发现员、预警宣传员、避险引导员，构建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防灾格局”。

吕红亮指出，以源头减排为主的海绵城市不是“万能防涝工程”，主要应对内涝设防标准以内的降雨，对短时特大暴雨，起到一定的削减作用，本身无法独立承载，需要管网、调蓄设施、应急设施来共同应对。从“事后应急”转向“事前适应”的城市规划改进要点，如划设避让红线，禁止在行洪带、湿地、地质隐患区高强度开发。提高设防标准，对标极端暴雨，超前预留排水调蓄能力，建设韧性城市。保护蓝绿空间，不填湖、不堵河，利用河湖绿地作为天然调蓄载体。强化竖向规划，顺应自然汇水，禁止人为垫高、阻断水路。构建综合防涝体系，源头减排、管网排放、蓄排并举、超标应急，蓝绿灰设施协同联动。融入气候预判，将极端降雨等新气候特征纳入规划，不套用历史常态标准。

宫永伟表示，关于洪涝水安全保障水平，不能简单“一刀切”提高工程建设重现期，而应进行系统性调整和完善。“当前，我国城市规划的防洪排涝目标并不低，洪涝灾害仍时有发生，一是由于很多城市尚未达到规划的洪涝防治标准，二是‘极端天气常态化’的新形势导致极端暴雨频发，超出了原有设防标准。”

他还表示，在此情况下，海绵城市建设可优先侧重洪涝防治。既要稳步推进规划确定的洪涝防治能力建设，也要做好超标降雨和洪涝的应急防范，建立健全超标洪涝应急预案，更要建设韧性城市系统，要求新建城区的医院、学校、应急指挥中心等关键公共设施，须具备独立的应急供水、供电和通信能力，确保在极端天气下维持72小时以上的正常运行。同时，在城市规划阶段应预留足够的调蓄空间和生态缓冲带，采用弹性设计理念，为未来排水防涝标准的提升预留改造条件。

“洪涝灾害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共同参与。我们既要正视当前存在的问题和短板，也要坚定信心，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逐步构建起更加安全、更具韧性的城乡环境。”宫永伟说。（记者汪宁 胡斐 官文清 左洋 黄珂岚 栾小琳 任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