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中等技术陷阱：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挑战》 郑永年 著 中信出版社

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它们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体要想从中等收入水平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水平，必须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或者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从现实的环境中来实现，而今天的中国面临内外环境的急剧变化。从内部发展水平来看，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大转型，从一个贫穷国家提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但是还须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型。

虽然“现代化”是一个复合概念，涉及方方面面，有物质层面的、制度层面的和社会（人）层面的，但从近代以来的经验看，现代化主要是由科技进步所引发的其他方面的变化。

科技变化促进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化，而科技变化本身也需要内在和外在的动力。也就是说，科技和其他方面的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科技进步最直接的表现便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经济指标而言，中国和发达国家依然有很大的距离。虽然一些社会群体和地区已经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但因为发展的不均衡，总体来看，我们国家还处于中等收入经济水平。

就外部环境来看，国家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内部的现代化和外部的全球化是相向而行的，两者互相依赖、互相强化。但是，今天这个情况不再存在。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盛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同时，美国也在塑造中国的周边环境，对中国构成越来越大的地缘政治压力。比较而言，中国失去了此前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外部条件。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内外部条件下，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下一阶段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是由很多要素共同促成的，但是从世界经济史的经验来看，无论是最先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还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后发国家和地区，抑或是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技术升级和基于技术升级之上的产业升级是其从中等收入跨越到高收入经济体的关键与核心。

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经济体来说，如果无法实现技术的升级，就很难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科技变化和其他方面的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制度要素和科技的变化的确有关联，即制度要素既可以推进科技的发展，也可以对科技进步构成阻力。但实际上，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而科技更是经济的核心。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变迁都是一波又一波的工业革命启动和造就的。也就是说，从科技变革的角度更能透视一个社会进步的动力机制。

从经验的角度看，一个经济体从低水平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可以借助从发达经济体扩散而来的技术来实现，但除了一些较小的经济体，大的经济体很难通过单纯的技术扩散来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跨越。

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体在发展早期可以依赖技术扩散、依靠学习复制发达经济体转移出来的技术，但要实现高收入经济体的目标，一方面需要依靠培养“0-1”的原创性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则需要有能力在现有技术领域实现可持续的技术升级，即在“1-10”的技术刻度内，向最高水平进步。

那么，科技进步层面，一个国家该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就更有可能出现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

第一，必须具有一大批有能力进行基础科学研究的大学与科研机构。确立科学人口培养系统。大学是培养科学人口的主体组织，要做好两项主要工作：把“科学人口”的数量做大，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兴趣且有能力去从事基础科研工作；创造条件让这些人去追求自己的兴趣，发挥自身的能力。建立与科学研究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在这个基础科研的管理体系中，行政干预必须尽量减少。提供开放式的实验室，赋予科研人员足够的自由，在不同区域的大学和实验室之间建立横向合作，形成基础科学研究网络。建设与科学研究相适应的软基建。虽然基础科研不是资本密集型的，但依然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投入，解决基础科研工作者的薪资待遇、福利和保障等问题，即“软基建”问题同样重要。

第二，必须具有一大批有能力把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或机构。一个国家应用技术系统的综合水平决定了这个国家是否已经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总的来看，中国的科技发展目前基本上还处于技术应用式发展阶段，我们仍然缺乏原创性、突破性和颠覆性的技术创新。被一些人称为“新四大发明”的高铁、网购、移动支付和共享单车，这些技术或商业模式都不是我们原创的，我们只是利用我们的人口规模和国内庞大的市场，在改良和推广这些应用上处于领先。

第三，必须具有一个开放的金融支持系统，无论是基础科研还是应用技术转化都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就金融体制而言，缺失风投体系是中国科技进步最大的短板。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为实体经济和社会经济稳定服务的，无法扮演华尔街金融体系的角色，也很难产生像美国那样的风投体系。但如果我们借用香港的金融中心优势，就可以获得基础科研和技术应用转化所需要的金融支持。除了金融和国有资本的作用，政府也必须通过金融改革发挥科技创新作用。中国目前的金融结构困境在于真正需要资本的科创企业拿不到资金，而不需要资本的企业则“被”给资金。

基础科研、应用技术、金融支持三个条件必须互相配合，缺一不可。正是因为这三者之间的紧密关联，在西方，人们把技术创新过程称为“国家、市场和金融”三者之间的一场持续“游戏”。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