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流行的二次元文化，贞德无疑是在中国最具知名度的法国人之一。她出现在电影、动画、游戏、小说、诗歌等各类载体中，其生平介绍的视频播放量超百万次。这显示出现代社会勤于对历史人物进行再现和加工，也表明公众对艺术形象背后真实历史的强烈兴趣。历史学家承担起中介的职责，不断重新解读这位法兰西民族英雄的传奇故事。

1429年，自称有神启的农家少女贞德得到法国王太子任用，率法军解奥尔良之围，攻克兰斯助王太子加冕，扭转了百年战争的局势。1430年，她战败被俘，遭宗教法庭审判，被宣布为女巫，次年被英格兰人烧死在火刑柱上。1456年，贞德得以平反，但其故事离家喻户晓还要等上许久。

圣女贞德。纳韦尔大教堂。图源：视觉中国

贞德的形象从未固定。18世纪时贞德依然被忽视，启蒙思想家对她不以为然。伏尔泰还写作一首长诗讽刺贞德及其代表的宗教迷信。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将贞德改造为法兰西爱国主义的化身、革命的先行者，开启了贞德神化的路径。因为贞德出生于阿尔萨斯，她的形象在普法战争后作为动员力量得到利用。19世纪末，贞德还被反犹主义思想的代表称赞。1920年，她被天主教会封圣。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认为贞德是无产者的代表。二战期间，抵抗运动者与维希政权的意识形态追随者都试图援引贞德。今天，法国的左右翼在对贞德的评价上有着严重撕裂。

贞德的形象变迁揭示了一个核心问题：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记录，更是塑造民族认同的工具。那么，历史学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们如何选择、编排甚至“发明”历史，以服务于民族史书的需要？由斯特凡·贝格尔、克里斯·劳伦茨编写、25位历史学家参与撰写的《把过去民族化：作为现代欧洲民族建构者的历史学家们》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刻探索。

民族历史：挪用过去的武器

在欧洲，“书写民族”呈现出非同寻常的复杂性、多层性和连续性。民族历史并非客观事实的简单汇编，而是一种政治建构，服务于其目的，营造一种身份认同。民族历史不分政治制度，能与阶级、种族/人种和宗教的历史相融合，呈现出其顽强的生命力和独特的价值。

《把过去民族化：作为现代欧洲民族建构者的历史学家们》，[德]斯特凡·贝格尔、 [荷]克里斯·劳伦茨 著，孟钟捷、 陆英浩 译，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出版

在贞德的例子中，米什莱强调她在英格兰人手中所遭受的各种暴行，挑选出英格兰人过度自傲、完全缺乏慈悲的表现，与法国人的优雅举止形成鲜明对比。而同时代的英国历史学家们则倾向于把一位信仰新教、体格健壮的英国人与一位信仰天主教、体格孱弱的法国人作比较。这正是缘于拿破仑时代英法对抗的背景。此后利用贞德的各类群体也根据自己不同的“他者”，强调贞德的不同面向，使她不断被“召唤”。

在19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纷纷崛起，历史学家们忙于为新兴国家寻找“古老的根源”。在追求科学性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解释方案又存在某种共性。希腊历史学家施皮利顿·兰姆布罗斯试图证明现代希腊人与古希腊文明的直接联系，从而反驳“希腊人已被斯拉夫化”的质疑；而罗马尼亚历史学家、政治家尼古拉·约尔加则强调农民是罗马尼亚共同体的核心，将东正教和拜占庭遗产融入民族宏大叙事。尽管两位历史学家使用了相近的方法论，却得到了相同历史的不同版本，对拜占庭史的看法相左。历史不仅仅存在一个真相，它们直接服务于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的政治目标。

历史还有另一重功能：它不仅是民族的“出生证明”，也是危机时刻的“救赎叙事”。二战后，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在《德国的浩劫》中试图将纳粹主义解释为德国历史的“偏离”，而非必然结果。法国历史学家罗贝尔·阿隆则通过分析维希政权，探讨法国民族认同的断裂与重建。这两部即时性当代史因其作者的生平而加强了权威性，如同一种民族心理治疗，帮助社会面对创伤，并重新定义“我们是谁”。

历史学家：解构者与建构者

历史学家在民族叙事中扮演着矛盾的角色：他们既是神话的揭穿者，又是神话的制造者。在书写民族时，他们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成为“民族工程师”，决定哪些事件值得铭记、哪些人物成为英雄、哪些冲突被赋予特殊意义。

米什莱认为敌人因立场而扭曲了记录，所以在档案中追寻真正的贞德。他在赋予贞德以魅力的同时又尽力避免明显将之圣徒化。他警告人们不要制造贞德神话，因为“哪一段神话能比这段无可争辩的历史更美丽呢”？他淡化了贞德故事中的表层宗教要素，通过种种对比强调贞德的敏锐机智，采取一种救世主的视角，把宗教口吻融入民族历史书写本身，从而缔造了崭新的民族神话。

法国奥尔良马尔特罗广场上圣女贞德的骑马雕像。图源：视觉中国

现代史学强调批判性和科学性，许多学者致力于“去神话化”。新帝国史开启了对帝国研究的文化转向，戳穿了过去对帝国的浪漫想象。本杰明·斯托拉和卡罗琳·埃金斯分别以对阿尔及利亚和肯尼亚的研究关注帝国衰落中的冲突，让读者面对帝国终结中的残酷一面。这使它们在非殖民化进程中起到积极作用。

但历史学家无法完全摆脱民族叙事的引力，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统一不同的民族历史传统。埃娃·普里斯特和弗朗蒂谢克·格劳斯在相同唯物史观下分别写作的奥地利史和捷克斯洛伐克史都是进步故事，却在视角和叙述结构上大相径庭，都采用了它们试图否定的旧历史书写的一些典型叙述原则。即便是最具批判性的学者，其研究仍可能被政治力量收编。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强调史学的社会责任感，而他本人最终因参与抵抗运动被纳粹杀害——他的生平本身就成了法国抵抗叙事的象征。

历史的意义：连接过去、当下与未来

《把过去民族化》最深刻的启示在于：历史不仅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更影响今天的政治和社会，从而影响未来的走向。当波兰政府立法禁止提及波兰人在二战中的共谋行为，当土耳其否认亚美尼亚大屠杀，当英国的“帝国怀旧”助推脱欧浪潮时，我们看到的正是历史叙事的现实力量和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一种欧洲共同身份认同，乃至世界共同身份认同依然遥不可及。

民族历史从来不是中立的，也不是单一的，它有着一千张面孔。历史学家既是研究者，也是参与者，甚或是引导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历史大潮。他们的笔既粉碎传奇，也缔造神话。

今天，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都能选择自己的历史叙事并通过互联网输出。贞德解说视频下的评论呈现出一种撕裂，观众为对贞德的不同评价而互相攻击。这也要求当代史家超越书斋，既要对网络时代的历史虚无主义保持警惕，又要积极介入大众历史意识的形塑——因为历史不仅是被书写的过去，更是我们正在共同创造的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