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611年，礼部下发了一道公文，叫《钦定教条》，里面明明白白写着：《金瓶梅》禁止私刻，违者问罪。

这是《金瓶梅》第一次被官方点名封杀。此后两百多年间，这道禁令被反复重申、不断加码，可《金瓶梅》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禁越火——手抄本在文人圈子里传得飞快，刻印本在江南书坊里偷偷地印，价格被炒到天上去了还有人抢着买。到了清朝同治年间，江苏巡抚丁日昌开出了一张禁书目录，洋洋洒洒列了两百多种书，其中不止有《金瓶梅》，还有《肉蒲团》《绣榻野史》《如意君传》《一片情》《灯草和尚》……名字一个比一个香艳，内容一个比一个露骨。

但问题是，丁日昌这道禁令，已经是同治七年的事了——1868年，距离明朝灭亡已经过去了二百二十四年。他禁的这些书，绝大部分都是明朝人写的。

这就让人奇怪了。明朝不是最讲礼教的吗？不是把程朱理学抬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吗？不是动不动就说“存天理，灭人欲”吗？怎么偏偏就是这个朝代，成了中国古代低俗小说最繁荣的时期？朝廷三令五申地禁，地方官员一本一本地查，可这些书就像雨后的蘑菇一样，一茬接一茬地往外冒，怎么禁都禁不绝。

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情还得从明朝开国说起。

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建立大明朝。这位出身贫寒的开国皇帝对文化管控这件事有着天然的敏感。他当上皇帝之后做的头几件事里，就包括整肃文风、规范言论。

洪武年间，朝廷对各类书籍出版是有明确规定的。朱元璋下令：凡刊印书籍，必须先送审，内容不得“亵渎帝王圣贤”，不得“讥议时政”，不得“有伤风化”。这最后一条“有伤风化”是个什么标准呢？没人说得清楚。朝廷说有伤风化就是有伤风化，解释权归官府所有。这种模糊性本身就是一种威慑——你不知道红线在哪儿，你就不敢乱动。

朱元璋对小说的态度更是严厉得很。《水浒传》在明初以抄本形式传入宫廷时，朱元璋读完之后，亲笔御批此书为“倡乱之书”。这一句话，就让《水浒传》在明朝初年没哪家书肆敢刊印。建阳崇化书坊是个例外，因为是福建山区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才率先偷偷刻印了《水浒传》。而这样一部后来被誉为“四大奇书”的经典作品，在明初也被打上“倡乱”标签，何况那些专写男女之事的小说？

但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禁的“有伤风化”和后来查禁的低俗小说，不完全是一回事。朱元璋管的是政治风向，管的是民间舆论，管的是“倡乱之书”。他真正担心的是有人借小说之名议论朝廷、蛊惑人心，对单纯的男女之事反倒没那么在意。明初文网虽密，但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士大夫阶层和带有政治意味的作品，对市井通俗读物的管控，其实远没有后来人们想象的那么严。

这个局面在永乐年间基本保持了延续。朱棣夺位之后忙着修《永乐大典》，忙着迁都北京，顾不上小说这种小事。但到了宣德、正统年间，情况开始起变化了。

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正统七年的一桩公案。

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这一年，北京国子监来了一位新校长，名叫李时勉。李时勉是永乐二年的进士，学问很好，为人端正，史书上说他“性刚鲠，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这样一个严肃认真的人来管太学，自然是雄心勃勃，想要把学生们引上正道。

可他上任没几个月，就发现了一个让他坐不住的问题。

国子监的学生们，上课打瞌睡，下课倒是精神得很。李时勉一开始不明白怎么回事，有一天晚上，他到学生宿舍去转了转，想看看到底什么情况。他问学生们课余都在看什么书，是《四书》啊还是《五经》？学生们的回答让他大跌眼镜——大家都在看一本叫《剪灯新话》的小说。

李时勉憋了一肚子火，从学生那里借了一本回去看。这一看不要紧，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剪灯新话》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它是明初文人瞿佑写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洪武十一年写成，永乐十九年重新校订出版。书里有不少写男女情爱的篇目，文笔优美，故事动人。虽然用后来的标准看，它也算不上多么出格的作品，但在当时李时勉这位老夫子眼里，这就已经是“邪说异端”了。

李时勉越想越气，连夜给皇帝写了一封奏折。他在奏折里说：近来有一些“俗儒”，假托怪异之事，编造无根之言，像《剪灯新话》这种书，“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他警告说，如果再不严禁，恐怕“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

皇帝把这件事交给了礼部尚书胡濙去处理。胡濙召集有关人员开了个研讨会，大家一致认为李校长说得有道理，于是就批了：将《剪灯新话》列为禁书，各地衙门负责查缴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道有据可查的禁毁小说法令。正统七年，也就成了中国古代禁书史的一个标志性年份。

但有意思的是，这道禁令的实际效果，史料上并没有明确记载。礼部发了文，地方衙门接到了通知，然后呢？然后就没了下文。各省官员要不要派专人去查？查到了怎么处置？这些都没有明确的制度和程序。李时勉虽然成功地让朝廷禁了《剪灯新话》，但他想要的那种雷厉风行的效果，恐怕并没有出现。

而且更令人感慨的是，就因为写了这么一本小说，作者瞿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死后，家乡的乡贤祠竟然拒绝让他入祀。这个处罚非常严厉。在中国古代，死后入乡贤祠是地方对一个人德行的最高肯定，相当于上了家乡的“荣誉榜”。瞿佑生前做过官，学问也好，按理说是够格的。但就因为他写了《剪灯新话》，被认为“有伤风化”，乡贤祠的大门对他关上了。这是从封建礼教的立场对一位作者进行的身后惩罚，让人心里五味杂陈。

正统七年的这道禁令开了头之后，禁书的调子就一直没有断过。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禁归禁，小说照样在写、照样在印、照样在看。而且越到明朝中后期，小说的产量越高。这里头当然有诸多原因——经济繁荣了，读书人多了，印刷技术改进了——但有一个因素也很关键，那就是明朝一直没有建立起一套真正有效的图书审查制度。

《大明律》里压根儿就没有专门的图书检查条款。官员们要查禁一本书，得从其他罪名里去找依据，比如比附“收藏禁物”之类的条款。这就带来一个问题：禁书这件事，法律依据是模糊的，执行标准是含混的，各地官员的积极性也参差不齐。有些地方官认真执行，有些呢，根本不当回事。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明代的书坊大多集中在江南——苏州、南京、杭州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商业发达，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官府管起来本来就不那么容易。而且书坊大多采用“前店后坊”的模式，前面卖书，后面刻印，生产销售一条龙，官府就算来查，人家早就把不该卖的东西藏起来了。等你走了，接着卖。

《大明律》中那条被用来禁毁小说的“禁止收藏禁物”条款，在李时勉等人看来是禁书的依据，但其模糊性恰恰导致了“禁什么、怎么禁、谁来禁”这些关键问题都没有定于一尊的回答，各级官员便也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做法。这种“禁”的尺度本身就是一本糊涂账，实效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啊，正统七年就开了禁书的先例，但一直到明朝中后期，禁书的力度不但没有加大，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变得雷声大雨点小。

说到低俗小说真正大爆发的时期，那还得是明朝中后期，具体来说，是从成化年间开始，到嘉靖、隆庆、万历这几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这个时期，明朝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变化首先来自经济领域。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推行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业活动受到严格限制。但到了明朝中期，这种限制逐渐松动了。东南沿海的贸易活跃起来，江南地区的丝织业、棉织业蓬勃发展，商品经济开始繁荣。城市人口的增加、市民阶层的壮大，催生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消费需求——有钱有闲的城市居民需要娱乐，需要消遣，需要精神上的慰藉。

而小说，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

可以这样说，明朝中后期的江南，出现了一种我们今天称之为“出版业市场化”的苗头。南京三山街一带，聚集了近百余家书坊，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出版产业园区。苏州的书坊集中在阊门内外，杭州的书坊扎堆在镇海楼外和涌金门内。这些书坊街，就是明代出版的汇集之地。书坊之间竞争激烈，为了争夺市场，使出了浑身解数。

明代书坊的市场竞争手段，放到今天来看，一点都不落伍。请名家写序推荐，这是最常规的操作。冯梦龙（1574—1646）在编《古今小说》的时候就坦然承认，他家里收藏了很多通俗小说，因为书商来邀请，他就挑了一批“可以嘉惠里耳”的，编成了集子出版。凌濛初编《拍案惊奇》也是应书商之邀，书商给他提供素材，他负责加工润色，合作出书赚钱。文人和书商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产业链。

还有些书坊的手段更加激进——找不到真正的名家写序，就干脆假冒名人之名。反正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读者也没法核实，书架上摆一本“某某大家倾情推荐”的书，销路自然好上一大截。

插图是另一个营销利器。明代的通俗小说，几乎都配有精美的版画插图，当时叫“绣像”。这些插图不是随便画画的，而是由专业刻工精心制作的艺术品。明代通俗小说插图形成了建阳派、金陵派、苏州派、杭州派、徽州派等多个流派，各有风格，各有特色。从“全相”到“绣像”的演变，说明插图的功能已经从辅助阅读发展到了独立审美的高度。一本配有精美绣像的小说，摆在书摊上，光那些活灵活现的图画就足够吸引人了。

在这样的出版环境中，低俗小说作为一种利润空间不俗的出版品类，自然也就成了书坊争相刊印的对象。这类书不需要多深的思想内涵，不需要多高的文学造诣，只需要情节够刺激、描写够露骨、让人读了挪不开眼睛就行。书商们从中嗅到了巨大的商机，文人墨客们也找到了一条颇为可观的收入来源。

明代低俗小说的版式设计也很有讲究。通常采用“绣像本”的形式，即在正文之前附有人物绣像插图，文字采用大字刻印，行距疏朗，便于翻阅。有些书坊还采用套色印刷技术，色彩绚丽，工艺精湛，俨然是艺术品一般的存在。这种投入不菲的制作方式，本身便足以证明明代书坊在逐利追求上不遗余力。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小说到底要多少钱？普通人买得起吗？

明代通俗小说在刻本时代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但通俗小说的价格还是比其他书籍要贵出不少。北京大学中文系黄卉副教授经过考证发现，在明末，一套《封神演义》要花二两纹银才能买到，《春秋列国志传》要纹银一两。二两银子是什么概念？当时一般刻工一个月的工钱是一两五钱银子，也就是说一个刻工干一个多月的活儿，挣的钱才够买一套《封神演义》。私塾先生带三五个学生，一个月才能挣一两银子，他得攒两个月的薪水才舍得下手。

用实物来换算更加直观。据学者考证，一部《封神演义》的价格相当于当时八十三斤鲤鱼，或者一头半猪，或者四十只鸡，或者两百多斤大米。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确实不便宜。但书价在下降——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刻书业的发展与书坊之间竞争的加剧，通俗小说的价格持续走低，购买群体从最初的商贾、官宦子弟，逐渐扩展到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市民阶层。

何况，买不起还可以租，还可以借，还可以几个人凑钱合买。更重要的是，明朝人还有别的方式接触到这些故事。遍布大街小巷的书场、茶肆，说书先生们把小说里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听众，不需要识字，不需要买书，只要花几文钱喝碗茶，就能听一整段跌宕起伏的艳情故事。这种口头传播对小说的推广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甚至可以说，许多低俗小说之所以能够长销不衰，正是因为它们与说书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段被听众叫好的书场演出，往往直接刺激着这部小说刻本的销量。

书商就是市民文化市场中隐于无形却又无可替代的幕后推手。他们不仅把一部部新鲜出炉的低俗小说送到读者手中，还形塑着一座城市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且他们的推销渠道灵活得很：除了坐店销售，还有书市、书摊，还有长途贩卖。运河沿线城市里，书商们利用水运之便，用一艘艘“书船”把小说运到各个城镇村落，深入到每一个潜在的读者身边去。这种四通八达的发行网络，令官府的查禁难上加难。

明代小说的消费群体比我们想象的要宽得多。除了识字的文化人，还有大量半文盲和粗通文墨的市民，他们读不了高深的经史子集，但看小说——尤其是那些情节通俗、描写直白的小说——却毫无障碍。这种阅读门槛的低矮化，也是通俗小说市场迅速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完了出版，咱们再回头说说社会的风气。

明代淫词小说的最大悖论就在这里：按说明代是一个理学观念深入人心的时代，程朱理学被定为官方哲学，社会对女性的道德要求极为严苛，贞节牌坊一座接一座地立，“存天理，灭人欲”喊得震天响，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朝代，低俗小说却盖过了此前任何一个时代。

这里头有个很有趣的逻辑悖论。程朱理学那一套“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对普通百姓来说其实压抑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在官方礼教的重压下，人的自然欲望被迫隐藏起来，但欲望这个东西，你越是压它，它反弹的力量就越猛烈。当社会的管控稍微松动一点，原来被压抑的东西就会加倍地迸发出来。

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恰恰经历了一个从禁锢走向松弛的过程。一方面，官方的礼教话语始终没变，“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照喊不误，贞节烈女照表彰不误。但另一方面，商业经济的繁荣带来了物质生活的丰富，奢靡之风在士大夫和商人阶层中飞速蔓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记载了一件事，很能说明当时的风气——从成化年间开始，朝中大臣们竟然公开谈论房中术，有人给皇帝进献春药，有人靠献房中秘方重新获得官职。沈德符感慨说：“以谏诤风纪之臣，争谈秽媟，一时风尚可知矣。”

礼教高悬在庙堂之上，纵欲流行于市井之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同时存在，形成了一个奇异的局面。高悬的道德训诫与蔓延的享乐之风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并行不悖地共存于同一个社会肌体之中，把明代社会撕扯得面目全非。

还有一样东西也不能不说——青楼文化的极度发达。明代的娼妓业之盛，在中国历史上是出了名的。据嘉靖时期的记载，仅南京和北京两座城市，娼妓的数量就达到了数万之多。除了南北两京，大同的“婆娘”、扬州的“瘦马”也名噪一时。这些青楼女子中不乏才艺双全者，她们能诗会画，能歌善舞，成了文人墨客争相结交的对象。狎妓冶游是当时文人社交生活的一部分，青楼妓院则成了文人聚会酬唱的场所。

更令人咋舌的是，明代还出现了类似“嫖妓指南”的读物。万历四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616年，有一部叫《青楼韵语》的书刊刻出版，原名就叫《嫖经》。这部书详细记录了大量青楼生活的情状，教人怎么与妓女交往、怎么调情、怎么在青楼中游刃有余。这当然不是正人君子可以大方谈论的东西，但它在一些读书人中确有流传。

明代低俗小说的故事，说到底，是一个关于“禁”与“纵”的叙事。

从正统七年李时勉禁《剪灯新话》开始，明朝的禁书令就没断过。但禁了将近两百年，效果微乎其微，低俗小说的产量反而节节攀升。这中间的原因极为复杂：有法律制度的缺失，有商品经济的诱惑，有思想风气的推波助澜，也有出版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心理的反弹。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合力，让查禁变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这里头最让人感慨的，恐怕还不是禁与不禁的问题，而是另一种更深层的矛盾：一方面，官方用“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来约束全社会，把人的正常欲望打入道德的冷宫；另一方面，社会自身却以另一种更猛烈的方式宣泄着这些被压抑的欲望。低俗小说的泛滥，表面上看是一个文化市场的问题，骨子里却是整个社会处于长期过度约束之后必然出现的症候。

那些被禁毁的小说中，有的确实格调低下，纯粹以感官刺激为卖点；但也有像《金瓶梅》这样深刻剖析人性的伟大作品，同样被贴上了“淫词小说”的标签，打入禁书的地狱。这种良莠不分的查禁方式，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它不是基于文学价值的判断，而是基于一种僵化的道德标准。在这种标准之下，任何触碰欲望题材的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有多高、思想内涵有多深，统统都是“邪说异端”。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讽刺。

明代禁书的这段公案，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五六百年。那些曾经被禁的小说，有的已经失传了，有的被重新发现，有的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它们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时代的欲望、焦虑、矛盾与挣扎。而我们今天回头看这段历史，不必急着下判断，更不必摆出一副道学家的面孔来指责古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绕不开的困境，明代人面对的是禁欲与纵欲之间的撕裂，我们自己面对的困境，或许比他们更加复杂。

读史使人明智，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