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岁以上老人已近3亿 如何让慢病患者愿意转入基层医院
[ 截至去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人达2.978亿，达到总人口的21.1%，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
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人达到2.978亿，达到总人口的21.1%，整体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随着老龄化加深，仅仅依靠大医院的老年医学专科建设，难以满足老年慢病群众长期护理和用药需求。推动分级诊疗，引导、鼓励稳定的老年慢病以及失能失智患者在基层医院就诊，成为近年来政策引导的一个方向。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老年内科主任医师刘梅林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目前，老年人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体系建设，亟须解决基层服务能力和供给不足的问题。一方面，要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医疗资源的共享和优化配置，进一步完善分级医疗和转诊机制；另一方面，要为基层培养更多老年医学人才。
老年慢病首诊不应该在基层
第一财经：你在今年全国两会的提案中称，要提高老年人的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连续性。为实现这一点，大三甲医院和基层医院各自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目前，上下级医院间“双向转诊”的渠道畅通吗？
刘梅林：我们常常呼吁，多数常见病去基层就诊，但需要提醒的是，对于所有的慢病和失能失智患者，首诊都不应该在基层完成。他们需要在上级医院明确诊断和治疗方案，再由医生去判断，哪些患者可以转入基层治疗，哪些继续留在大医院。
其次，从分级诊疗的角度，大医院尤其是三级甲等医院的老年科，应该负责疑难杂症和急危重症的治疗；基层医院和家庭医生团队应该做好慢病、失能失智患者的基层和家庭管理，规范建设安宁疗护服务体系，方便患者在基层得到优质医疗照护。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基层医生要知道哪些病治不了，哪些病可以继续管理。
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医疗资源的共享和优化配置，实现社区和基层医疗机构与上级医院的全面合作，进一步完善分级医疗和转诊机制，提高老年人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连续性。
第一财经：哪些老年慢病是基层治不了的？哪些又是应该留在基层，但没有留住的？
刘梅林：比如，危及老年患者生命的第一大病是心脑血管病。无论是脑卒中、脑血栓还是脑出血，一旦发生，均可能致命。再如，急性心脏病容易引发急性心衰，冠心病中的急性心肌梗死、不稳定心绞痛等，基层也可能没有治疗能力。这些患者建议直接来上级医院就诊。
对于一些急症，比如老年人血压很高，如果基层用药效果不好，没有控制病情进展，可能引发心脑血管事件；同理，如果老年人在基层诊疗时，糖尿病控制得非常不好，血糖升高可能引起高渗昏迷或者说酮症，这些都不是基层医生能处理的，需要将患者及时“上转”治疗。
如何打通信息流、人才流
第一财经：你刚刚提到了信息共享的重要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以患者为中心改善医疗服务，推动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你认为目前信息互联互通上还有哪些不足？这对老年慢病群体的分级诊疗带来哪些影响？
刘梅林：近年来，医联体和医共体内部，上下级医疗机构间的信息互通取得一定成效。老年病有时需要多学科会诊，目前大型医院内部的信息互通还比较通畅。我认为下一步应该推动三级医院间电子病历的互联互通。
由于不同城市间医疗卫生服务均质化程度低，一些患者面临异地就医的问题。电子病历在社会更大范围内互联互通关乎患者治疗和用药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也可以节约大医院的医疗资源。与此同时，患者和家属通过一定的许可，应该有权利调取其电子病历上的资料。
此外，尽管电子病历或者说电子健康档案可以对老年慢病患者进行动态跟踪管理，但目前一些老人还没有定期体检的意识，延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期。
第一财经：2024年教育部推进在医学院校增设老年医学和健康专业。你认为这些专业人才需要下沉基层吗？和全科医生有何不同？随着前往基层就诊的老年慢病患者增多，基层还有哪些人才短板急需补足？
刘梅林：老年病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多病并存、多药联用，甚至存在用药矛盾。过往我们总是谈及多学科会诊，基层大概率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从长周期来看，如果能为基层定向化培养老年医学人才，或可让更多慢病患者留在基层。鉴于老年病的复杂性，建议这些老年医学专业毕业生先去大型医院进行实习或规培，有实践经验后，再回到基层工作。
现阶段，我认为应该对在基层工作的全科医生，加大老年病诊治的规范化培训和考核，并给予一定的激励机制，提升他们对老年病的识别和判断能力。同时可以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发挥中医药在慢病防治方面的优势。
此外，应该引进专家及大型医疗机构退休医护人员到基层工作。这类退休人员往往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但其经验是否在基层适用，也需要在转型前予以规范化培训。
对于老年共病患者，不同医生之间的诊断时常存在差异甚至矛盾，我建议由卫健部门牵头、由多学科专家去把关，制定一套老年病的评估机制和管理流程、方案。提升诊疗的同质化水平，获得患者信任，也是推动老年慢病分级诊疗不可或缺的一环。
强化老年痴呆等早期筛查
第一财经：此前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老年健康服务工作的通知”特别强调，积极开展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早期筛查。作为一种进展性疾病，早干预对于如何改变老年痴呆病程，有哪些特殊意义？
刘梅林：老年痴呆分为原发和继发，前者往往就是大家常说的阿尔茨海默症。判断老年人是否罹患阿尔茨海默症，需要依赖特定的诊断手段。当老年人出现记忆力减退等痴呆早期典型症状，还需要考虑是不是由其他疾病诱发。比如血管性痴呆，这就是脑缺血所致。
对于阿尔茨海默症，目前还没有真正的特效药；对于血管性痴呆，当患者在刚刚出现轻度认知障碍时，进行及时诊断，将缺血问题解决，痴呆问题可以缓解。但如果病情发展到后期，此时痴呆表现就难以逆转了。
第一财经：近三年以来，国家已出台了多份有关老年痴呆防治的政策文件。你进一步呼吁“制定中国老年痴呆防控国家战略规划”，这是出于什么考量？
刘梅林：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我国目前有60岁以上老年痴呆患者1500万。根据相关资料，在我国主要死因顺位中，老年痴呆从1990年的第10位上升至2019年的第5位，仅次于脑卒中、缺血性心脏病、慢阻肺等。
此前有关政策的密集出台显示出政府在老年痴呆防控上的决心并付诸行动。但是，要实现老年痴呆的系统、有效防控，仅这些政策还不足以实现防控目标。老年痴呆防控的全周期、全过程性，需要全方位、多层次的行动，涉及多个政府部门，需要全社会参与，仅靠卫生部门及相关政策难以实现，需要从长期战略考虑并进行系统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