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德国联邦交通部长帕特里克·施尼德面对记者，就铁路的延误问题对国有的德国铁路公司表达了强烈不满：“这已经是朝着威胁民主的方向发展了。”这似乎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铁路的状态怎么会被上升到制度安全的高度，该作何理解？

关于铁路，德国流传着一个近乎自黑的笑话：众所周知，德国人并不以热情见长。但两个德国人初次见面，想立马拉近距离只需要两个话题，一是抱怨永远糟糕的天气，二是抱怨永远不准时的德铁。德国铁路近年来所暴露的基础设施质量和运营水平之糟糕，已成为德国社会上下不争的事实。

仅举一例：2025年德铁的准点率仅60%，且晚点6分钟之内都算“准点”。笔者曾在去年7月乘坐德铁列车从柏林去法兰克福，一路上遇到和听闻的技术故障之频繁（如列车卫生间不能使用、铁路网电路故障、铁轨维修等，尤以列车空调“因高温不能启动”最为奇特），运营系统问题之多（如城铁火车高铁共用一条铁路、列车晚点、车站调度不畅等），管理制度僵化之严重（如整班列车因为乘务员换班迟到而迟迟不发车），都与外部世界对“德国制造”的好感、对德国作为发达国家和科技强国的印象严重脱节。可以说，那个守时守纪到近乎刻板、质量追求精益求精的“德意志神话”，已经逐渐消逝在历史记忆中。

德国人多年来吐槽德铁的全民性“幽默”，对改善现状也收效甚微。单在2024年，德铁就亏损了18亿欧元，其中因晚点损失营业额7亿欧元，仅对旅客的赔偿就有近2亿欧元，造成直接和间接国民经济损失高达数十亿欧元。到2025年亏损进一步扩大到了23亿欧元。如果放眼其他兼具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效益的关键基础设施，类似的问题不胜枚举。比如柏林新机场长达15年且丑闻缠身的建设过程，斯图加特火车站项目的建设周期一拖再拖，预计耗时已经延长到20年。这类问题见得多了，德国人难免会想：造成这类现状的究竟是偶发性事故，还是德国上下制度性的失灵？

对于德铁晚点威胁德国民主制度的逻辑，施尼德是这么解释的：“我们绝不允许让民众产生这样的印象：国家无法解决诸如桥梁年久失修、火车晚点到令人发指之类的问题。我们必须证明，我们具备行动能力。”在他看来，政府要竭力避免公众把列车晚点与政府无能画等号。一旦公众建立了这种直接因果联系，对国家和制度的信心就会下降，导致民粹和极端力量趁机得势，威胁社会凝聚力和安定局面。

不得不说，放在2026年的语境下，这种观点看起来很合乎情理。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23年、2024年连续萎缩之后，2025年仅迎来微弱增长。俄乌、美以伊等军事冲突造成德国能源价格居高不下，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又让依赖对外贸易的德国经济承压，曾引以为傲的制造业持续不见好转，“欧洲病夫”的说法再度浮出水面。德国上届三党联合政府最终因执政理念不合而提前解体，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和社民党联合政府虽然誓言改革，然而新政府在最新民调中满意度仅为24%。另一边，德国国内右翼民粹势力已渐成气候，甚至在民调中数度成为第一大党，德国的共识政治传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此，德国政治精英内外承压之大可想而知。实际上，施尼德的“威胁民主说”，与默茨2月份访华之后“德国人必须更努力工作”的讲话思路一致，也显示出同样的焦虑：德国已经意识到自己不再是领跑者，而是需要奋起直追。

当然，由德铁晚点引发的制度性焦虑也有其积极一面。如果从合法性角度来观察，这意味着德国社会不再仅仅以选举政治的程序性维度（输入型合法性）作为合法性基础，而是开始从治理绩效的结果性维度（输出型合法性）来衡量政治秩序。选举的胜利不能代表一切，有效的治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以及民众的获得感，才能带来制度的稳定性。这何尝不是一种姗姗来迟的发展和治理观念领域的“范式转移”？（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研究所执行所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