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研讨会现场

2026年3月6日上午，由作家出版社、河南省作家协会、河南省文学院、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共同主办的《扑克牌的N种玩法》研讨会在河南省文学院举行。

来自河南省作协、河南省文学院、河南省社科院、河南文艺出版社、郑州大学出版社、河南省小说研究会、河南大学、郑州大学、郑州师范学院、洛阳师范学院等单位和《中原文学》《中州大学学报》《郑州师范教育》《大观》《河南文学》等期刊与《河南日报》《河南工人日报》《郑州日报》等新闻媒体的专家、学者、记者以及来自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大学文学院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等共3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齐聚一堂共话文学创作与文本探索。

研讨会由河南省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郑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李勇主持。

张晓雪（河南省文学院院长）：

《扑克牌的N种玩法》是先锋小说家墨白继十二年前的《欲望三部曲》之后，又一部探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现实世界关系的重要文学作品。54篇独立成章的小说对应54张扑克牌，被分布到“高原”“西域”“外省人”和“颍河镇”四种正牌之中，是一本由散文、随笔、笔记小说与先锋小说组成的综合体。“高原”偏重随笔，“西域”偏重散文，或者说是具有随笔与散文风格的小说；“外省人”是具有高度个人化意象系统的先锋小说；而“颍河镇”这一辑挖掘小镇野史和心灵史式的笔记小说。不同叙事风格在这部小说中集合，意味着墨白既有写实能力，同时又有虚构能力，既有经验世界，又有幻想世界。墨白能写出意识的流动、荒诞的变异，说明墨白不满足于描摹现实，而是始终在追问存在的本质。

《♦高原》中的十三篇小说偏重散文叙事风格，里面有很多虚构的情节，让我从中感受到了作家从“看见”到“洞见”的跨越，也就是说墨白不仅仅记录“我去了哪里、我看到了什么”，重要的是为读者呈现出“让我感知到了什么，思考了什么”。高原的凝练、深沉、神秘，是在神圣与世俗之间搭建起的桥梁。其中《朝拜者》从字数来看，是这部小说中篇幅较长的，在这里，高原成为一位单身母亲追忆在此逝去的儿子的转山朝拜之路。这位母亲的地理位移，实际上也是情感的位移，小说中藏族司机嘉措说“磕长头就像喝奶茶，这是修行”，墨白将艰苦的宗教实践日常化、温和化，也暗示了母亲此行也是修行。嘉措的平静、笃定、风趣，与母亲的沉默悲伤形成了对比，为母亲提供了理解生死的方式。在这里，高原不是消解悲伤，而是将悲伤纳入更大的生命秩序中。小说的叙事沉静而有力，将一位母亲的丧子之痛放置在高原的苍茫与信仰的辽阔中，以近乎转山的节奏，让读者跟随母亲的脚步，一步步走向那块贴着无数照片的斗法石，她掏出儿子的照片，用双面胶贴上去的过程就像一次深情的送别仪式，让我们感受到了那种“通往天堂”的悲悯与安宁。在克制情感的路途中，高原文化的融入是非常自然的。

《♥西域》十三个故事中的《寻找歌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说描写了1950年“我们”长途跋涉从首都来到西域，在叶尔羌河流域寻找传承十二木卡姆歌手的过程。这篇小说如同一篇充满灵性与文化厚重感的寻访记，小说通过“我们”一路寻找歌手“麦吉侬”的过程，将十二木卡姆的悠远、神秘、深情，以及民间艺人对艺术的虔诚推向了神话的高度。这种寻找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文化血脉的寻根。1950年这个节点，正是新中国开始大规模整理民族文化遗产的时期，这里面有个空间的递进：从叶尔羌河流域到阿曼尼莎汗纪念陵，最后到天边一个村落，空间距离的拉长，象征着精神距离的缩短。而一再推迟出现的主角，最后仍然只有歌声没有出场，“麦吉侬”这个名字，让最终的“遇见”更具神圣性。

《♠外省人》中的《重逢》讲述的是一对夫妇在旅行途中歇脚的冷饮店发生的故事，一个戴墨镜的男子与他们年龄相仿，自称是他们多年不见的同学，在夫妻俩恍惚辨认、回想之际，他开始享用啤酒、冰激凌，并滔滔不绝地讲述另外一些人的八卦人生。不等这夫妇俩缓过神儿来，墨镜接了个电话匆忙告辞离去。彼时，丈夫以为他是妻子的同学，妻子以为他是丈夫的同学，夫妻俩彼此经过仔细核证后，发现这个闯入者竟然是跟他们八竿子打不着的陌生人。这篇小说读上去很荒诞，通感却很自然，语言干净、精确、克制，里面的对话尤其精彩。一个冷饮店，典型的日常空间，由于墨镜男的闯入而将日常空间陌生化了，由于墨镜男的滔滔不绝，夫妻俩被引入“一个无法控制和确认”的陌生世界。这篇小说以极简的笔触，在一个日常的空间引爆了一场关于身份、记忆、人际关系的微型地震。墨镜男用他的清晰与夫妻俩的混沌搭建了一段最荒诞的现实。而在叙事里，故事始终遵循情绪流动，精准地捕捉到了现代人潜意识中的荒诞感。

《♣颍河镇》里的十三篇小说既有墨白以往反复书写过的“颍河镇”系列那种同样的精神困境——逃离与回归的悖论，也有新的人性勘探和思想上的突破。在这里，墨白已经不再满足于技术上的圆满和成熟，他为我们呈现的是自身的境界，以及内心情感的丰沛带来的创作冲动。其中《困兽》是一篇不足两千字的小说，但叙事的密度却很大，在方寸之间，展现出了结构、语言、人物、空间的所有功力。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开蒜片加工厂的颍河镇村民黄学成，因为他在外面养了小三生了俩孩子，被自己的小舅子——村支书用铁链子铐到一棵大槐树上示众的故事。黄学成这个业已进入现代经济的颍河镇人，同样挣脱不了乡土伦理对他的审判。这里的铁链、大槐树，意象精准，暗示并呈现出中原现代村镇中，一个关于权力、道德、人性、现代困境的多重寓言。

纵观整部《扑克牌的N种玩法》，正如契诃夫用他精短的小说来呈现人性的深度一样，墨白的这些单独成章的故事虽然都很短，但他依然能在有限的空间里展开广阔、自由的想象，使这部作品既有时间的纵深感，亦有空间的边界感；叙事既冷峻又荒诞，同时又具有诗意。这体现出墨白已拥有完整的“微型世界构建能力”，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

史佳丽（作家出版社编审）：

我主要想从作家出版社的角度，谈谈我们为什么选择这部作品，以及它的出版过程。

首先大家都知道，墨白老师是中国先锋小说创作以及先锋派的代表性、标志性人物，他的作品在文学界一直受到高度关注。我们作为出版单位，也始终在关注墨白老师的创作。虽然近些年他相对沉寂，但我们也一直在期待、一直在追踪，终于在2024年拿到了墨白老师的这部作品。看完这部作品，我个人感到非常震撼。这些年，先锋文学在整个文学领域的作品相对偏少，和他同期的作家如孙甘露等人，后来都转向现实主义创作，所以这部《扑克牌的N种玩法》我们非常重视，也把它作为重点作品来精心打造。

有意思的是，这部作品涉及新疆、西藏题材，大家知道，在当下出版界、宣传领域，这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因此，在出版过程中特意按照要求进行送审，专门邀请了国内两位顶级的民族文学研究专家对本书进行审读。两位专家审读后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作品虽然涉及新疆、西藏以及内地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但书写立场非常正面，因此最终顺利通过，一路绿灯。在出版形式上，我们从内容到装帧设计都下了很大功夫，我们希望这样一部独特的作品，能用独特的形式呈现出来。在作品内容方面，我把当时写的审读意见和真实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当时的判断是：这部作品是墨白一以贯之的先锋创作的延续，一直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与理念。他对文学本质的把握，是很多当代作家难以比拟的。

这部小说以扑克牌的花色和牌面为线索，采用非线性结构，进行意象的组合：方块部分的十三个高原故事，带有典型的公路小说模式；红桃部分的十三个西域南疆故事，以军垦、维吾尔族、塔吉克族的人文历史与生活习俗为背景；黑桃部分的十三个外省人故事，主要书写汉族群体，发生在京城及其他地区；梅花部分的十三个颍河镇故事，展现的是典型的中原文化底色。再加上大小王对应，全书54个故事均独立成章，对应扑克牌的54张牌，时间跨度从二十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一世纪，近八十年，展现了藏、汉、维吾尔等民族多元文化的交融，以及不同民族个体的生命体验，这是近年来中国先锋文学的重要收获。特别是小说语言圆润自如、饱满到位，我当时看完忍不住跟墨白老师留言：你这个语言太棒了，如此准确、生动且充满朝气与青春气息的文学语言，在很多成熟作家中都是少见的。

孙先科（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博士生导师）：

前天晚上刷视频，看到法国凯撒电影奖正在颁奖，组委会主席的一段发言，我觉得和今天的话题很契合，就把它作为今天发言的引子。她讲法国电影的独特性，讲法国电影真正的伟大，在于有专门的基金会机制，支持那些小成本、但拥有独特视角的作品，比如关注女性、同性恋、双性恋及各类边缘群体。她把法国电影这种关注独特对象、独特视角、独特组织形式的特质，看作是抵抗霸权、抵抗专制，守护民主与自由的方式。我们都看过法国电影，它始终保持着先锋性，始终处在探索之中，在电影领域里，它就是一个永恒的先锋派。这一点，很像墨白兄在中国小说界的先锋存在，这种先锋性倒不一定体现在扑克牌式结构上，我理解墨白兄的先锋性，体现在深度的文学思维、对世界的思维结构与思维过程之中，这才是墨白先锋的精神内核。

理解《扑克牌的N种玩法》这部小说，最好结合墨白兄近期的行走经历和他的长篇散文《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一起来读。前几年，墨白兄前往青藏高原、新疆、青海、云南等地，我把这一片区域整体概括为“高原”，就像地理学界把青藏高原、珠穆朗玛峰称作“世界第三极”一样，我把墨白兄这次在世界第三极的行走与文学实践，包括他的散文创作，看作一次“新的地理大发现”。这是一个比喻，大家不必过度理解。就像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欧洲人发现新大陆、唐三藏西天取经一般，这类地理大发现的核心意义在于改变认知。对墨白兄而言，这次行走改变了他对世界、社会、中国历史、文化以及文学“应该表现什么、如何表现”的整体认知，是世界观、文学观、社会观连为一体的观念性转变与颠覆。这种颠覆，针对的是中国文学长期形成的几种固定叙事模式，用托马斯·库恩的话来说就是有几种范式，比如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文学中的阶级论、现代性叙事里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些都是我们认识、解读与审美表达世界的典型范式。而墨白兄在经历“第三极”之行、完成这次“地理大发现”之后，突破了这些范式，尤其是我们公认的、用以表达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现代性结构，在他这里被改变了。有了对“第三极”、对高原朝圣者的深度认知之后，他再看待中国社会、再用文学进入世界时，就不再沿用城乡二元、自然与人文二元的框架。

《扑克牌的N种玩法》包含“高原”“西域”“外省人”“颍河镇”，再加上“大小王”，一共四个板块，我在结构上把“高原”与“西域”合并为一个板块，构成他思维里的“第三极”。正是这个“第三极”的介入，解构了我们长期习惯的二元认知范式，带来了一种更复杂的全新思维。我举两个例子，小说《JOKER》中的《幸福路174号》和《奇遇记》。大家细读就能明显感受到：《幸福路174号》里，主人翁要找的城市街道门牌号是147号，可找来找去路的尽头却只有173号，再接下来就是颍河的河道，174号根本不存在。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隐喻：城市里其实没有一条能通向真正幸福的“幸福路”，那是一条断头路。而《奇遇记》的隐喻更清晰：主人公从电梯走进一个梦境般的广场，面对的是钢筋与玻璃构成的大厦。作者借“大小王”来隐喻，隐喻城市是什么、城市对人类意味着什么。这样的城市意象与隐喻，从何而来？正是源于我所说的“第三极”认知——没有对高原的体悟、没有对朝圣者深刻的同情与同理心、没有那一场精神上的神性沐浴，墨白过去对城市的理解与书写，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包括他笔下颍河镇的故事，读起来有似曾相识之处，却又全然不同，不同之处就在于：有了“第三极”思维之后，他打破了观察中国农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框架，打破了现代性与传统性、乡土性与现代性关系的固有结构，于是作品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我想归纳的核心是，这部小说真正的先锋性，不只是用了扑克牌结构，那当然也是创新，晓雪院长刚才谈到的很多细致的小说诗学话题，也都具备理论概括的价值，我之后若写文章，也会从更具体的层面展开，探讨由此形成的新的小说诗学。但这部小说更根本的东西，是对世界认知方式的改变，是视觉思维的革新，这种思维层面的革新，才是墨白小说先锋性真正扎根的地方。

郑雄（河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扑克牌的N种玩法》将扑克牌这一日常意象，转化为精密完整的小说结构，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全书以54张牌对应54个篇章，不多不少，自成一体。每一个篇章，都可以独立站住。黑、红、梅、方，四种花色分别对应四个叙事板块。加上大小王两篇《幸福路174号》和《奇遇记》，从结构到意象，设计得非常用心。

这部书中的扑克牌元素并非外在的噱头或简单的结构框架，而是与小说内容、人物命运、精神内核深度交织。这些牌，勾勒出普通人的日常悲欢，命运跌宕。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境遇的生命，在牌面的秩序中相遇、交织，如同社会与人生的缩影。扑克牌的随机性、未知性、组合的无限可能性，对应着命运的无常、人生的偶然与人性的复杂，游戏的外壳承载起严肃的文学思考，在虚实之间叩问个体与时代、内心与世界的关系。

这种对形式的自觉探索，正是墨白先生先锋写作的重要标识。作品打破传统线性叙事，以地理空间的跨越、叙事视角的流动，构建起开阔而深邃的文学世界。从高原到西域，从都市到中原，辽阔的空间版图里，藏、汉、维吾尔、塔吉克等各民族的命运彼此映照，形成多元文化交融的交响。而“我”与“我们”的叙事人称，初读时模糊，细读后方知匠心——叙述者与故事中人互为镜像，外在世界与内心世界彼此同构，所有的行走、相遇、漂泊、守望，最终都是人对人、人对世界的感知与回应。

这也让我想到，法国诗人曾写下“骰子一掷，永远摆脱不了偶然”。我们每个人都如骰子上的一点，渺小却又共同构成完整的世界。墨白先生正是以一副扑克牌为隐喻，以54个篇章为载体，试图容纳时代、人生、社会的精神图景，这是非常大胆的，是对小说艺术边界的勇敢拓展。不知道怎么回事，让我想起来《周易》、河图洛书那种以极简框架映射浩瀚天地的雄心。这部作品同样以精巧的文学结构，试图承载起对世界、命运与人性的思考。《扑克牌的N种玩法》不仅是一部结构精巧、意蕴丰富的先锋小说，更是一次对“中国式人生”的认真书写。它以文学的方式，让我们看见个体的渺小与坚韧、命运的偶然与必然、文化的多元与共生。

刘进才（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扑克牌的N种玩法》是墨白写作的一个重要转向，它不仅显露出墨白中年变法的自我超越性，也以其特有的高原西域题材、独到的叙事风格和“在场”式的写作追求散发出似真似幻的美学效果及幽渺深远的隐微写作气息。

这部小说中，“我们”是小说的叙事者，这个复数的“我们”既是时代生活的见证者，又是历史记忆的书写者，“我们”无处不在，“我们”参与了事件，也记述了事件。“我们”与笔下的人物对话，是人物生活和命运的聆听者和观察者，“我们”在不同的地域和时空中行走，有时在“高原”或“西域”游走，有时又回到“颍河镇”，有时又化身为“外省人”。“我们”与笔下的事件及人物之间存在既亲近又疏离的关系，作为见证者、调查者与追寻者，“我们”目睹、参与或聆听了笔下人物的故事，但作为历史的记录者、书写者和思考者，“我们”又与这些故事保持了反思的距离。

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中，以“我们”这一复数人称作为小说叙事者还是第一次见到。相较于单数人称叙事者“我”，“我们”这一独到的复数人称叙述视角也呈现出其特有的美学意味。“我们”不是单独的个体，不是那个独享记忆的个体“我”，而是共享记忆的群体，“我们”共同见证了历史和事件，“我们”不仅涵盖了“你”“我”“他”，“我们”的叙事还具有一种沉浸式的代入感，读者仿佛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与小说中的叙述者一起汇入了故事的河流，共同参与到小说中人物的情感和生命中去。复数人称“我们”这一记忆的共同体打破了个人记忆“我”叙述的有限性，使小说的叙事更加牢固可靠。因而，墨白从“我”到“我们”叙事者的细微转变，直接将个体记忆的有限性转化为集体记忆的群体性，呈现出墨白镌刻记忆、铭记历史的叙事意图。进入墨白的这部小说，54张牌对应着54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我们”的眼光所烛照之地。当然，墨白的叙述者“我们”见证的是生活中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他首先让每一个个体生命呈现出自身的记忆，以打破曾经的历史记忆的固化性，从而复活历史的丰富性。

在《扑克牌的N种玩法》中，墨白仍隐隐约约地延续了他之前小说创作中潜藏的“寻找”母题，呈现出“公路小说”的文化意味，尤其是小说中的“高原”“西域”这两个部分，更是墨白在不同文化地域空间游走的直接产物。之所以将这部小说划为公路小说类型，不仅仅是因为“高原”里的13个藏地故事，都是以214、318、219国道贯穿，故事的发生都是以路途为载体，还因小说中其他章节的很多篇目也都是以“寻找”“逃离”或“流浪”为主题，这与电影研究中提出的“公路电影”类型极为相似。墨白的这部小说可称为“路上”的故事，有时是叙事者“我们”或“我”在路上看到、听到的故事，有时故事的主人公本身就是“在路上”。墨白的小说尽管也延续了之前寻找的主题，但在穿越“高原”与“西域”的寻找中却一次次遇见神奇的故事、异域的风景与别样的文化习俗，正是这永远“在路上”的“行旅与寻找”展演着有别于“颍河镇”的多元的文化体验。这种游走式的叙事方式有点类似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散点透视法”，移步换景地引领读者走进一个个从未接触过的域外空间，展现不同民族与不同地域的生活方式及民情民俗，墨白在地理景观与文化景观的双重展示中凸显了边地民众与边缘人物的生存状况与心灵世界。

墨白这部小说对于之前小说“寻找”主题的延续，就书名而言，《扑克牌的N种玩法》似乎也延续了《手的十种语言》的命名方式。相较于汪曾祺九十年代已年逾古稀的“衰年变法”，墨白的文学创作的“中年变法”在他人生的第二个甲子重新开启。当然，这重启的文学新路是墨白在经历过亲人生死离别后的痛定思痛和对故乡及人生再次回望的结果。墨白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如果说六十岁之前的墨白是一个跃跃欲试的生活的拼搏者和充满热情的介入者，那么，六十岁之后的墨白，生命的河床变得越宽越广，生命的激越之水变得沉静而舒缓。只要打开墨白近期的作品，从《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到《扑克牌的N种玩法》的许多篇什，都弥漫着一种宁静而舒缓的抒情氛围，那个在场的叙事者一直在满含深情地在“观看”在“聆听”在深思，这个沉静的叙事者早已克服了早期小说中那个充满激情和欲望的叙述主体，仿佛是一个历经生活劫难之后顿悟的智者，用一双慈悲的眼睛在发现着边缘角落里被人忽略的生命。

如果我们从阿恩海姆界定义晚期风格的层面看待墨白的《扑克牌的N种玩法》，这部小说可以称之为“画簿式”结构方式，一改原来长篇小说的宏大而严谨的结构方式，每一个独立的篇目自成一体，读者可以像抽取一张张扑克牌那样，随心所欲去随时翻阅每一个篇目，“扑克牌的N种玩法”也可视为进入该部小说的“N种路径”。那种结构宏伟严谨的长篇小说固然显示出作者试图总体上全景把握社会生活的雄心和能力，但事实告诉我们，世界只能以片段和零碎的面目呈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我们每一个有限的生命个体只能凭借自身的视角和经验去观察世界，世界的完整而宏大的图景不可能整体呈现。因而，这种散漫的结构方式本质上契合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体验。

为了使整部小说不至于散漫无章，墨白别具匠心地用一副游戏扑克牌的架构笼罩全篇，让每一个独立的故事成为整副扑克牌中不可或缺的一张牌，从而也成为整部小说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各自独立又保持内在联系的结构方式大大扩展了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倘若把小说中这54个故事按照时间顺序重新排列，小小的故事展演的却是中国社会近八十年的变革历史，再现了不同时空、不同身份与不同人物的悲苦命运。该部小说在叙事的节奏上也显得从容不迫，墨白在似真亦幻的白描与和缓的叙述延宕中呈现出“围炉夜话”般的叙事魅力。《扑克牌的N种玩法》无论是在小说叙事中，还是所描写的“高原”“西域”的边地生活内容，都呈现出墨白试图突破自我的圆熟风格，墨白在先锋姿态的写作中有一以贯之的坚守，在“中年变法”中又蕴含着新变。

刘海燕（河南省作协副主席、《中州大学学报》副主编）：

从《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这本书开始，墨白的文学表达随着他的足迹从颍河镇到青藏高原。这些年，他在地理空间和文学空间上不断突破自我，寻找新的表达，可以说，是他独立的文学灵魂、他的内心精神让他在高原异域找到了对应的载体。这本新著既延续了他以往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表达，又拓展着他的先锋风格。墨白这样一个作家，几十年来，坚守他的文学立场，不受时代潮流裹挟，在人生的后半场，依然有着旺盛的艺术创造力，他在场时，总带给我们生命的活力、激情和思想的引领，给我们以更好、更高地活着的鼓励。

《扑克牌的N种玩法》里的54个单独成章的故事，写了各式各样的人生与命运，以及“我”“我们”到藏地高原的所见，有见才有识。同时，作者个人的认知和灵魂也决定了他能看见什么，他想看见什么。这本书的内涵之新异丰富，表达之多元开放，我还需要慢慢消化。现在我就谈最打动我的阅读感受，就是作家墨白对人的命运的追踪与表达。如《胡杨林》一文，通过一个老人常年神经质地挖掘和寻找，带出一位上海女性当年因水土不服等客死他乡的命运。写“我”发现了曾经流落在高原的颍河镇人的足迹，尤其是本书的倒数第二个故事，《幸福路174号》，一个父亲当年用5000元血汗钱为儿子买的商品粮城镇户口，一个不存在的假户口地址，故事很短，但撼动了一代人的记忆。也就是说，这本书延续了作家墨白对于时代生活中个体命运的深情、深刻关注。只是这本书的地理空间扩大了——从颍河镇到青藏高原，人物背景也更为多样化，文化更为多元，在这样一个崭新的文学时空中，发现各式人物的命运，带出撼动内心的时代记忆，由此更为多元地呈现时代生活的真相。

我还想分享我的一个直接感受，就是墨白对藏地生活的描述。一个内地人到了高原，他视野里的一切都会改变，加上缺氧，更会有种似梦似幻的感觉。对于没有去过青藏高原的人，有些文字需要读得很慢。这些描述藏地生活的文字又梦幻又密实，譬如墨白写道：“一种神奇的植物——盖裂木，开花时，花部的温度要比周围的气温高出20摄氏度”。但网络资料显示这种花花部的温度只比周围的气温高出1—2摄氏度，也许是因为它开得像火焰，在高原的阳光下，就给人一种火烫般的感觉，那高出的20摄氏度，是心理温度。

刘涛（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墨白先生的作品，我之前是系列跟踪、系统阅读过的，包括之前的“颍河镇”系列、“欲望三部曲”，再加上现在这部新作。我发现，这部作品和他之前的创作之间，有着非常深层的内在联系，尤其是第四个单元“颍河镇”。

我始终认为，墨白是我们当代作家里面，在乡土批判这一维度上，最为激进，也最为深刻的一位作家。作为一位当代先锋作家，墨白自始至终贯穿，并且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显得格外突出的，就是他一以贯之的乡土批判，这种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人性批判、权力批判、暴力批判，以及背后所关联的政治文化层面。我把它概括为——乡土的“罪与罚”，有点类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精神内核，而他对乡土的这种持续批判，也构成了他小说先锋性最根本、最基础的本质。也就是说，我认为墨白小说的先锋性，核心就体现在这种乡土批判之上。如果说他的创作有新变，那就是从低海拔的颍河镇，慢慢上升到高海拔的高原。在我看来，低海拔的乡土对应的是“批判与罪罚”，而到了高海拔的高原，则升华为一种“高原的颂歌”。

所以读这部作品，我建议应该从后往前读：先读“颍河镇”，是读他的过去；再依次往前，会发现作品的第一个单元，反而是他最晚、最新的思考，是他对世界最新的看法。他是用高海拔高原的神性与歌颂，来对低海拔颍河镇所象征的罪与罚进行救赎——用神性，来洗涤世俗的罪恶。作品里写得很清楚：一对心事重重的恋人，来到雨崩神瀑之下，让男性在神瀑下沐浴。这个沐浴，就是要洗掉身上的罪恶。而“罪恶”，正是墨白之前小说的核心主题。颍河镇，乃至河南这片土地，在他笔下已经成为一个意象、一个象征，用高原的神水，洗去来自乡土、来自现实世界的罪孽。我认为这是这部小说非常深层的结构，只有理解了这个深层结构，才能真正读懂墨白先生这部作品最核心的思想主旨。

另外我认为，墨白先生本质上是一位短篇小说文体家。他的文体创新，体现在他作为当代非常优秀的散文家，有着非常明确的散文文体创作意识，而这种意识又深度渗透进他的小说创作中。所以我们看现在这部长篇，名字很宏大，叫“我们三部曲”第一部，但它的内部结构，其实是由一个个短篇连缀、集结而成的。通过这种短篇连缀，他想呈现给我们的世界观是：这个世界，是神与人、世俗与神圣、灵魂与肉体、灵魂的高尚与肉身的局限等一系列二元又混杂的存在。他认为，这样矛盾又混杂的世界，才是真正真实的世界。这种结构观背后，是他完整的世界观。小说里“扑克牌”式的结构，也暗含了他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总结——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借用西方学者的话，这是他对整个世界的一种总体判断。

因此我认为，这部小说和他之前的创作相比，有一个重要突破：从以往侧重乡土批判，慢慢升华到对神性的歌颂。这种神性是复杂的，既有信仰性、宗教性的层面，也包含对世俗中正面力量的肯定，比如《昆仑山下》里写到的革命烈士等。作品里开始出现对正面价值的歌颂与肯定，这是他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新变。

同时，他对信仰性的肯定，也让小说呈现出强烈的诗性。如果说他之前的小说，先锋性、批判性更强，那么现在这部作品，更多是先锋性与诗性的交织纠缠。很多章节的诗性表达非常突出，比如写胡杨林时，段落节奏、语言方式都带有明显的诗性追求，文体上的诗性意识非常自觉，这和“颍河镇”系列那种更偏先锋、多元文体、多声部的历史表达，形成了一种对照与互文。

陈宏伟（河南省文学院副院长、《散文选刊》主编）：

我认为，这部作品至少从三个维度，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研讨向度。

第一，先锋姿态的再确立。这部作品最直观的冲击，在于其“扑克牌”式的整体架构。54篇小说对应54张牌，高原、西域、外省人、颍河镇四大系列，被精心锚定在方块、红桃、黑桃、梅花四种花色之中。这不是简单的形式游戏，或者说数字的对应，更是一种深层的结构隐喻与叙事哲学。它将一部厚重的作品，解构为可随机进入、可重组、可博弈的文本单元，彻底打破了传统长篇或小说集的线性阅读契约。这种试验结构本身极为有趣，标志着一种“先锋写作”的回归，是先锋文学精神在当下语境中的一次重要再出发。它迫使我们去思考：小说的形态边界究竟在哪里？我的理解是：结构即叙事，形式即意义。

第二，开放性写作的再拓展。扑克牌的四种花色成为四大叙事空间：高原系列对应方块，厚重、坚实，仿佛承载着文化与历史的基石；西域系列对应红桃，炽烈、奔放，洋溢着异域的风情与生命的激情；外省人系列对应黑桃，深沉、冷峻，刻画着漂泊的命运与现代的疏离；颍河镇系列对应梅花，灵动、乡土，扎根于记忆的故园与流动的日常。四种花色，四个系列，构建了一个庞杂而有序的文学宇宙。这副“扑克牌”的玩法，最大的特点是多元且开放。在这形式创新之下，包裹的是墨白老师一如既往对“人”的深切关怀与对“地”的执着勘探。从高原到西域，从外省到颍河镇，他笔下的人物无论身处何方，都承载着具体的悲欢、挣扎与向往。四个系列，如同四幅巨大的精神地图，共同拼贴出当代中国丰富、复杂的现实图景与心灵景观。每一篇小说都是一张独立的“牌”，组合起来，便是时代洪流中无数面容与命运的交响。

第三，阅读行为的再合作。《扑克牌的N种玩法》不仅仅是一本供人阅读的书，更是一个邀请读者参与的“叙事游戏场”。它预设了多种阅读路径：你可以按照传统的顺序阅读，跟随作者构建的脉络；也可以洗牌、切牌一样，随机进入任何一篇，体验偶然性带来的叙事惊喜；你甚至可以依照花色，分主题、分地域地进行集中探索，比较同一符号下不同的生命样本。这种结构设计，赋予了文本极强的互动性与生成性，让阅读行为变成了参与创作的一部分，将部分叙事权力让渡给了读者，使阅读行为从被动地接受，转变为积极地发现与意义建构的过程。这种“游戏性”并非消解严肃性，相反，它通过互动加深了体验，使读者在组合、对比不同文本的过程中，更深刻地体悟命运的多重可能和时代的复杂共鸣。这实际上是对当代阅读习惯和作者——读者关系的一次意味深长的挑战与重构，让读者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游戏”。

墨白老师以《扑克牌的N种玩法》完成了一次“严肃的游戏”。它通过先锋的结构、深邃的地理叙事和开放的阅读设计，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丰富而充满魅力的文学世界。这部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自身内容的完成度，更在于它为当代小说创作提供的宝贵启示。

张晓林（《大观·东京文学》社长、河南省小说研究会执行会长）：

前些天，我读到墨白先生的一篇文章，《博尔赫斯的宫殿》，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深度阐释了博尔赫斯的文学理念。很深刻，也很独到。等到我再读《扑克牌的N种玩法》时，就不由地联想到博尔赫斯的小说。二者之间有某些关联，却又有着本质的差别。

墨白先生的这部小说以一副扑克牌的完整规则为叙事框架，54张牌对应54个独立篇章（可以理解为54篇短篇小说），四种花色对应《♦高原》《♥西域》《♠外省人》《♣颍河镇》四大叙事板块，大小王对应《幸福路174号》《奇遇记》两个核心篇章。扑克牌的随机洗牌、多种玩法，直接隐喻人生的多重可能性、命运的偶然与无常，将游戏规则与文学叙事相融合，实现了“游戏形式”与“严肃主题”的高度统一。

读这部小说，首先让我想起博尔赫斯的“迷宫叙事”。《扑克牌的N种玩法》同样是一部典型的迷宫式长篇小说。作品彻底打破了传统长篇的线性叙事逻辑，54个故事看似独立松散，实则以“我们”的叙事主体为线索，以“颍河镇”为地理原点，向高原、西域、外省形成放射性的空间辐射，构成了一个命运与空间的双重迷宫。读者可以像洗牌一样任意选择阅读顺序，不同的阅读路径会获得完全不同的叙事体验，这与博尔赫斯“叙事即迷宫”的创作理念完全同构。

我的第二个主要感受，在这部小说中，墨白先生试图消解“真实”与“虚构”的绝对边界，世界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文学是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最佳隐喻。墨白的创作一直以“不确定性”为核心特质，《扑克牌的N种玩法》更是将这一特质推向了极致。扑克牌的随机抽取，本身就是对命运不确定性的具象化表达；书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物命运相互交织、互为镜像，记忆与现实、亲历与听闻、真实与虚构在叙事中相互渗透，彻底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对“真实”的固化认知，以文学探索存在的不确定性本质。

尤其值得注意的，《扑克牌的N种玩法》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隐喻系统。扑克牌本身就是总隐喻，四种花色分别对应人生的四个核心维度：方块象征远行、宗教和大自然，红桃象征情感与家园，黑桃象征权力与漂泊，梅花象征生命与故乡；每一张牌都是一个独立的人生隐喻，从A到K的牌面序列，对应着个体生命从起点到巅峰的完整历程。墨白通过这套隐喻系统，探讨命运的无常、人性的复杂与时代的变迁，和博尔赫斯一样，始终追求小说的哲学深度与诗性质感。

在叙事空间上，墨白与博尔赫斯拉开了距离，《扑克牌的N种玩法》完全扎根于中国本土的、有血有肉的现实场域。颍河镇是墨白一以贯之的文学故乡，是中原乡土的精神缩影；《高原》板块的214、318国道，《西域》板块的南疆军垦生活，《外省人》板块的京城漂泊图景，都是中国近80年社会变迁中最真实的生活场域。墨白的迷宫，是建立在中国大地之上的、有着明确地域坐标与历史温度的空间迷宫，每一个篇章都带着强烈的本土现实质感。

《扑克牌的N种玩法》的叙事内核，是对个体生命的深切关注与强烈的人文关怀。54个篇章对应54段鲜活的人生，藏、汉、维吾尔、塔吉克等不同民族的普通人，他们的漂泊与坚守、苦难与温暖、理想与失落，都被细腻地呈现。墨白在探索命运不确定性的同时，始终带着悲天悯人的民间精神，关注底层人的生存境遇，关注时代变迁中个体的命运浮沉，关于这一点，墨白与博尔赫斯式的冷静超脱形成了鲜明对比——博尔赫斯写的是“宇宙的哲学”，而墨白写的是“人的文学”。

博尔赫斯几乎不涉足长篇小说创作，他的作品都是极简的短篇。《扑克牌的N种玩法》则是一部结构开放的长篇小说，它突破了博尔赫斯的短篇闭环，构建了一个放射性的网状叙事结构。作品以颍河镇为原点，向中国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辐射，覆盖了中原、边疆、都市的广阔社会图景，四个板块、54个故事既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形成了一个“形散神聚”的开放结构。这种结构既延续了博尔赫斯的迷宫精神，又大大拓展了叙事的包容性，容纳了更广阔的社会图景、更丰富的人生百态与更厚重的历史纵深，这是博尔赫斯的短篇文体从未触及的维度。

《扑克牌的N种玩法》时间跨度近80年，从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的当下，完整覆盖了中国当代社会的重大变迁，每一个故事都被锚定在具体的历史时段中，个体的命运与时代的线性进程紧密交织。墨白虽然也探索命运的偶然与无常，但他的“不确定性”，是线性历史中个体命运的不确定性，而非时间本身的不确定性；他的叙事始终尊重历史的线性流逝，这与博尔赫斯式的超验时间观形成了根本分野。

墨白先生的《扑克牌的N种玩法》跳出了博尔赫斯形而上的抽象思辨，将先锋的叙事形式与中国本土的现实场域、历史纵深、人文关怀深度融合，让博尔赫斯式的文学迷宫，扎根在了中国的土地上，让抽象的哲学隐喻，落地为有温度、有质感的个体生命叙事，完成了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赓续与超越。

李纲（《中原文学》执行主编）：

刚才几位老师说到墨白老师的这部小说既有继承也有突破。继承方面，像他的《父亲的黄昏》里的主题，在这部小说中“颍河镇”的故事里都有很深刻的体现。那他的突破来源于哪里？这就涉及今天我想说的话题，我们还要不要把文学创作界定为纯文学与类型化文学？比如像《水浒传》《三国演义》《太平广记》这样世俗类型的文学，在我们今天的现实里都成了经典、纯文学。我想墨白老师在这本小说中的一些突破，和他这十年来的沉淀以及做的一些尝试有关，包括影视剧本创作。这部小说可能是一种很自然的生发，如果他这十年来没有对其他题材、像影视剧这种类型化创作的尝试，我想也不会有今天这部小说。

一个作家的每一步路，对每一个方向的尝试，都不会白走。刚才我说到《太平广记》，这本传统的典籍和墨白的小说有什么异同、有什么关联性呢？《太平广记》中有很多荒诞的内容、很多对梦境的描写，有对单一叙事的拒绝，甚至是对权威叙事的一种补充、一种反叛。墨白老师在《扑克牌的N种玩法》中，特别是对“西域”和“高原”的描写，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博物志。所以说，墨白老师这本小说，就有《太平广记》这类书籍的影子，是对传统的一种传承。如果用学术化的定义来说，是墨白老师采用后现代主义的写法对《太平广记》里的前现代主义的一种实验，在表达的思想上，比如碎片化叙事、非中心叙事这些方面，两者是有统一性的。这种统一性最终体现在，不管叙事多么偏离中心化，其实最终还是在追求一个有秩序、有天道、有因果的世界，还是在追求一种人文主义精神。

这部小说突破并扩大了“颍河镇”这个文学世界，把它从中国的第三阶梯拓展到了第二阶梯、第一阶梯。整体而言，我看“西域”和“高原”这部分的时候，还是没有看“颍河镇”那部分时那么过瘾、那么沉浸。我想在接下来的“我们”的第二部、第三部中，墨白老师会不会把“颍河镇”的范围扩大到整个颍河流域？这样就能概括贾鲁河流域，这样就可以把这部作品命名为《象棋的N种玩法》？因为贾鲁河就是鸿沟的前身，是西汉的楚河汉界。其实我想说的是，希望墨白老师继续他这些年在类型化创作方面的探索，当他把这些探索回归到文学叙事的时候，我想他大概率能达到一个自己以前从未达到、从未想过的高度。最后，我想表达的是：在墨白老师身上，我能感受到一种非常宏大的力量，那就是他对文学创作的这份深情与蓬勃。

郭海荣（河南省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近些年先锋文学逐渐式微，而墨白始终在先锋文学的赛道上坚守，在这么多年之后，他呈现给我们的这部《扑克牌的N种玩法》在形式上的突破，非常难得，这是墨白写作进入另一层境界的里程碑。这部长篇的文笔自由挥洒、收放自如，是墨白功力的真正体现。书中相对于扑克牌的54个单独成章的故事，每个都是高密度的，我们从每个故事里看到的人生切片都非常厚重。这部长篇是墨白先生文学观、创作观以及世界观的一次高质量呈现，当然也是中国近年来先锋文学的一部重量级作品。

长篇小说的叙事结构从来都是作家把握世界、认知存在的一种方式。对于墨白而言，他始终坚守先锋叙事探索，《扑克牌的N种玩法》最直观的突破，便是以扑克牌作为隐喻构建的非线性叙事体系，以及复调化的叙事视角，这是对中国传统线性叙事的一次突破与颠覆。这部小说的宏观核心框架，并非简单的扑克牌噱头或是碎片化小说的合集，而是以扑克牌的完整体系为叙事模本，以晶体化结构为整体叙事内核，并且运用网状互文为运行逻辑，构建了一套整体去中心、去线性、去等级且可再塑形的全新长篇叙事宏观体系。这套宏观体系框架的突破，在于它打破了小说树状线性结构的底层逻辑——传统小说是以核心主角为主干、主线情节为脉络、因果关系为纽带、线性时间为轴线，还有着等级化的结构。同时，这部小说还解决了后现代叙事中碎片化叙事所导致的“解构容易、建构困难”这一核心困境。

《扑克牌的N种玩法》中54个单独成章的故事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因果叙事，强调文本的开放性与多义性。卡尔维诺认为，小说应如晶体般由多个平等、独立的“晶面”构成，每个片段自成一体又相互折射，形成非线性、去中心化的空间化结构。晶体的核心物理特质，是由多个相似的原子、分子构成，每一个分子都独立完整，而所有分子共同构成一个彼此对称闭环、高度连接、相互映照折射，进而呈现出晶体完整形态的有机整体，这和扑克牌的结构非常相似。回到这本书的整体框架，每个独立故事之间的关系，就和卡尔维诺关于“晶体”的论述十分相似。

牌面没有天然的固定等级，牌面的大小权重完全由游戏规则决定，而非牌面本身——除了大小王以外，其他所有牌都是平等的。这种将玩牌规则转化为框架结构的方式，消解了传统长篇小说的等级化叙事逻辑。它没有核心主角与主线情节，54个叙事节点各自有独立的人物形象和故事闭环，没有任何一个节点、一个人物、一条情节，拥有凌驾于其他节点之上的核心地位。当然，如果硬要说的话，大小王对应的两个原叙事单元，跳出了具体的叙事切面，在我看来，它们在本书中应该是一种延续式的表达。大王《幸福路174号》是一个身份可疑的叙事者，他没有户口，也是一个丢失幸福的人；小王《奇遇记》则是一个异世界的闯入者，他作为一个正常人进入聋哑人的世界，在那里感到非常不适，这种异化感和闯入感非常明显。这两个故事让整个结构形成了具象叙事与延续式表达的逻辑闭环，但如果读者只想把它们当成普通叙事节点，大小王也可以和其他故事一样平等。

另外，本书没有主次章节的等级划分。传统长篇小说通常有明确的主次关系，核心章节承载叙事重心，过渡章节承担铺垫功能，再加上开篇、结局等构成完整脉络。而这部作品的54个叙事节点在框架中完全平等，没有开篇、发展、高潮、结局这样的逻辑，任何一个节点都可以成为阅读的起点，也可以成为终点。四种花色对应的叙事板块在宏观框架里也处于完全平等的位置，没有核心板块与边缘板块之分，就像扑克牌的四种花色，没有天然的高低贵贱，只有主体功能的差异。

这种结构其实是长篇小说创作底层逻辑的一种转换。传统小说里，即便是原来的先锋小说，读者的阅读过程也都是沿着叙事与故事的因果链条被动接受；而本书的框架带来的叙事动力，来自节点之间的互文共振。读者可以不断发现不同节点之间的主题呼应和意象对照，不断生成新的意义解读，这种读者的主动发现和构建，才真正成了叙事的核心动力。所以我们会发现，叙事的中心是可移动的，文本的意义不再是作者预设的唯一固定答案，而是由读者在节点之间的互文关系中重新生成的。在这里，读者是参与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高度参与到叙事中，并且重新生成意义。

《扑克牌的N种玩法》里的叙事视角是复调化的“我们”，这里的“我们”可以是书中的每一个人。这种流动的叙事主体，也让这54个独立的故事形成了内在连接。无数个“我”汇聚成“我们”，无数个个体的人生故事汇聚成一个民族的记忆。墨白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过，历史不是由冰冷的数字和宏大叙事构成的，而是由无数个体的记忆组成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承载者，这里的“我们”，既是故事的书写者，也是被观望、被打量的对象。所以这个视角可以不断切换，这些“我”构成了一种非常有趣的叙事。那么，我们在命运的牌局里到底能照见怎样的人生与人性？扑克牌的核心隐喻贯穿了全书。有人说，人生本就是一场充满未知的牌局，“扑克的N种玩法”对应着命运的无数种可能，也照见了人性在绝境、欲望、创伤和荒诞中那些无法被定义的复杂面相。墨白没有给人性贴上标签，而是将一个个普通人置于时代与命运的激流中，让我们看到，人性从来不是一张单薄的纸牌，而是在不断洗牌、发牌、出牌的过程中，显露出光明与幽暗、坚守与沉沦。

《扑克牌的N种玩法》中最动人的笔触，始终落在那些被命运抛到社会边缘的人身上。书中很多故事，就像网络上所说的“时代的一粒沙，就是人生的一座山”。墨白写透了绝境对人性的异化，却从来没有否定绝境里的人性微光。读完这本书，我觉得他即便写出了命运的荒诞、历史的残酷，却依然在每个故事的缝隙里，留出了人性最宝贵的一面。就像《扑克牌的N种玩法》这个书名所暗示的，即便牌局充满未知，即便命运发给你一手烂牌，人仍然拥有选择怎么出牌的权利——你可以选择沉沦，也可以选择坚守。通过这本书，我们看到，人性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常量，而是在命运的奇景里，一次次选择、挣扎与坚守的过程。

刘军（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我把读这部小说前面“高原”和“西域”两个地域的感受，归为两个精神属性的词：一个是孤独，一个是深情。现在大家常提到一个词，叫“复魅”。墨白老师早期的中短篇，精神主旨大家都很清楚，主要是揭露日常现实之下的荒诞、冷酷与失序。而这部作品，我觉得有一个“复魅”的倾向，就是在精神属性上，回到了孤独与深情。墨白老师前期的作品里，很少出现“深情”这种因素：人间的深情、坚守、深爱与表达，这些都很少，但在这部作品里，我们读到了。

先说孤独。这部作品里的孤独，是一种向内的孤独，和我们现代派作品里那种向内转的趋势是一致的。我在高校教书，很多学生写论文会写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里面常谈的一个主题，是北方中国乡村的孤独，但那是一种向外的孤独，强调社会关系，即我找不到人说话，没人理解我。其背后的逻辑，还是想回到社会关系框架里，追求和谐、追求平衡。但《扑克牌的N种玩法》里的孤独，是自我的、深入的，无需向外寻找解脱，而是自我存在的重量的一种呈现。比如《♦高原》中《西去的河流》里那个背着骨灰的木匠，他要走过那么多寺院，可当他在走完在地图上标注的一百座寺庙之后呢？对这个木匠来说，他要承受的是一生永恒的孤独。这种孤独是向内的，不需要解脱，孤独就是他自己，孤独构成了他生命的意义和重量。再比如《♥西域》里《琴声如诉》中的老人，头上有个瘤，一辈子弹琴、修琴，只有在听到我们带去的那个消息之后，他长达几十年、整整一生的孤独，才有所松动。

再说深情。作品前面部分里，涉及恋人、母子、战友情，还有信仰——我们很少会想到信仰也带有情感，其实信仰是一种非常虔诚、深沉的宗教情感。《♦高原》中《雅鲁藏布江河谷》里的拉康，在我解读里就是一个非常深情的形象。他走遍各地，收集植物种子，收集与虔诚信仰相对位的东西，在为尘世完成救赎的同时，自己坠入了雅鲁藏布江。我把这理解为一种象征，一种人与大地之间的深情。

从技术细节上来说，墨白老师这些年在云南、西藏、青海、新疆的行走，让他对藏区、西域的历史、地理、文化非常熟悉。对我们内地人、中原人来说，西藏的牦牛、藏马熊，喀喇昆仑山的隘口、垭口、达坂，都只是一个典型的、想象中的他者。但在这部小说集体写作里，因为他足够熟悉，完成了一种内化——不再是想象中的他者，而是变得触手可及，就在我们身边的事物。

另外我还注意到，小说里的色彩感很有意思。不同篇章里的器皿、宗教物品，天气、物候，还有人的神情神色，表面上是文字，在我看来其实是流动的色彩，是人间色彩的流动。当然，因为我还没读完，我只是推测，这部小说集，墨白老师应该是在写世相，不一定只写存在、写悲剧，但核心应该是写世相。没读完确实很遗憾，也很惭愧。

奚同发（《河南工人日报》总编辑助理）：

这么多年阅读墨白的作品，他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尽管他的小说是挑读者的。其实墨白从一开始写作，就是挑读者的。我记得他早年写过一部长篇《寻找外景地》，我当时读完就很吃惊，他一直给自己的创作设定了几个命题。比如他喜欢写“梦”，梦里面充满了不可琢磨、未知与神秘，后来他又把这种对“梦”的书写，延伸到所有创作母题当中。比如对“陌生性”的探索，后来他还写了长篇小说《来访的陌生人》。

墨白的长篇小说创作在形式上变化非常明显。在我个人看来，这部《扑克牌的N种玩法》，是他创作追求的集大成之作。从内容上来说，体现在他突破了以中原“颍河镇”为核心的文学意象的表达。以往我们对他的文学认知，都是以颍河镇作为文学意象，所有人物、背景、创作氛围与环境，都放置在这样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地域里。而这个地域，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不断被放大，既有宏观层面的拓展，也有显微镜式的细微记录。我们能慢慢感知到，一个庞大的文学世界在他笔下逐渐成型，成为一个文学王国。这个王国里，充满了权力、暴力，以及乡村逻辑与乡村民俗之间的抗衡与较量。而《扑克牌的N种玩法》和以往小说的差异，就在于它突破了这一范围，走到了中原乡土、颍河镇之外的“高原”和“西域”，以中原作家的视角，完成了中原与西域这样一个特殊文化的碰撞。这种碰撞非常特别，从现代文学史上来看，河南作家几乎都没有这样的突破，基本都以中原本土写作为主。而墨白在内容上完成了这样一次突破，即便放在中国文学史的视野里看，以本土为创作根据地，来完成与异域文化的交织碰撞，这也是唯一的。正是因为这样一部集大成的长篇小说，让墨白成为一位卓尔不群、特立独行的作家。

对叙事形式的探索，一直都是墨白孜孜不倦所追求的，从他的一些随笔，包括近两年他出版的《序跋集》《通向青藏高原的道路》等作品都能看出来，墨白对自己文本形式的求新、求异和很多作家不一样。关于墨白的文本，这里有几个点值得一说。第一个词是讲究。文学在墨白手里，不只是叙事，更像一个非常体面、贵族化、有格调的人出场时，对穿着、打扮、领夹、领带、帽子、烟斗都做极为讲究的处理。第二个词是创新。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一直有种感觉，墨白就像酒吧里技艺高超的调酒师，他把不同的酒在手里来回抛接、调配，给我们调出了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味道。每一次细微的分量差别，导致了味道的差异。墨白的这部小说运用54张扑克牌的玩法，达到了自由穿插、自由发牌、自由取牌、自由组合的阅读效果，并使我们在阅读中完成了对不同味道的选择。

关于墨白文本的第三个词，是变化。墨白这部小说的形式本身就是内容，这本小说的形式是先锋创作的一次回归，甚至可以说是先锋小说创作的一座里程碑。以前我们对先锋小说的认知，大多停留在余华、马原那一代。前几年马原来郑州，我们聊到先锋，他对当年的创作也有一些思考，但是他们目前基本都回归到了现实主义。但墨白用这部小说向所有现实世界证明了先锋没有停下来，先锋还在继续，还在往前走，他以特别的方式，完成了对先锋的认知与表达，所以说，《扑克牌的N种玩法》是对中国文学史的一个贡献。或许，很多人不一定能完全读懂这部小说，这是由54种人生、54个个体所汇聚成的时代洪流。比如《冰山上的来客》一篇，这是属于“50后”“60后”这一代人的时代记忆，是需要被唤醒的，年轻读者或许没有兴趣去探寻其中的人物，但能被这部小说的形式所吸引。所以我个人认为，这部小说的形式本身，在叙事学上，就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在《扑克牌的N种玩法》封底的推荐语中有这样的词语：21世纪中国的博尔赫斯和福克纳，由此我还想到了帕慕克，想到了《我的名字叫红》。多年前我看到这本书，就被书中的循环性的结构所打动，为此，我还专门托土耳其的朋友买到了一本原版的《我的名字叫红》。虽然我看不懂土耳其文，但摸到原版，就好像摸到了作品的“真身”。《扑克牌的N种玩法》让我重新获得了这种感受。墨白的写作和我们的差异也在这里，他触摸到了写作的真身，我们可能还只是站在中原这片土地上，感受眼前的小我，而墨白完成了对“我们”的认知。这个“我们”，就是整个八十年代形成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会唤醒、会提醒，尤其对现在的年轻作者、年轻读者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提醒。

《扑克牌的N种玩法》里的“高原”，被认定是公路小说的写作。去年在看墨白的《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时，我就觉得那是一种类似公路小说的写作。我们知道，世界文学史中的公路小说起源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其发展深受战后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以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为标志性开端，逐渐成为表现个体自由、精神觉醒与社会反思的重要文学形式。我当年读《在路上》时就觉得，公路小说写作就是在行走中遇见未知、遇见神秘、遇见意外、遇见变化，接触多元的历史、人文、文化、风俗与不同的人，这是公路小说本身的特点。墨白恰恰把公路小说的特质和他很早就形成的创作理念打通了，这或许也是他选择这种写作方式的原因，公路小说的特性与墨白的创作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这部小说今天的样貌。而这种样貌，又和韩寒《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班宇《逍遥游》这些公路小说不一样。韩寒写的是开车途中遇到的人与事，班宇写的是东北小人物在旅途中的挣扎与梦境，而墨白，始终有中原的颍河镇作为他文学的叙述核心。正是因为有这个核心，他的行走才有了相互呼应、相互照应、相互对比、相互纠结，从而完成对时代与人性的呈现与表达。

《扑克牌的N种玩法》这本书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想用一篇文章对这本书做综合评论，其实非常困难。因为它涉及了不同身份、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地域环境、不同职业、不同人生经历等等，但我们从书中跳出来看，也能看清人生本就如此。世上芸芸众生，我们的人生背景不同、来路不同，每天清晨从家里出发，前往某个地方去谋生。而墨白和我们的区别在于，他用文学表达，为现实中的“我们”——我们每一个个体赢得了留存的尊严。

潘磊（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墨白的长篇小说新作《扑克牌的N种玩法》，与他之前的“《欲望》三部曲”和《梦游症患者》以及散文集《通往青藏高原的路》，在精神内核上存在一定的关联。这部小说我是倒着读的，从《♣颍河镇》开始，到《♠外省人》《♥西域》，最后是《♦高原》，从中感受到从低海拔的中原小镇到高海拔的青藏高原，生命逐渐走向开阔、阔大，充满了作家对生命的哲思与体悟。

这部小说让我最感兴趣的是从人文视角对战争的叙述，对人的生命的珍视与尊重，对和平的呼唤和期待。这部小说涉及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多次战争，并发掘了其与中原、河南之间的关联。譬如《♦高原》中的《昆仑山下》一篇，小说中的游人“我”和妻子到西部边境游历追悼1962年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牺牲的战士，这场战争中牺牲的河南士兵有26名，他们分别来自焦作、濮阳、原阳、辉县、博爱、灵宝、温县、获嘉等，小说在写到2020对印边防斗争中牺牲的漯河籍战士王焯冉时，有一段小说中的“我”与战士父亲通话极为感人：“大爷，我们已经摆上了酒，还有烟……对，大爷，我们上学的时候，焯冉就爱吃羊肉串……大爷……您不要哭……要是让焯冉听到了，他心里会不好受的……”。

《♣颍河镇》中的《魂归故里》涉及了民国时期的抗日战争，“教授”的大伯于1937年，在他15岁结婚的第二天就到信阳参加了张轸的13军，比大伯大6岁的大娘一直在家中等待丈夫的归来，大伯在参加武汉会战后的1941年12月跟着张轸到了重庆，被改编成66军，其中有孙立人的38师，在38师李鸿的114团任连长的大伯在著名的曼德勒战役中牺牲，70多年后大伯的尸骨回乡，与大娘合葬。从没见过父亲的儿子来福说，“还军官太太，一辈子连个人都没等着，可苦了我们一家人了”，小说里这样描述：“来福声音里有些伤感，他起身来到棺材前，从竹篮里取出一叠火纸放在快燃尽的火纸上，蓝蓝的火光慢慢地强起来，一晃一晃，热气流把火纸的残骸卷起来，送到空中，四处飞散”，读来让人动容。这篇小说还提到，中国远征军在1944年收复腾冲一战就牺牲了9000多将士，不算士兵，其中仅河南籍的军官就70多人。

其次，是《扑克牌的N种玩法》中大历史中的普通个体，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动荡历史中挣扎沉浮的小人物。在《♥西域》中的《流放地》中的主人公，是1958年因被打成“右派”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刘期颐，刘期颐是北京地质学院的高才生，事事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王副政委说他；“你歪嘴骡子卖个驴价钱，吃亏就在嘴上”，刘说：“别说卖个驴价钱，就是卖个狗价钱，我也得说。你说，我人都活到这个境地，还在乎什么？”不仅是刘期颐，后来出现的那个独自在沙漠中寻找父母的孩子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父亲在劳改农场，母亲带着孩子从河南来寻找父亲，沿着叶尔羌河一个农场一个农场地寻找，孩子因一场沙尘暴与母亲失散，善良的刘照顾孩子，最终与孩子一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小说给读者留下了一个神秘的结尾。这让我想起墨白在长篇小说《梦游者患者》的结尾也凸显了儿童的形象，一个流浪的孩子救助并感化着激进的革命家王洪良。

还有《♣颍河镇》里《雕塑家》中20世纪50年代那个坚持自己美学追求但又在时代夹缝中痛苦求生的雕塑家潘树森，在《雕塑家》里，小说写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叶桐轩。叶桐轩是淮阳人，1928年考入河南省立艺术学校，1930年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画专业，师从潘天寿，之后在河南大学前身开封师院艺术系任教。小说虚构潘树森是叶桐轩的学生，在虚构与真实的交融中来呈现历史，反思历史。潘树森的学生沙解放靠造反起家，不懂艺术，但成为他的领导，还占有了他的妻子，最终雕塑家自杀身亡，“在那辆架子车的四周和覆盖他身体的被单上，落满了粉色的桃花”。小说写得十分精彩，既有丰富的人物塑造，也有生动的情节，还有对历史的揭示与思考。

这部小说打动我的还有《♠外省人》中的《流浪艺人》，小说以一个采风者的视角写马街书会的说书艺人，小说的主人翁老曹曾参加过抗美援朝，但在战场上成了俘虏，和他同时被关在韩国济州岛的俘虏有6000多人，老曹回家后家人怕被连累，不接纳他，他的哥哥说：“你为啥没被打死，被打死了我们还能领政府的救济。”老曹成了一个流浪艺人，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山东、河北、安徽留有他的足迹。在困难时期，他微薄的收入曾支撑过全家人的生活，“生活苦难的时候，我一个月能挣1000多斤红薯干，我们全家人的口粮，就靠着我这破喉咙哑嗓……”。这小说看得我泪眼朦胧。我姥姥家就在马街，幼时爷爷曾带着我逛马街书会，当年的我从没想到过流浪艺人生活的艰辛，“熙熙攘攘的观众陆续离开，书已经写出去的艺人也撤了，可直到这时，也没有人找老曹父子商量写书的价格。虽然有不少观众纷纷掏钱给他们，但都被倔强的老曹给拒绝了”，质朴的文字写出了一个流浪艺人的尊严。民国时期河南籍作家师陀在《果园城记》中也写到过民间的说书人，说书人是大撒谎家，但为童年的“我”创造了一个美好的精神世界，“当一切曾使我欢喜和苦痛的全随了岁月黯淡了，只有那些被吹嘘和根本不曾存在过的人物，直到现在还在我昏暗的记忆中出现——在我们记忆中，他们永远顶生动顶有光辉。跟这些人物一起出现的还有在夜色模糊中玉墀四周的石栏，一直冲上去的殿角，在空中飞翔的蝙蝠。天下至大，难道还有比这更使我们难忘，还有比最早种在我们心田的种子难拔去的吗？”。《流浪艺人》的书写，是墨白先生以自己的叙事方式对前辈中原作家的致敬和回应。

《扑克牌的N种玩法》中的扑克牌意味着人生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不同年代的人生形式拼贴在一起，既有历史与现实，也有对生命的哲思，称得上是一部当代中国的精神简史。这让人想到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和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系列作品。墨白小说中的戈壁、沙漠、红柳、雪山等西部风景，人类的孤独、迷惘、失落、温情，诗性的语言，感性的文字，注重人的情感与心理，这种独特的语言风格也是墨白先生一贯坚持的。以诗性的方式书写历史、现实，是对当代小说形态的极大丰富。

李勇军（郑州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

由《扑克牌的N种玩法》，我想到了“互文阅读”。所谓“互文性”，一般是指文本之间相互关联、引用、呼应或参照的关系。阅读墨白，我认为不能忽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墨白作品的互文阅读。2012年，作者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我们·西域》，这部中篇由《老酸奶》《葬礼》《胡杨林》《银匠》《寻找歌手》《行为艺术》《首长》《赌玉》《按摩师》《纪念碑》《流放地》《追捕者》《诗人》等十三篇微型小说构成；其中，《老酸奶》《葬礼》《胡杨林》《银匠》《寻找歌手》《行为艺术》刊登在《花城》杂志2013年第1期；《首长》《按摩师》《赌玉》《纪念碑》《流放地》《追捕者》《诗人》刊登在《作品》杂志2013年第3期。它们既相互独立，又构成一部完整的作品。这些作品也存在一种“互文”的关系。同时，它们与《扑克牌的N种玩法》也存在一种“互文”的关系。要真正深入理解这一部作品，最好的途径就是“互文阅读”。

二是墨白著作之间的互文阅读。比如，读他的小说作品，一定要读他的《序跋集》和《墨白年谱》。这部《序跋集》的第一辑“序言与后记”，收录的是墨白先生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28篇序与跋。《序跋集》“他序”部分共涉及数十位豫籍作家的数十部作品（集），以序跋的形式记录下的作家在文学道路上的所思所想，他对写作的感悟、对文学的理解，是对生活的观察所编织成的精神图谱。

三是“读生活”的话题，即墨白作品与现实生活的“互文阅读”。与孙方友先生非常相似，墨白属于在生活中“悟道”的小说家，走的是“从生活到艺术”的创作道路，面对生活，他从来都不是旁观者，而是深刻的体验者。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真正推动哲学发展的哲学家都是从形而下入手，都是回归生活并从生活中悟道。这在《墨白年谱》中有大量的阅读线索，不再详细展开叙述。

四是正文本与副文本的“互文阅读”。这里的“正文本”指的是作品的主体部分，“副文本”则包括前言、目录、后记、注释等。这部《扑克牌的N种玩法》有不少页下注，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学术著作的注解，而是正文本的延伸或者说有机组成部分。在写作中如何“使用”注解，墨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与把握，它来自作家长期的文学创作实践。

郑积梅（《郑州师范教育》编辑部主任）：

《扑克牌的N种玩法》这部小说涵盖的内容非常丰富，从社会学的角度，我从中读到了人生的痛苦、悲伤、撕裂、背叛、伤害等等，有生有死，有战争，有寻找，墨白用孤独与漂泊来呈现无处安放的灵魂，这些不同的人生切片，共同构成了这部小说里的“我们”，构成了“我们”的世界，成为对人世间的权力与爱情的社会预言。《♦高原》的开篇《玛吉阿米酒馆》就写到了仓央嘉措的爱情故事，小说里出现了一个刚毕业的实习生，和另一个男孩之间那种很纯粹、很优美的情感，但最后都没有结果。所以我认为，爱情是这部小说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然，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墨白在作品里写了很多爱情相关的内容，但这些爱情里不只有美好与纯粹，也包含着撕裂、背叛、伤害，甚至由此导致的死亡。

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读这部小说，我看到的是有意味的先锋叙事，以“牌面”来构建叙事迷宫；小说以荒诞照进现实，叙事逻辑的断裂、碎片化与拼贴艺术，体现出墨白的反故事的叙事策略，还有小说的象征与隐喻的极致化、从多声部叙事与复调结构到元叙事与游戏性等等，以高度的游戏姿态承载着一种极为严肃的文学内核。《扑克牌的N种玩法》这个书名本身，就是对命运无常性与人生可能性的绝佳隐喻。墨白曾经说过自己是“现实主义的叛徒”，在这部小说里，他正是以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叙事的“玩法”，完成了对最根本的现实，即对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境遇的深刻勘探。那些看似零散的故事，通过“我”和“我们”的叙述，与“颍河镇”的原点散射，获得了强大的内在凝聚力，在虚实交错之间，展现出历史洪流中个体生命的轻与重。

这部小说以极具形式感的叙事结构，呈现了20世纪中叶至今大约八十年的社会变革与个体命运。从A到10的数字牌，加上J、Q、K等花牌，共同构成了叙事人物谱系，藏、汉、维吾尔、塔吉克等不同民族的人物命运在文本中交织，折射出当代中国精神的多元面貌。它不仅是一部形式新颖的先锋小说，更是一部以游戏姿态承载严肃主题的宏大叙事，它既是当代中国精神的缩影，也是一场现代主义文学的盛宴，它标志着墨白在先锋文学创作上的又一次重要突破。墨白用自己的作品证明，最先锋的叙事实验，完全可以与最深层的土地血脉相连。这部作品不仅是一次形式上的胜利，更是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创新的文学语言，它重新讲述并照亮了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与精神来路。这部小说，不仅是墨白个人创作生涯的一座高峰，也为我们思考长篇小说的未来可能性，提供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范本。

王庆杰（河南经贸职业学院教授）：

《扑克牌的N种玩法》与墨白以往小说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宽阔宏大、浓郁弥漫的地域文化空间与气息。作为一部异域风俗小说，文学地图的绘制不能虚构，因为这是小说地理空间写实的基础。这部小说中有关高原与西域的文学地图绘制是精准的，文本中的地理坐标点与现实地图中的地理方位是吻合的，所涉及的异域文化常识都是经得起推敲考证的，是小说的“里子”，是由色彩、韵味、叙事方式、思维方式共同构筑的立体文化空间。墨白从其文化地理随笔集《通向青藏高原的道路》开始，“就是为了更全面地认知我们所生存的世界，认知生命的本体，并以此来校正我们前进的方向”。流离失所，或许比扎根一个地方，更能强调空间关系在我们试图解释和改变世界时的至关重要性。

墨白的这部小说，以“我”与“我们”的社会关系和空间关系相链接，标注出一处处命入“歧途”者的“他性空间”。在“高原”上生活的每个人，似乎都陷入了一种与自身生命行走意愿相反、相对、相离的“歧途”，“在人生的旅途中，有时候我们走着走着就偏离了方向，而对这种偏离我们又茫然无知”。那位背着妻子骨灰盒行走的“陈木匠”，那个绘制唐卡的师傅，那一群行走于昆仑山下寻找家乡烈士墓碑的“我们”，那一群虔诚的朝拜者；“西域”版图上的修琴师、刀具收藏者、按摩师、流浪者，每个人物都向陌生之域开路，这里的陌生之域，并不单指陌生的空间，主要是心魂中不曾敞开的所在。墨白在异域空间书写的转向中，开拓出了具有浓郁地域文化气息的“他性空间”。这个“他性空间”标注着每一个细微的坐标点，显现着命入“歧途”的人物挣扎生存的众生相。

在文学空间的位移中，墨白作品的内核始终如一，那就是对命入“歧途”的生命思考。从以“红房子”为隐喻主题词、城乡空间二元对立的“欲望三部曲”到如今由“高原、西域、颍河镇”为空间坐标点、以54张“扑克牌”为通篇文化隐喻的“我们”，墨白文学绘图中的“他性空间”一直体现在空间迷失或对空间迷失的想象中，断然去除了常见小说叙事中由诸多情节构成的悬念、冲突、传奇、诡异等人造元素，不让气喘吁吁近乎赶工期般的小说叙事，人为地把原生态的生活锻压得扭曲变形，而是在漫漶的散文化叙事中，不紧不慢，从容有致，揭示出人物命入“歧途”的内在空间逻辑运演的轨迹。现代主义文学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指一种本质上的相对性。所谓“歧途”就是命运行进中的种种不确定性。小说中《♣颍河镇》部分，皮货商人命运的急转直下、迎接烈士回家的悲壮与凄凉、雕塑家情感失常后的荒诞之举，那对千辛万苦挖掘“红陶”的农村夫妇，“歧途”漫漫，人物围困在有限的“他性空间”中，一种空间性困惑，成为我们“在世”的根本状态。在现代，尤其是后现代时期，传统的路标不复存在，这种迷失感不断加剧。

在当代作家中，墨白是一位哲学追问意识非常明晰自觉持久的作家。墨白认为，“写作是在为人类认识自己和世界提供一个新的途径”。从作为“精神自传性质”的《欲望与恐惧》，到从“别人的房子”中解读“手的十种语言”，墨白一直在孜孜以求地追问，每个特定时代“由精神蜕变所产生的痛苦”，在《扑克牌的N种玩法》中得到更加淋漓尽致地表现，该文本与墨白以往作品相比较，其哲学追问不再停留在对“别人的房子”的窥探，对人欲沸腾的精细呈现，展示了所谓恶的深刻、善的浅薄、恶的痛快、善的窝囊，而是凭借生活“牌局”中人性地图的作用，“从颍河镇出发前往更广阔的天地，去探讨人类生命中肉体与灵魂的关系，并由此呈现客观存在的千变万化的现实世界”，表征更大空间形态和社会形态的人性真实。

饱览人生沧桑风景的墨白，平息了心中炽烈的火气，以一种充满对人性理解的温情与敬意，在理性的克制中，保持了对人性复杂的宽容与包容。可以说，墨白的这部“牌局”小说，是一部“火气”消散、疼痛感内隐的小说。在《扑克牌的N种玩法》的文学地理叙事中，墨白让小说人物在“高原”“西域”与“颍河镇”的地域空间对照与流动性地理焦虑中，不断强化着个人的地方感或流离失所感。如果说“颍河镇”是芸芸众生人性善恶交织的展示场，那么，作为另一极的“高原”和“西域”，就是人性净化的洗浴场，叙事所产生的两极空间变成了读者理解和思考人性图景的平台。《♣颍河镇》中，经商失败返回家乡，被乡人嘲笑侮辱犹如“困兽”的皮货商，为遭蒜片厂老板强暴未婚先孕，不明不白死在井里的妹妹鸣冤的“哑巴”，为利益争夺而大打出手的“堂兄弟”，知道案情真相而迫于权势威压的“失语者”，为了却被疾病折磨得疼痛难忍的父亲，要求儿子用绳子勒死自己意愿的“弑父者”，墨白在不动声色的温和、中和、平静叙述中，涌动着一股股人性善恶的湍流。而行走在“高原”“西域”的“朝拜者”“逃亡者”“首长”“刀具收藏者”“按摩师”“劳改犯”等人物在“昆仑山下”“雅鲁藏布江河谷”“澜沧江畔”“喀喇昆仑腹地”等边疆之地中，灵魂得到洗礼，人性得到觉醒，就如一条离开水的鱼，才是唯一对水略知一二的鱼。由此可见，墨白小说叙事中的异域空间是主观的、理想的，是从拷问人性本质流溢而出的精神空间建构。

《扑克牌的N种玩法》的文学地貌，呈现一种阶梯性下降的布局。以《♦高原》《♥西域》为叙事制第一阶梯，在“藏地”“南疆”的辽阔、纯粹、神秘的空间叙事中、见证了作家“人生新的起点”，安放了“对人生和世界的全部认知”。以《♠外省人》为叙事的第二阶梯，在“时空压缩”中叙写了城市空间中普遍的空间迷失感，“神秘电话”中来电号码与骨灰盒号码的重叠，“现实颠覆”中男主人公与情人约会场景的梦幻重现，“教育家”在梦境中寻找孙子的焦虑，空间遭遇了多种方式的忽视和误解，“超验的无家可归”超越了个人的能力，使人无法为自身定位，无法以感官系统组织围绕自己四周的一切，也无法在一个可测绘的外部世界通过认知系统绘制自身位置的地图，生命体验在点与点联结着的经验混乱中，进入某种想象的空间。

以《♣颍河镇》为小说叙事的第三阶梯，在乡村空间的全景敞视中，在狭小的乡土空间里，人物挣扎于人性善恶的伦理泥淖中而不能自拔。从小说叙事角度看，所有叙事都是比喻性的。墨白灵魂深处强烈的人性悲悯意识，以哲人启蒙布道般的执着，作为叙事策略，把人性图景隐喻为“扑克牌的N种玩法”，试图构建出不同“牌局”中人性复杂多变的图景，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象学意义。

张艳庭（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我觉得这部小说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空间叙事和地理书写高度关联，并且建构出了四种不同的地理空间。

第一种是高原，我把它看作一种神圣空间。因为小说始终在一种神话的书写之中，一定程度上，它甚至可以被称作一种精神家园式的空间。当然，这和以往颍河镇那种精神家园不太一样，这种精神家园更像是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因为人类的童年，本就属于神话的时代。在对神话记忆的不断书写中，它能够成为一个人类共同的家园。第二种是西域，西域的书写，本质上是历史记忆的书写，里面包含了大量历史记忆，比如《首长》中写组织分配的婚姻制度，还有流放地、反右运动对个体与家庭的空间放逐、劳改犯等内容，它揭示的不只是简单的物理空间差异，更是制度话语对个体生存权利的分配与规训。第三种是京城与外省，这一部分和其他空间不一样，它重点突出的是权力空间，以及存在的一种困境，包括都市空间的一种异化，还有恐惧。恐惧有代表性的是打工者的恐惧，逃亡到任何地方，都可能成为被捕的陷阱。我觉得这非常典型，几乎就是福柯所说规训空间的缩影，权力通过空间，对人进行无处不在的监控与规训，也是对外省人、对我们当下都市生活、空间监控的一种书写。第四种是颍河镇，颍河镇一直是墨白写作里乡土的原点，罪与罚、正义、权力等关键词，在墨白都是以往写作里的核心概念，都在这个空间里交汇。它既是四重空间的起点，也是最终的归宿，和墨白老师之前的书写构成了一种关系。

这次阅读让我感受特别不同的一点是，小说里出现了大量的“我们”，我认为这和墨白的地理书写是相关的，因为“我们”这个视角是从个体视角向集体视角的转变，这和他对地方意义的发掘是对应的，尤其在“高原”“西域”这两部分，“我们”出现得非常多。用“我们”这样的集体话语，正是为了呈现地理空间本身的意义，韦斯特法尔说，人类空间，就是细微之处，是由集体来定义的。墨白用“我们”来书写，是要写出空间的独特性。在具体写作中，第一部分写到了很多民族，包括手艺人、歌手、说唱艺人、僧侣等，呈现出非常多元的身份与视角。正是这种多元性，借助地方的意义，让“地方”不再是一个单独的独白者，他写的不再只是单个人的命运，而是一个地方。只有多种声音形成对话，才能构成真正文化意义上的“地方”。青藏高原与西域，也正是在这种对话中，地方的意义才得以显现。

最后我再谈一点，就是小说的互文性，这要结合它的结构来说。我认为，“扑克牌”这种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呈现空间叙事的方式。虽然扑克牌有时间顺序、有牌面对应，但在墨白这里，它的象征意义和原有的扑克牌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而是模糊的、开放的，小说的叙事，也从传统的线性叙事，转向了空间化叙事。墨白老师之前的长篇，基本是线性叙事，而这部小说，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来说，它是一个空间定制的叙事结构，这和地理书写也有关系。韦斯特法尔提出，叙事从传统线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四重空间的并置会产生一种独特的张力，这种张力体现在四个空间各不相同：高原是神圣，西域是历史，外省是漂泊，颍河镇是乡土。它们彼此对话、碰撞，而之所以能形成对话，是因为前一个空间里的人物、意象，会在后一个空间里再次出现。这样一来，小说虽然不是线性的，但空间之间彼此关联，形成了一张独特的意义网络，在阅读过程中，意义还在持续生成，而不是第一部分读完，就和后面不再有关系。我认为这是空间叙事非常重要的一次尝试，也构成了很强的互文性。刚才刘涛老师也提到了互文性，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独特，在互文中，意义不断生成，尽管是空间叙事，但阅读过程中意义是不断在生成的。为什么要“扑克牌”呢？因为每个读者都可以像洗牌一样，不按既定顺序去读，这其实是在邀请读者参与意义建构，它不是封闭的，而是一个开放的过程。

刘宏志（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我感觉今天大家都很兴奋，也提出了很多很有创建性的观点。因为时间关系，我尽量要而不繁，把各位老师的核心观点给大家梳理呈现一下。

晓雪院长在致辞时，其实已经做了精彩评论。她指出，这本书熔随笔、散文、笔记小说和先锋叙事于一炉，是一部充满探索性与创造性的作品。在精神层面，作品力图追问存在与本质，从这个角度看，墨白老师已经具备了完整的微型世界建构能力。

作家出版社的史佳丽老师认为，这部作品是墨白老师先锋创作的延续，将各民族的生命体验与中原文化融为一体，是多年来先锋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

先科老师从法国电影的先锋性切入，指出了墨白先锋性的价值是对传统文化霸权的一种对抗。他重点提出，这部作品和作家多年的行走密切相关，行走为墨白老师提供了“第三极”的视野：小说中的“高原”与“西域”构成一个板块，形成了墨白重新看待世界的眼光。我认为“第三极”这个提法非常重要、很有价值。

郑雄总编辑从出版人的角度，强调形式的重要性与创新性。他指出，在算法与技术日益规范化的时代，这部书充分展现了作者的创造性，甚至充满少年感。这种创造性不是噱头，而是用形式的随机性与组合性，隐喻命运的无常、人生的偶然，以扑克牌的结构承载时代与人性的复杂，并阐释了这一表达的主题意义。

进才老师从三个方面评价作品：第一，以“我们”替代“我”，表达群体记忆，增强代入感；第二，小说采用移步换景的公路叙事模式，如画卷般展开不同的文化表达；第三，以晚期风格的成熟，凸显墨白小说的独特性，并将其与博尔赫斯的迷宫书写进行对照。

海燕老师呼应了前面的观点，认为墨白老师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生命力，同时对先科老师提出的“第三极”思路做了补充，强调作品在地理空间、文化视野上的拓展，延续了墨白作品一以贯之的对人的命运的追问，并重新解读了《幸福路174号》这部作品。

刘涛老师首先指出，这部作品与墨白之前的创作有深刻的社会关联，核心就是乡土批判——墨白本来就是中国极具特色的乡土批判作家，这一脉络在本书中得到延续。同时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这本书从后往前读，反而更具内在逻辑性：从低海拔到高海拔，从旧风格到新创造；低海拔、旧风格偏向批判，高海拔、新创造则走向神性与救赎。这点出了作品相较于以往的重要变化，也是我们今天研讨会很重要的一个收获。

宏伟院长从先锋姿态的再确立、形态结构的解读、阅读行为的再分析三个维度，重新确立了墨白老师在这部作品中的先锋意义，以及结构创新所带来的阅读方式的革新。

晓林老师指出，小说以扑克牌的游戏形式与严肃主题达成统一，以迷宫式长篇打破线性逻辑，呈现出开放结构。他重点将墨白与博尔赫斯对比：博尔赫斯是不及物的书写，而墨白的迷宫深深扎根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生活之中，与人的现实命运血肉相连，体现出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博尔赫斯多为短篇，而这部作品以长篇网状结构呈现世界的复杂性。晓林老师认为，墨白以此作品完成了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继承与超越。

李纲兄不愧是学历史的，拿到作品首先讨论它与《太平广记》的关联，认为小说中的青藏高原带有博物志色彩，同时强调“外省人”与“颍河镇”系列依旧聚焦人性，认为人性书写更为深刻，并指出作品在碎片化叙事中坚守人文精神的表达。

郭海荣老师郑重提出，这部书是墨白进入另一重写作境界的里程碑，笔调圆熟。作品解构了长篇小说等级化、中心化的叙事模式，消解了线性叙事，在叙事模式上极具价值。她还提出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这一模式形成了叙事中心的可移动性，读者可以随意切入、随意选取节点，从而形成不同的叙事中心与解读路径。她也进一步阐释了“我们”这一叙事视角的价值。

刘军老师围绕作品中的“孤独”与“深情”展开分析，提出小说带有强烈的色彩感，写器物实则是在写世相。

同发兄高度评价本书是墨白的集大成之作：内容上突破了原有的“颍河镇”，将河南颍河与西域高原熔于一炉，这在全国写作中都十分少见；形式上讲究创新与变化，提出“小说形式本身就是内容”，触摸到了写作的真谛。

潘磊老师从人文视角出发，谈作品对战争的书写，并结合自身家乡经验，饱含情感地指出，小说聚焦小人物、叙述历史、书写命运、呈现不同时代，表达了关于人类命运的深刻哲思。

郑大人文社勇军兄抓住“互文性”这一关键词，从墨白自身小说之间的互文、所有文本与这部书的互文、文学与生活的互文、正文与副文的互文等多个角度，探讨了小说的解读路径。

积梅老师提出，这是“有意味的先锋”，强调其先锋形式，包括多声部叙事、象征与隐喻等，内容上则重点关注权力与案情的书写。她强调，墨白的先锋是与土地血脉紧密相连的先锋，为长篇小说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范本。

庆杰兄认为，墨白小说的形式一直在变，但内核始终未变，并分别回应了先科老师、刘军老师提出的“第三极”“深情”等观点，最后还提出了一个严肃的批评：认为书名可以再斟酌。

艳庭兄继续从空间叙事与地理书写的角度解读：“高原”是神圣空间，“西域”是历史记忆空间，“外省人”是都市规训与监控的空间，“颍河镇”则与既往书写相连。几个空间并置、对话、碰撞，构成一个独特而有意义的网络，完成了空间视角的解读。

总的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点：大家都对小说的结构形式、叙事人称“我们”表现出高度关注，这也充分显现出形式创新与先锋探索的意义。这部书不断拓展了我们对先锋文学、文学形式、文学可能性的理解，丰富了文学的内涵。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崛起，引领风潮，后来日渐式微，似乎风流云散。而墨白这部书的横空出世，正是在宣告：先锋不死。我们也期待，未来“我们之二”“我们之三”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李勇（郑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扑克牌的N种玩法》是一部非常奇异的作品，从标题到装帧设计，再到内容，把文学和我们生活中的乐趣结合起来，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大家知道，对于故乡、对于中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这在中原作家的创作中是比较普遍的；而后，我们需要去寻找救赎的力量、精神洗涤的力量，这似乎也比较普遍。但是，如何寻找、去哪里寻找，在墨白老师对西域、对高原的书写中，看到了从救赎之中再返回中原时，和他早年对这片土地的感受、观察的眼光，都不一样了。比如《前辈任羊成》，确实是墨白老师作为先锋作家，也是我们中原作家在本土文化发掘上的一个亮点。刚才先科老师说这是墨白的“世界第三极”的行走，带来了“第三极”的思维，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到位。因为墨老之前的创作，很多人都比较熟悉，这几年的创作变化，如果要找一个关键点的话，这次第三极的行走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在这部小说的后记里墨白也谈到，他60岁之后经历的人生变故、家庭变故，到了70岁，他的心态、他看待世界的眼光都发生了变化，他把早年先锋创作所积淀下来的文学感觉、艺术感觉、隐喻手法等基础融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了这样一部作品。

我和墨老交往多年，时时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旺盛的生命力。包括像晓雪老师的父亲，我们敬爱的田中禾老师，八十多岁了，握手也是这种感觉。无论是墨白的行走，还是他的思考，都与他当下的生命状态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我觉得是特别关键的一点。在他们身上，这种生命力，我觉得既是肉体的生命力，也是精神活力的体现。精神上的生命力，体现在他们的创作里，体现在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关怀、忧虑，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最基本的一种精神基础。墨白老师对这个世界的多元化呈现，以及他在艺术上的多元化探索——既坚持先锋特质，身上又有着浓厚的现实关怀，还有近几年我们在他作品中明显看到的新变化、新表达，这些对世界的呈现方式，都让我们对他未来的创作抱有特别深的期待。

墨老这部作品的语言、艺术感觉都很好。我个人觉得确实引人入胜，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墨老在这部小说里的表现也让我叹为观止，他对拉萨这座城市的街道等细节的记忆，简直如数家珍。我觉得要是让我来写，肯定写不出来——我就算去旅游，也记不住那些街道的名字、具体的模样，而他写得非常详细。确实，写小说就需要这样的能力。现在这种中短篇小说、短篇连缀的形式，给人带来了一种久违的阅读快感。我觉得这不仅是墨白老师创作生涯中一部非常独特的作品，而且在我近年读过的小说中，也是一部极具特色的作品。

墨白（《扑克牌的N种玩法》作者）：

从九点开始到现在，将近四个小时了，我们中间一次都没有休息，让人感动。举办一个活动真的不容易，我感谢主办单位：作家出版社、河南省作协、河南省文学院，《河南大学学报》的李伟昉先生因临事故，没能来到现场；感谢郑州大学的李勇、宏志两位教授的主持和学术总结，你们太辛苦了。本来今天袁凯声先生、冯杰院长都准备参加会议，都因临时事故没能到场；但他们都发来了阅读感受，文字已经发到群里了，大家可以当现场发言。

感谢在座的和没能到场的同仁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怀和关爱，因为文学你们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就像我的家人一样，在我的生命历程里，你们与我最亲近。你们对文学的理解、对世界的理解、对我作品的理解，是我生命最重要的营养。很多时候，我都是靠

袁凯声（河南省社科联原副主席、研究员）的书面发言：

墨白《扑克的N种玩法》是一部极具创新和探索精神的作品。其中的思想意蕴因独特的叙事形式而获得了更加深刻和丰富的意义。墨白对小说的理解，对文化的体味，对人生人性的洞察，对历史与世界的感悟，还有他自觉的理论意识和富有个性的审美理念，都给人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在虚拟的小说叙事中，直指存在的本体。这部作品提供了解读世界的无限的空间和挑战。对于墨白的创作，对于当代中国小说，这部作品的意义均不可忽视。扑克有N种玩法，人生有N种活法，世界有N种色彩，但存在的本体可能是永恒的，生命的悲喜性确能超越有限的时空。

冯杰（河南省作协副主席）的书面发言摘要：

我平时喜欢看写作上“逆流而上”的那一类作家。譬如博尔赫斯的系列作品，帕维奇的系列作品都会给人阅读上更多的趣味性。作家墨白一直也在做写作的尝试和探索，90年代他曾被文坛列为先锋作家，和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排在一起，但因为地理位置不是“文学的上甘岭”，他的实力被评论界忽视，当别的同行作家都去“喝咖啡”了，墨老还在中原“喝胡辣汤”。难能可贵是，他一直保持充沛的文学心态和冲动的创作激情，像一列文学的高铁，新作不断，一节一节扑面而来。

一年前墨白赠送过我一个打印本《扑克牌的N种玩法》，我曾先睹为快。这部长篇在题材上是“本土”和“飞地”的双轨道写作：从“颍河镇”到“西藏、新疆、云贵”。全书人物的交叉，精心的布局，细节的准确，常识的到位。墨白不写诗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位诗人对待，他近年进入辉煌时期，有着一个诗人饱满的诗情，在喷发期。墨白的这部《扑克牌的N种玩法》是中国的第一部以扑克牌为结构形式的长篇小说，我相信这只是墨白近期的创作探索之一。记得去年看这部最早的打印书时，我开玩笑对他说：因为别人写长篇要去冲着茅盾文学奖，你这是冲着布克文学奖的。但是，你得去找到一个能把河南话翻译成普通话并且会喝周口胡辣汤的英国人。

出席研讨会的还有：李一（《河南文学》主编、河南省小说研究会秘书长）、张冬云（《河南日报》中原风副刊主编）、陈泽来（《郑州日报》郑风副刊主编），以及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孔德玉、张辰哲、卫懿菲、王雨晴、殷艺航、朱艳丽等。

研讨会与会专家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