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阎揆要在授衔大会上，原本应授予中将军衔。但此事一传开，战友们都感到很疑惑。“阎将军，您革命这么早，还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又是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凭您的资历，怎么会只是中将呢？”大家纷纷议论。

然而，阎揆要对这一军衔却显得异常平静。他淡然回应：“党组织有它的安排，这背后必有道理。只要能继续为国家效力，军衔的高低并不重要。”

这件事最终引起了授衔仪式的负责人罗荣桓的关注。经过调查，结果显示，阎揆要的授衔确实存在问题。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说阎揆要有资格被授予大将呢？这一切与他过往的革命经历密切相关。

彭老总曾评价阎揆要：“他是我军少数几位科班出身的参谋之一。”这一评价的背后，是阎揆要在黄埔军校的深厚背景。阎揆要作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仅凭这一点，就已优于许多其他革命将领。

黄埔军校刚成立时，招生标准非常严格，考核要求高，能从第一期顺利毕业的学生，必定是非常优秀的。阎揆要为何能够成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批学员呢？这背后除了有国民党高级将领于右任的推荐，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的能力和素质。

阎揆要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中，父亲、爷爷、叔叔都是读书人，家里总是有丰富的书籍。他在这种优越的家庭环境中，从小便养成了浓厚的学习兴趣。遇到不懂的知识，家里的长辈总能给他耐心解答，这让他早早地就具备了扎实的基础。

1921年，年仅17岁的阎揆要考上了榆林中学，那个年代，这所学校的教育水准相当高，相当于今天的985、211高校。在这所学校里，阎揆要不仅接受了传统的文化教育，还接触到了新的革命思想。学校中有两位来自北师大和北大的共产党员教师，他们讲授的哲学课程深入浅出，让阎揆要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种子在他心中悄然生根。

他尤其喜爱阅读《新青年》杂志，这本杂志上充满了全国各地革命志士的热血言论，这让阎揆要的革命热情与日俱增，心中渴望拯救国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作为一名学生，他深知光有思想远远不够，必须拿起枪杆，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在毕业后，阎揆要决定进入北平的军事学校，准备为革命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就在阎揆要进入北平后，他得知孙中山先生正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这个消息让他充满了动力。黄埔军校不仅是为了培养革命军队，更是要拯救国家。阎揆要带着坚定的革命信念，毫不犹豫地南下广州，进入了黄埔军校，成为了第一期学员。

在黄埔军校的训练非常严格，学习强度也极大。阎揆要没有退缩，始终坚持下去，并最终通过了考核。1924年，他随孙中山平定了叛乱，随后毕业，回到北京，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然而，阎揆要很快对国民革命军的腐败现象感到失望，尤其是军中对于民众的压迫让他愤慨不已。于是，他决定离开国民党，回到家乡，进一步投身革命。

回到陕北后，阎揆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27年发动了清涧起义。这场起义虽然规模较小，但它为北方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基础，并且推动了陕北红军的成立。

1928年，阎揆要被派往杨虎城部，负责兵运工作。在那里，他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成为了杨虎城的亲信。值得一提的是，阎揆要的工作不仅帮助了我党渗透进杨虎城的部队，也为之后的西安事变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阎揆要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成功阻止了国民党内的“武装讨逆”，确保了蒋介石的被扣押。阎揆要凭借自己的冷静和勇气，为西安事变的成功提供了保障，也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到1938年，阎揆要结束了在国民党内部的兵运工作，恢复了共产党员的身份。这段潜伏时期的经历，直接影响了他1955年授衔时的军衔问题。

阎揆要的革命经历几乎贯穿了中国革命的每一个重要时期，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他的军功卓著。曾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西北野战军参谋长、以及一野的参谋长，参与了无数关键战役。就他个人的资历、功绩和学历来看，理应授予大将军衔。

然而，在1955年的授衔大会上，他仅被授予中将军衔，许多人感到不解。阎揆要对此却依然淡然，他表示：“无论什么军衔，都是为了人民服务。”

调查显示，阎揆要在国民党内部的“潜伏”经历曾被党组织视为机密，因此在他重新加入党组织时，党龄的计算并未包括这一段。最终，阎揆要的授衔问题得到了澄清，但他依然拒绝接受大将的授衔。阎揆要的一生，忠诚于革命、忠诚于共产党，始终坚信自己所走的道路是最正确的。

他的事迹传为佳话，“不要三星要两星”的说法至今在军中流传。阎揆要一生坚定信念，矢志不渝，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