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三年的冬天,长江之畔的孙权,迎来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场抉择。曹操亲率数十万大军南下,号称百万,意图一举荡平江南。江东朝堂之上,以张昭为首的老臣们纷纷劝降:“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北方铁骑如云,江东水军虽强,岂能独抗天下之力?不如暂避锋芒,保全宗庙百姓。”
投降的理由似乎无可辩驳,但孙权的手按在剑柄上,心中却翻涌着父亲孙坚战死时染血的盔甲、兄长孙策临终前紧握的双手。他不仅是孙坚之子、孙策之弟,更是江东六郡的主人。于是,一剑劈下,桌角应声而断:“再有言降者,犹如此案!”
这一剑,是孙权一生中最决绝的高光,却也悄然揭开了他性格中深藏的短视。
赤壁之战,周瑜一把火烧出了三分天下,也烧尽了曹操一统江山的野心。胜利的喜悦中,孙权却未能看清更长远的棋局。他将南郡借予刘备,意图以此“猛虎”牵制曹操。这一计策在当时堪称精妙:既巩固孙刘联盟,又将刘备推至抗曹前线。然而,孙权未曾深思:若猛虎壮大,反噬江东又当如何?
短视者常如此——急于破解眼前危局,却埋下深远的祸根。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这位骄傲的将军不仅拒绝归还荆州,更在孙权遣使提亲时怒斥:“虎女安能配犬子!” “犬子”二字刺痛了孙权的自尊。他暗中策划,命吕蒙白衣渡江,兵不血刃夺取荆州,最终擒杀关羽。战术上,这是一场完美的胜利;战略上,却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孙权赢回了荆州,却彻底撕裂了孙刘联盟。
刘备倾国东征,虽在夷陵被陆逊击溃,但吴蜀之间已结下死仇。此后诸葛亮虽重启联盟,双方却再难复赤壁之战的信任。晚年的孙权或许曾反复思量:若当日只取荆州,礼送关羽,保留这位强援共抗曹魏,历史是否会不一样?
可惜,短视的第二个特征,正是计较一时荣辱,忽略长远大局。杀关羽,是为雪“犬子”之辱,却让东吴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局。当最强的敌人始终是北方的曹魏,孙权却将最多的精力耗在与蜀汉的缠斗中。
如果说孙权的前半生仍在父兄光环下奋力开拓,晚年则彻底显露守成之主的局限。太子孙登英年早逝,孙权在悲痛中立三子孙和为储,却又赋予四子孙霸相近的权位,直接引发“二宫之争”。朝堂分裂,江东士族被迫站队,内斗愈演愈烈。曾经团结的东吴政权,从内部开始腐朽。
党争中,孙权失去了最忠诚的陆逊。这位夷陵之战拯救东吴的老臣,因屡次劝谏触怒孙权,最终忧愤而终。孙权读到陆逊绝笔信时,双手颤抖,信中字字泣血,句句忠言,但他已听不进去。
晚年的孙权,多疑而固执。他猜忌臣子,废太子、杀忠良;他固执己见,立七岁幼子孙亮为嗣,无视“主少国疑”之险。当躺在病榻上,想见一见被废的孙和时,他才惊觉,自己早已成了权力的囚徒。
孙权的短视,或许源于他的成长。十八岁仓促继位,父兄早逝,内外交困。长期的不安全感,铸就了他矛盾的性格:既渴望证明自己,又恐惧失去已有的一切。赤壁之战,他要证明不是懦弱之主;夺取荆州,他要洗刷“犬子”之辱;晚年打压功臣,是惧怕大族威胁孙氏权柄。
然而,真正雄主,目光须超越眼前。曹操多疑,却懂“唯才是举”,为曹魏储备人才;刘备漂泊半生,却善凝聚人心,得诸葛亮、关张誓死相随。孙权凭父兄遗留的周瑜、鲁肃开基业,靠陆逊、吕蒙守江山,晚年却亲手摧毁了这一人才体系。他忘了:江山非一人可守,需代代才俊相继。
公元252年,孙权病逝,执掌江东五十三年。他比曹操、刘备、诸葛亮都长寿,但闭目之时,东吴已是党争未息、人才凋零、幼主孱弱之局。外有曹魏虎视,内有蜀汉貌合,未来迷雾重重。他留下完整的疆土,却未留下健康的政权。在他死后不到三十年,东吴陷入权臣乱政,终被西晋所灭。
这,或许就是短视的代价:赢得每一场战役,却输掉整场战争。
孙权一生竭力挣脱“孙坚之子、孙策之弟”的烙印,要做独立的自己。他是一位出色的守成者,却也是一位短视的开创者。能在乱世中坚守父兄基业半个世纪,却未能为政权照亮未来的道路。他的目光,始终未能越过滚滚长江,看见更远的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