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五台县豆村镇东北6公里的佛光山中，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公元471年至499年)。其中东大殿于唐大中十一年(857年)落成并一直保存至今，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唐代木构建筑，历经金、元、明、清历代修缮，佛光寺形成现有格局。

佛光寺东大殿。 中新社记者 胡健 摄

佛光寺文物数量众多、类型丰富，极具历史、艺术及科学价值。1961年，中国国务院公布其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佛光寺作为五台山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绿树环绕的佛光寺东大殿。中新社记者 胡健 摄

中国传统建筑选址布局典范

佛光寺的选址与布局充分体现中国古代建筑因地制宜、与自然融合的智慧。寺院借助山势地形，不仅为建筑提供了稳固基础与天然屏障，更将地理形胜、空间格局、宗教仪轨与文人情怀有机统一，实现了功能、美学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寺院建于缓坡之上，匠师通过斩山筑基形成三层平台，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有效抵御风雨，并巧妙解决排水问题。东大殿及殿内佛台直接筑于基岩之上，是其屹立千年的关键。

佛光寺通过台地、建筑及树木，构建出层次丰富的空间序列：山门之前，通过树木和高耸的山门压缩视野蓄势；入寺后视野稍展，以微微仰望的视角可纵览寺院全貌及远山轮廓，东大殿巍然立于高台，殿前双树掩映，不露“庐山真面目”；穿过局促窑洞和陡峭石阶，随着大殿深处的屋檐、雄硕的斗栱、整座建筑依次出现，逐渐充满视野，肃穆之感油然而生；步入殿内，面前佛像庄严林立，身后透过门窗遥望远山云霞，礼佛和观景分隔却又联通，令人仿佛置身于现实与精神的交界之中。

寺院坐东朝西的主轴设计，既是地理必然，更是精神自觉。傍晚时分，夕阳余晖从西向远方山势低洼处平行照耀过来，穿过旷野、村庄和寺院，最后洒在东大殿上，殿内佛像仿佛发出了金色光辉，极具神圣之感。

佛光寺选址布局的智慧，在于以地形操作为笔、空间叙事为墨、文化精神为意，在凿岩筑台的“人作”与落日松风的“天工”间觅得平衡。

从佛光寺东大殿向外望去，远处山峦叠起。中新社记者 胡健 摄

绝无仅有的文物遗存瑰宝

佛光寺的文物遗存独特而珍贵，是研究中国建筑史与艺术史的重要物质载体。东大殿作为保存至今的唐代官式建筑，后世改动极少，其建筑形制、结构布局、材料工艺及部分塑像壁画真实保留了唐代原貌，是感受大唐气象的最佳场所之一。

东大殿是唐代木构的“标准器”。上部为单檐四阿顶，坡度缓和，广檐翼出，屋脊蜿蜒，既防风雨，又显雄浑豪迈。下部台基凿岩辟出，低调而厚重，衬托出屋顶的宏伟，东大殿多根柱直接立于基石，结构稳固。中间梁架采用殿堂式构造分为三层，中、下两层位于平闇(àn)之下，构件精雕细琢且遍布彩画，下层柱网层，所有柱等高，呈“金厢斗底槽”平面布局；中层铺作层，外檐斗栱为七铺作双杪双昂，用材硕大，直接置于柱上，挑出深远出檐，内檐斗栱既承托月梁联系内外槽柱列，又营造出不同高差等级的内外槽空间；上层草架层隐于平闇之上，构件粗犷，其中大叉手与令栱承托脊檩的做法仅见于东大殿。

殿内佛坛置唐代彩塑三十四尊。中央三十三尊为诸佛菩萨，佛像法相庄严，菩萨婀娜多姿，天王高大威猛，营造出一幅场面恢宏、布局严整的盛大法会景象；佛坛南端有一尊罕见的女供养人像，云肩跏坐，神态虔诚，栩栩如生。

佛光寺东大殿的唐代彩塑。中新社记者 胡健 摄

东大殿存四幅唐代壁画，为中国仅存的唐代寺观壁画。《弥陀说法图》位于前内柱北次间栱眼壁，画面中央为阿弥陀佛说法，两侧分别为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及其眷属听法，场面宏大、画法流畅，颜料、风格与敦煌唐代壁画相似。《天王镇妖图》位于中央佛座后侧束腰处，因被封存而色彩如新，毗沙门天王身披甲胄，仕女宽袖长裙，神官怒目圆睁，妖怪则面目狰狞，形象生动，衣纹流畅。两幅《海石榴华铺地卷成》位于前内柱南、北两梢间栱眼壁，绘青绿黄红四色卷草花纹，线条流畅，色彩鲜明。

殿内梁栿和板门留有各时代墨书题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梁下题记笔法沉劲，是唐代书法珍品，更与门前经幢共同印证东大殿唐大中十一年的建造年代和官式建筑的身份地位；板门题记则自唐延续至今，记录了历代官员巡游、僧侣礼佛及工匠营造等信息，反映了佛寺与社会的密切关联。正因东大殿真实、完整地保存有木构、塑像、绘画及墨迹等多种唐代遗存，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誉其为“国内古建筑之第一瑰宝”。

1937年， 林徽因在东大殿梁上发现“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的题字。中新社记者 胡健 摄

此外，文殊殿是中国佛寺现存最大配殿，其“人字柁架”“减柱造”做法充分体现了古代工匠的智慧；祖师塔六边形平面、火焰形券面、束莲柱、人字“影作”等独特做法，是国内古塔孤例；寺内唐代经幢和墓塔也是珍贵的砖石建筑遗存。正如梁思成所言：“佛光寺一寺之中，寥寥几座殿塔，几乎全是国内建筑的孤例……都是他处所未见的，是研究中国建筑史中极可贵的遗物。”

振奋民族自信的发现历程

东大殿虽是唐代遗存，却直至1937年才被重新发现。在此之前，日本学者关野贞曾断言中国无千年木构，这一观点深深刺激了中国建筑学者。

怀着国内必有唐构的信念，营造学社成员毅然踏上探寻之路。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一行四人以敦煌第61窟《五台山图》为线索，骑骡入五台山，终于在豆村附近找到了“大佛光之寺”。经过科学测绘，与《营造法式》对比分析，确证东大殿为唐代建筑。

佛光寺东大殿的匾额。中新社记者 胡健 摄

在日军侵华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爱国学者同日本学者也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学术战争，这一发现不仅打破日本学者的断言，填补了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空白，更极大振奋了民族自尊与文化自信。

佛光寺不仅拥有大量珍贵文物遗存，传承着中国古代建筑精湛的营造技艺，而且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古建筑第一瑰宝”。

（作者系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副院长）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 王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