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坐拥45亿亩耕地，是中国20亿亩的两倍还多，但翻开历史地图，欧洲人口从未追上过中国。唐代中国8000万人时，欧洲不到3000万；清朝中国涨到4亿，欧洲才勉强突破1.5亿。难道地广粮多的欧洲，反而养不活人？秘密藏在阳光、种子、水和文化的“组合拳”里。

可惜欧洲的纬度就高了些，导致了这里的太阳照射也就相对较弱了一些。可见中国长江流域夏日的气温高达25度以上，庄稼的生长也就如同一触即发的“火药桶”般噌噌地往上长去，而欧洲的北部那些原本就相对温和的平原地区的夏日却只能勉强“打个盹”般的才勉强够“把一年的粮食种下就打个盹”的地步。更让人感叹的还是我们的“积温”——相比之下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的庄稼一年只能一熟，我们的中国南方却能借助着那充沛的雨热同期的季风的气候，就能玩出一年的三熟的农业奇迹。

借助近代的科学技术，中国的农民就能够通过耕作的“时间”上所做的改造，同一块土地上所获得的农产品的价值就大大地提高了，甚至在时间上也能够“抢”出两倍的产量。

其实就是作物的“基因碾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逐渐体现了出来。而作为中国的主产粮食之王的水稻，其单产就比小麦高出了20%以上，更关键的是其热量的转化效率也远远碾压了麦类。

但随着欧洲种小麦的广泛种植，其收获比也就降低到了1：1.7左右，即撒10粒种子只能收回17粒的那么微小的差别，甚至连留下的种子后都几乎就不够糊口了。相较而言，中国南方的水稻就已经能够实现了1：8的高效的收获比，甚至在遭遇了灾年都能将基本的生产盘稳稳地搁在手中。

由水稻的娇贵就可见其对水热的苛刻性，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我们在对其施水的同时也就对其施热，甚至将其与灌溉系统的现代化紧密地联系起来了，而中国就是靠着那座举世无双的“亚洲水塔”——青藏高原打造出了都江堰等一大批的超级水利工程，欧洲那一马平川的广袤的平原却只能望着我们这片水稻的沃土而只能羡慕的对我们这片水稻的沃土而只能望而兴叹。

古人种地拼技术，更拼“环保理念”。中国农民两千年前就掌握粪肥技术，把粪便、草木灰变废为宝，实现“压茬耕作”——同一块地连续丰收不歇气。欧洲直到中世纪还在用二圃制或三圃制，种一年休一年，街道上粪尿横流，黑死病肆虐时连基本卫生都保障不了，土地肥力守不住，亩产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人口自然上不去。

唯有将文化的基因般的力量凝聚起来，才可能真正地成为推动人类前进的那一股“终极的推力”。

由儒家“多子多福”的思想所推动的大家庭的传统，加上相对较高的生育率，不仅使中国的人口长期处于世界的首位，而且其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始终高于欧洲，一夫一妻制、晚婚的传统以及战乱的频繁等都使欧洲的人口长期处于相对的滞后地位。

而更为关键的就是中国古早就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从而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格局，极大地调动了全国的资源来抗灾救灾。

可见康熙的赈灾之举,不仅远远超过了法国的朝廷,而且其购买力的持久性也大大高于后者,足以让280万的法国灾民都能在其赈灾的购买力下撑过了一个整整的三个月!这一对比,就把康熙的治国之能,和当时的欧洲君主的“才疏学浅”一一的暴露了出来。

但仅凭“耕地面积”的纸面数据就衡量了一个国家的“耕地实力”可就大大低估了，真正的实力还藏在了光合作用的效率、优质的作物基因、现代的水利技术以及对自然的文明的韧性等方面。欧洲的草原适合牧牛放羊，中国的稻田擅长养活人口，这才是亚欧大陆东西双雄的生存哲学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