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场经营得虽然不是很富有，但它能在艰难的大环境下存续这么久，也算得上是个成功，但家庭的经营我们失败了。这段生活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帮助我洗去了城市生活的浮躁，让我安静下来，学会等待，学会忍耐，在生命的土壤中成长为更坚韧、更笃定的自己。” ]

种地、种花、看云、听雨，很多人都有田园梦，觉得可以摆脱城市生活的竞争和疲倦。

多年前，在城市工作的90后女孩缪睫也这样想。她离开城市，来到江西赣州农村，与丈夫在一座山上经营一个蔬果都不施化肥和农药的农场，一住就是7年，甚至还在山上自然分娩。

女儿出生后，农场生活中的另一面变得明显，尤其是围绕女儿未来的教育问题，夫妻分歧变得不可弥合，最后婚姻解体，他们先后离开。

缪睫以这段生活为经历，花了两年时间完成非虚构写作《雨后大地》，记录下她在与大地的接触中，如何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土壤。

不用化肥农药的农场

2016年夏天，缪睫大学毕业近一年。英语专业毕业的她，当时处于迷茫期，对未来没有什么规划，做些和公益相关的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钟敏。

钟敏是江西赣州人，计算机专业中专毕业后，在广告行业工作，辗转于赣州、广州、武汉等城市，很累很忙。看了BBC纪录片频道拍的《食材花园》后，钟敏想起老家也有菜地，但是之前没有人意识到可以打理得如此丰富有趣。他在2013年辞掉工作回家，在山上修了一座3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开垦了一片不用任何化肥农药的农场，希望构建一个丰富、稳定的生态系统，保护土壤，进行多样化种植。

当时，缪睫恰好在翻译一些和食物、自然有关的文章，对农村生活与农民食物选择充满好奇，钟敏就邀请她去农场参观。缪睫抵达的当晚，钟敏得知她吃素，从后院摘了茄子、青椒和空心菜，炒了几盘素菜。缪睫好久没吃过那么新鲜的蔬菜了，盛了满满一大碗饭。那顿晚餐让她第一次感受到大自然馈赠的味道，令她终生难忘。

回到城市后，缪睫照旧每隔两周就去大型超市采购一次。一天，她看着货架上的蔬菜水果，突然意识到，几个月过去，上面的摆放几乎没什么变化，永远能买到红彤彤的西红柿、五颜六色的彩椒，还有苹果、香蕉、梨。它们色泽亮丽，不难吃，但也算不上好吃。她开始回想在钟敏那里吃到的那顿晚餐，以及那个小小的农场。

2017年，缪睫拎了一个行李箱，再次去了钟敏的农场，和他结了婚。“当时觉得心情很轻松，没有对未来做太多预设，只觉得自己逃离了城市的束缚，即将开始一种新鲜的、自由的生活。”

土地的自然与城市的精选

缪睫在江西上饶的城乡接合部长大，并不了解农村，更没有接触过农活，真正和钟敏经营起农场，才知道多不容易，光是改善土壤肥力，夫妻俩就花了两三年时间。

在简单的自然环境中，她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她以农场种植且自制的木薯粉为原料，烤出外脆里嫩的麻薯包，把山脚下捡回来的野生酸枣，做成酸枣糕，用自制的红薯粉做春卷；多出来的萝卜晒成干，在没菜的时节拿出来做萝卜干炖五花肉，萝卜干被猪油香味包裹，味道非常鲜美。

缪睫从小身体就不好，大学时还患有湿疹、关节炎等慢性病，在农场那几年，劳动让她细弱的手臂变得结实，胃口也大开，病都慢慢自愈了。她感受到大自然对人的治愈后，重新审视曾经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土地意味着源头，经由漫长的劳动和等待而来的收获，非常令人满足，劳动的同时可以感到与祖祖辈辈甚至更远古的农耕精神紧密相连。与此相反，城市是一个消除的过程、呈现结果的地方，所有的东西都是被精心挑选的，用完成的状态在呈现，等着被购买和消费。长期被‘完美’包围，人就容易在无意间变得焦虑。”

赣州适合种橙。2017年，缪睫刚到农场的这一年，是“黄龙病”在赣州首次大暴发后的第六年。一旦得了黄龙病，树就容易死，当时钟敏家的600棵脐橙树砍得只剩一棵。后来，他又种了100多棵脐橙树苗。两人精心呵护，终于在种下后的第六年，累计收获了4000斤果实。农场收入从5000多元增加到7万多元。

2021年，眼看年入10万元的目标快要接近了，黄龙病又暴发了，收入开始下滑，2022年只有5万元。

零下5℃在家分娩

2021年，也就是农场再次遭遇黄龙病打击的时候，缪睫怀孕了。她性格比较敏感，几次在赣州当地医院做产检的体验都不好，对去医院生产充满畏惧。缪睫理想中的分娩状态是有家人陪伴，可以让她减轻阵痛和内心的恐惧。但是当地的妇产科医院不支持丈夫进入产房陪伴，于是她大胆做了一个决定——在家生了孩子再去医院。

2021年1月的一天晚上11点多，怀孕9个月的缪睫突然感到腹部阵痛，到了早晨4点，疼痛越来越厉害。缪睫坚持不住了，同意钟敏天亮就去医院的建议。结果到了早晨6点，孩子突然出生了。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最低温度是零下5℃。山上的冬天特别冷，屋子也没暖气，卧室只有一个电热汀。缪睫虽然实现了在家分娩的心愿，但是在那种艰难环境下生产，也对她的健康造成影响，至今她还在看中医调理。

孩子出生后，农场变成三个人，多了很多欢笑，也增加了摩擦。“这么点儿收入，你们怎么生活啊？”多年来，夫妻俩不断遭到来自朋友尤其是家人的质疑。女儿出生前，两人每年在农场的固定支出在1.5万元左右，随着孩子长大，开支越来越多，缪睫逐渐有压力，和钟敏的分歧越来越大。

最大的分歧是关于女儿未来的教育，缪睫希望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她认为女儿未来一定是要离开农场去城市的。钟敏却觉得，家庭教育最重要，以后孩子在镇上或者县城上学也没什么。

因为种种原因，两人与各自的父母关系都有些疏离，加之农场一年四季有干不完的活，他们也没太多时间与朋友联系。后来她分析，所谓“诗和远方”的环境过于闭塞，尤其是当两人发生矛盾时，几乎没有任何支持或者可以依靠的朋友和长辈介入，为他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疏导，导致夫妻双方屡屡因为大小事发生争执和矛盾。

在农场的最后两年，缪睫开始系统地梳理过去的经历。直到有一天，她意识到困境和不开心都是缘于当初自己的选择，自己也在农场生活7年的过程中，逐渐失去自我。2024年1月，她离开农场，先后在北京、天津、杭州等地停留，重新开始英语教育方面的工作。大概半年后，钟敏也带着女儿离开，来到杭州，两人共同养育女儿。

“农场经营得虽然不是很富有，但它能在艰难的大环境下存续这么久，也算得上是个成功，但家庭的经营我们失败了。这段生活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帮助我洗去了城市生活的浮躁，让我安静下来，学会等待，学会忍耐，在生命的土壤中成长为更坚韧、更笃定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