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季、秋招季即将开启。新生开始踏上专业学习之旅；准毕业生（从本科生到硕博士研究生）则通过投递简历向招聘者介绍所修专业。

什么是专业，或者说一门学科是什么？这是今年6月20日，我们在第一期“我和我的学科”专题中提出的问题。我们可以说，每一门学科都提供了帮助人求职生活的专业知识、技能，也可以说每一门学科其实都是在提供一种看世界的方法。

现在，我们再续“我和我的学科”的故事，请新闻传播学、法学、流体力学、昆虫学等传统基础学科，以及机器人工程等新兴交叉学科的高校教师，以第一人称讲述。既谈这个学科是什么，也谈自己作为一个个体与学科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他们在教学中产生的对于本学科过去与未来的思考。

本篇为刘海龙谈新闻传播学。

这几年，关于新闻传播专业的争议很多。在所有的“文科无用论”话语中，“新闻无学”，是一个并不陌生的批评。

一个过去的热门专业走下神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播技术对社会的巨大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压缩式的，短短三十年，就走过了西方媒体近一百年所经历的大起大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龙的学习与教学经历，与这个过程大致重合。在这篇文章中，他结合自己的学思历程，回答了一些人们对于这个学科的困惑：新闻学与传播学，到底有什么区别？当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层出不穷，新闻传播学的学生究竟何去何从？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8月29日专题《我和我的学科》B02-03版。

第一期“我和我的学科”专题已推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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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丨刘海龙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译有《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等。

用对技术的敏感，

拥抱变化

这几年关于新闻传播专业的讨论比较多。一个过去的热门专业走下神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播技术对社会的巨大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压缩式的，短短三十年就走过了西方媒体近一百年所经历的大起大落。巧合的是，我的学习与教学经历正好与这个过程大致重合。

我是1995年参加高考的，那个年代中国媒体的市场化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是后来被很多新闻人誉为新闻业“黄金时代”的开始。在我所在的西南小镇，《南方周末》《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正一纸风行，影响力达到巅峰的《焦点访谈》正被提供新闻线索的和说情的两支队伍所包围。在混乱无序的“临场发挥”中，中国新闻业走上了市场化道路。在一个高中生眼里，新闻报道就等于舆论监督加暗访偷拍，充满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一个职业能够对社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又这么浪漫，当然是很多人心目中的首选专业了。

那个时候中国互联网还不普及，更没有什么报考专业指南的服务，工厂里需要的是理科人才，选文科的非常少。最近几年自媒体又在炒作文科无用，无非是老调重弹，在中国文科历来都是边缘的小众选择，当时是发展工业化，现在是发展数字技术，只不过语境略有差别罢了。

当时我对新闻这个专业的了解几乎为零，亲戚和周围没有人从事新闻工作，中学过去也没人报考过这个专业。父母、老师都没法提供什么实质性的意见，现在看，这反而给了我不可思议的选择自由。当年清华、北大都没有新闻学专业，他们的新闻专业是2000年后大学扩招带来的文科大发展时才建立的。当时我心仪的北京高校里只有中国人民大学有这个专业，于是就跟着感觉走把人大新闻填在了第一志愿。

现在人大新闻的考生来自大城市多，那个时候不少人来自小城镇，而且和我一样对新闻完全没有概念。大学第一堂专业课是成美老师讲的“新闻理论”。她上来就问所有人：“什么是新闻”？有个北京的女生迅速站起来作答：“新闻是明天的历史。”这让我们这些新闻小白觉得非常惭愧。成老师还会把最新的新闻报道作为例子，比如当时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第二天上课她就拿着不同报纸到课堂，对比这些报道的得失。这个训练让我们从过去所习惯的普通读者的外行角色，不自觉地转换成了作者和内部人士的角色，提前进入了专业新闻人的状态。

我们那时候已经开始大类招生，到大二的时候开始自己选择专业。如果选新闻学，课程会少一些；如果选广播电视新闻学，会增加摄影、摄像、广播音响报道、电视编导、主持播音等广电技术相关的课程。我毫不犹豫地选了广电新闻，因为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电视是影响最大的“新媒体”。这里的“新”不单纯指硬件技术（尽管当时卫星电视确实是改变媒体生态的新技术），而是表达方式的新。曾任东方时空评论部主任的孙玉胜写了一本书叫《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当时电视就处在一个语态技术革新的时代：普通话不标准的记者走上前台，纪录片也开始用不完美的镜头画面“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今天的数字技术也带来了类似的“语态”或表达方式的革命，当年电视的语态革命开启了潘多拉之盒，非专业的传播者进一步革掉了专业传播者的命，这恐怕是当年这些电视精英始料未及的。许多新闻学院适应新技术环境，开设编程、计算传播、图表制作、产品设计、AI制作等课程，还处在半专业状态的学生也加入平台的内容生产实践。关注传播技术的影响，掌握新的内容生产方式，是这个专业给学生的一个重要财富。新闻学院的许多老师对技术有兴趣，像我知道人大新闻学院的方汉奇先生，我的导师郭庆光老师，他们都热情地拥抱新技术。受前辈的影响，我尽管投入精力有限，也会使用微博、B站、播客、小红书等，学习和体验不同技术的表达方式。培养对技术的敏感，是新闻专业对我产生的影响之一。

受众思维与“讲故事”的重要性

第二个影响就是培养了跨媒体叙事的能力。我们当时没有这么多技术课程，但是却基本把中文系的核心课程都学了，有的课还不止一个学期。中文系的老师认为新闻专业的学生有灵气，同时觉得给未来的记者上课是个福利，往往派出最好的师资，所以我们无意得了很多“真传”。

此外，新闻学院还开设了系列写作课程，从一般的写作课到新闻写作课、评论写作课，既学习记叙文、影评，又学习各类新闻文体。那个时候，展江老师组织翻译了不少作品集，我也囫囵吞枣读了不少，这些作品更强调个体故事的讲述。当时《南方周末》的写作就是这个路数，这也是报纸语态革命的一部分。后来，因为学广电，又要求学习视觉剪辑与叙事，我们既看美国CSB的《60分》，也看《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既看很多《龙脊》《最后的山神》那样的学院派纪录片，也看像《铁道沿线》《江湖》《彼岸》那样的独立纪录片。

电影《不止不休》（2020）剧照。

其实不论是用文字也好、用图像也好，首先要讲一个好故事。1999年三联出版社出版了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他是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让人大开眼界，原来学术研究还可以这么有趣。其实一个好的研究或论文，也要有鲜活的经验，讲述能吸引读者的故事，所以我要求学生在论文开头最好讲一个精彩的故事，让读者一下子与你要研究的问题产生共鸣。接下来问题的探究过程要像推理小说那样，一个问题引出另一个问题，环环相扣，逐渐接近真相，这样读者才能饶有兴趣地一路读下去。

重视受众、学会通过故事寻找与读者的连接，强调个体与细节，是新闻专业给学生的一个受用终生思维方式和技能。随着技术的发展，今天的叙事手段变得更丰富，要学编程、统计、短视频、图表制作，甚至绘画，故事的语法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学的不少内容已经过时，但是其内核是不变的。

“新闻敏感”，

让人看世界的眼光从此不同

第三个影响是新闻专业会逼迫学生与陌生人打交道。受家庭影响，我原来不怎么愿意接触陌生人，如果不是选了新闻专业而是文史哲专业，可能会变得更自闭。现在流行说e人（外向）、i人（内向），好像这是天生的，很难改变。但是学新闻会强迫你和陌生人接触，并且还要想办法迅速得到他们的信任，获得你想要的信息。

对一个i人来说，要踏出这一步非常困难。大一刚入学不久，我加入了院里的学生媒体《新闻周报》，被分配要去随机采访几个同学。我一直拖到下晚自习，终于才不情愿地去采访，在高年级的一间宿舍门口，做了很长时间心理建设，最后才鼓起勇气敲开了房门。我当时的主要注意力都放在如何强作镇定地扮演一个记者的角色，根本没怎么听清采访对象在说什么，好在他们非常友好，配合我完成了采访。有了第一次“成功”采访后，脸皮就厚了很多，后来的扮演也越来越游刃有余。正如社会学家戈夫曼说的，演着演着就变成真的了。现在年轻人社恐变得越来越普遍，这会丧失很多个人发展的机会，新闻实践会通过外部压力来克服这种心理障碍。

电影《不止不休》（2020）剧照。

新闻专业对学生的第四个影响是关注现实。学新闻必须对世界的变化保持敏感，阅读大量新闻，积累各个领域的知识。当年的老师们经常说“你们要做个杂家”——这个说法来自邓拓的那篇翻案文章《欢迎“杂家”》。在新闻理论和业务的课堂上有个惯例，老师们讲课前都会花点时间，像和同行交流业务一样聊聊最近有什么重要的新闻报道或者优秀作品。为了能和老师对话，大家平时就比较注意最近国内外发生了哪些大事。其他专业的老师可能不会和大家在课堂上天南海北地闲聊，但是在新闻课堂上这变成了名正言顺的教学内容。新闻专业有各种校园媒体的实践机会，除了假期的小实习，还有专门一个学期去新闻机构大实习。实习生没什么固定资源，必须自己主动发掘，这会逼迫同学们到处去找新闻线索。兔子急了就会吃窝边草，当时大众媒体上大学里的不少负面新闻就是这么被捅到社会上的。

不过那个时候老师们都很有担当，学生闯了祸，学院总是会帮学生说情。新闻学院办的《新闻周报》号称人大的“北京青年报”，敢于揭露学校里的现实问题，当时不过是两块手抄黑板，每周一期。编辑记者们一般是周日晚上抄好后，抬到东区食堂门口的玻璃橱窗里。

我实习去的是电视台，主要参与报道经济社会新闻，节奏快，是当时收视率很高的新闻节目。但是对于一个完全不懂经济而且没怎么接触过社会的大三学生来说，开始根本不知道从何下手。带我们的老师就说，你们没事了出去转转，去商场、街上找找新闻线索。但是没有认知框架，我们也不知道往哪里看、看什么。后来发现还要去看之前的节目，揣摩思路，恶补经济新闻，慢慢新闻线索被通过的成功率就高起来，也能做出被评为栏目优秀稿件的新闻了。有了这种“新闻敏感”，看世界的眼光就不一样了。这也是为什么学过新闻的从事传播或营销等工作也会得心应手的原因。

学习新闻专业所具备的第五个能力是质疑精神和核实的本能。学新闻的不太容易上当受骗，国外的新闻学书里讲过一个段子，说当新闻记者听到母亲说爱自己时第一感是去找证据证明。《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一书里提出的第三个原则就是“新闻工作的实质是用核实进行约束”。现在网上的很多信息表面上看上去来自不同信源，但是大多是抄来抄去，没有真正核实过。很多反转的新闻都说明真相可能并不是表面上那样，各个利益相关方各执一词，都希望自己的“真相”成为唯一的“真相”，如果缺乏有效的核实机制，就会形成扑朔迷离的后真相社会。

核实真相是记者的职责。现在很多新闻专业专门开设了事实核查课程，让学生学习从信源、事实、论证、修辞、文体等多个方面判断和筛选信息。在虚假信息泛滥的今天，这种辨别能力本应成为每个公民的基本素养，新闻专业的学生则近水楼台先得月，系统地接受了训练，这算是个新闻专业的内部福利。

随着人工智能生成的“类信息”规模越来越庞大，再加上大量非职业生产者发布了大量未经核实的信息，高质量信息会越来越稀缺，普通人面对信息海洋，会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未来甚至可能出现专门核查事实的职业，新闻记者恐怕是最适合承担这一任务的群体。

今天的新闻专业和30年前我们上学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从只有报纸、广播、电视、杂志发展到涵盖传统大众媒体和所有新媒体类型，内容从只有新闻发展到广告、传媒经营管理等适应不同的传播场景。除了适应技术的发展外，前面提到的叙事、调查采访、质疑核查这些专业核心能力在AI时代可能会显得更加可贵和难以替代。

“文科危机”中，

新闻传播专业独特的适应能力

按照最初的理想，我应该是毕业后去做个电视记者，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后来上了研究生，转学了传播学，做了教师和研究者。

在中国教育部的学科目录里，传播学和新闻学被放在一起作为一级学科，公众一般知道新闻学，但对传播学是什么则比较模糊。其实二者的差异非常巨大，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二者的差异就像小说和艺术的区别一样。前几年一些志愿填报“专家”用传统媒体的就业和现状来代表整个新闻和传播专业，对这个专业的了解还停留在二十多年前。

我们上本科的时候，2000年前后的毕业生确实大部分都去了报纸电视杂志等媒体，但是现在去传统机构媒体的毕业生不到三分之一。陆晔老师有个观点：真正的新闻从来就是只属于少数人从事的职业，这些人的性格里有冒险精神，不愿意过单调生活。她说的那种调查记者确实不多，有人统计过最多的时候也就一两百人，国内外的研究也发现，其实大部分传统的记者也是在做例行公事，并没有那么浪漫。今天这部分从事普通新闻的人慢慢转向新媒体运营、政府和企业的宣传公关、品牌营销、舆情分析等更一般的传播工作。传播方向早已经成为新闻传播学业就业的主流。

广义的传播研究早在20世纪初就零星传入中国，但是作为一个学科全面传入是在上世纪80年代。直到1997年传播学才被正式列入教育部学科目录。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学科还是个新鲜事物。中国人民大学是传播学早期研究的重镇之一，张隆栋、林珊等老师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翻译和研究，1978年后他们的成果陆续发表。人大的传播理论课最早应该是郭庆光老师开的，我本科时就是在他的课堂上初次接触这个学科的。当时郭老师刚留学归国，上课也没有正式教材，只有一沓打印的《传播学概念百题》。他那本著名的《传播学教程》直到我读研究生后才出版。如果不是他的电脑感染著名的CIH病毒导致文件尽失，他不得不重写了一遍，可能这本书问世得会更早一些。

对于只接触过新闻学的学生来说，传播学冲击力很大，突然让人有了看待社会的新视角。和新闻学相比，传播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哲学等学科可以无缝衔接和对话，知识含量高同时又很接地气，能够解释现实中的很多现象，我迅速被它迷住，于是找到了当时为数不多的中文传播学书，囫囵吞枣地阅读。后来没什么可读的中文材料，上研究生之后还去国家图书馆办了一个外文图书的借阅证。

上大四的时候，我就很坚定地想继续读传播学的研究生，因为我觉得阅读学术文献和做研究比做新闻更具有吸引力，能够满足我对知识的好奇心。后来就读了研究生，然后留校工作。和现在不同，上个世纪90年代末人大新闻的毕业生很好找工作，上研究生或者做老师没什么吸引力。考研队伍也不大，那个时候研究生一届也就招12个人，比现在博士生招得都少。按照目前的标准，读研究生并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当时本科毕业生如果肯干，一个月也有将近一万的收入（当时人大附近的房价还不到5000元一平方米），而讲师一个月的收入只有2000元。所以大部分人根本没有什么读研的动力，经常有些青年教师上个学期还在给我们上课，下学期突然就消失了。

新闻学偏人文学科，关注新闻与政治、民主、自由的关系，会直接干预现实，比较重视实践，对于好新闻的判断标准，就像文学一样文无定法；而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简单来说就是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想追求明确的答案，重视理论建构，目的是解释这个世界。这两个学科评价标准也不相同。

传播学研究的范围要比新闻学大，关注所有信息在社会系统中的运行。最近几年，传播学转向了对传播技术、媒介的关注，因为新媒介正在重新组织社会，改变社会的运行逻辑。比如全世界政治的民粹主义就和社交媒体的兴起有直接关系；线上购物和网络直播冲击实体经济，导致产品不如过去耐用（网络比价会导致厂家牺牲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博物馆成了人山人海的打卡地；流量成为整个社会运行的逻辑，上到主流媒体（经常会发一些抽象的内容），地方文旅（比如最近火爆的“苏超”），下到网红不惜铤而走险搏流量、明星粉丝做数据，都是基于媒介的逻辑。

今天每个人所感受到的内卷、倦怠、焦虑、疏离、被监控，甚至睡眠不足，背后都有媒介的影响。媒介不仅建构了世界的表征系统，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想象，而且还重构了世界运行的逻辑。不仅传播学在关注媒介，文史哲、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都在关注媒介的问题。在今天各行各业都离不开传播和媒介，传播学越来越像数学，成了一个“平台性学科”。

《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　

作者：刘海龙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2月

除了传播理论外，同时研究者还要掌握问卷调查、实验、内容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和深度访谈、话语分析、观察、民族志等质化研究方法。近年来因为新媒体的发展，还要学习编程爬取数据、大数据分析等计算传播的方法。相比于新闻学，传播学对于学术性的要求更高，要能够站在整个社会的高度来思考传播、媒介与国家、社会、群体和普通个体的关系，提出具有批判性的理论。同时和以思辨、实践为主的新闻学不同，传播学更讲求方法的规范和论证，不断地反思除了已有结论外，数据是否存在不同的解释，同时还要考虑结论的理论意义。要有理论创新，需要看大量文献帮助思考，同时会养成透过现象看问题、思维缜密、不断质疑的思维习惯。无论从事什么工作，这种训练都会让人受益终生。

在学传播专业的同学中，一小部分对理论感兴趣的学生会继续深造，走学术研究的路线，未来去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大部分人会去从事和广义的内容生产与信息管理相关的工作。到就业的时候，新闻专业和传播专业的区别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每个学生都会学习一些其他专业的课程，最后的职业选择完全是取决于个人的兴趣与机遇。今天新闻和传播专业的毕业生不仅限于去从事新闻工作，而是去向更广。虽然受整体环境的影响，现在文科生工作不好找，但是相比于其他专业，新闻传播专业对社会需求的适应性要强得多。

《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作者：刘海龙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7月

和传统的人文学科甚至是大多社会科学相比，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课程在保持原有核心课程不变的前提下，始终在适应传播技术的发展，不断调整和增加新的内容，同时通过实习和工作坊等形式，让学生尽快进入真正的工作情境中。和其他专业相比，新传的学生根本不需要专门去某个机构才能从事实际工作，只要自己开个账号就可以练手，制作设备也非常普及，只要有创意、肯钻研，完全是可以和专业的内容生产者一较高下。有些学生可能在校园里就已经具备了谋生技能。

现在大家都在担心人工智能对各行各业的影响，其实传播行业是最早接受这种冲击的地方。很早以前“今日头条”就曾经提出不设编辑部，这就意味着用算法（人工智能的另一种形式）来代替传统的编辑。但是后来发现这行不通，目前的人工智能并不能完全代替人工编辑的作用。所以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可以提高内容生产的质量和效率，用于寻找新闻线索、分析数据、对内容和形式进行精加工、可视化等环节，但是并不能完全取代新闻传播者的作用，尤其是涉及前面提到的与实践对接的采访、核实工作以及高质量的信息生产时，人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

人工智能的信息生产过程也离不开使用者的参与。后者必须具有专业的提示词生产与调校能力，同时还要有对内容质量的判断、把关与审美能力。在信息的生产中，人始终占据着主动的位置，没有好的问题与要求，人工智能并不会自动生产出需要的内容。所以从目前人工智能的表现来看，它代替职业的内容生产者还有一定距离，尤其是要得到高质量的内容，离不开人的参与。

如何看待新闻传播学的争议？

这几年，新闻学与传播学这个学科饱受社会争议，其实换个角度来看，说明它备受关注、非常重要，因为还有一些学科可能一直生存处境就不太好，公众已经泰然接受。之所以这个学科会成为社会议论的焦点，其实是基于一个巨大的反差：中国人这么关心新闻、这么喜欢刷手机看信息，新媒体平台这么发达，按道理说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应该非常抢手，但为什么新闻媒体却不太景气，给这个专业的毕业生提供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

这个问题的提出隐含着一个前提，那就是只有传统媒体那样的像公务员一样有编制的工作才是理想的工作，大量与传播相关的工作岗位不是理想的工作。这个工作观似乎还停留在上个世纪90年代。要在一个流动性和不确定性非常大的世界里，寻找一个“铁饭碗”，无异于刻舟求剑，很多人心中的“铁饭碗”，后来证明也未必牢固。根据2023年底的统计数据，全网短视频账号总数达15.5亿个，职业主播数量已达1508万人，新媒体提供大量与传播相关的岗位。不少自媒体收入远超传统媒体，很多传统媒体的工作者也纷纷进入了新媒体的赛道。除了新媒体提供的众多工作机会外，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都开始重视公共传播工作，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新媒体账号矩阵。如果不把眼光局限于传统媒体，就会发现整个社会对传播人才的需求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

其次，新闻与传播行业的流动性很大，许多时候是一个居间的、进入其他行业的跳板，很多接受过新闻传播培训的人才会在这个行业积累一定的经验和资源后，结合自己的兴趣和未来的发展规划，进入公关、投资、NGO、出版、文旅、律师等行业，前面提到的新闻和传播学的训练和从业经历会为他们的新岗位提供核心竞争力。

电影《不止不休》（2020）剧照。

最后，很多人说现在的很多网红主播没学过新闻学与传播学也能很成功，说明学新闻传播没什么用。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逻辑错误，大量非专业人士的成功并不能反过来否认专业培训的必要性，这就像有很多高收入者没有上过大学并不能证明上大学没有用一样。从报纸、电视、网络的媒体行业历史来看，在一个行业的初期，会出现低质量内容大行其道的混乱阶段，但随着监管到位和行业走向成熟，只有专业的高质量内容才会走得更远。

在不同的时代，新闻会随着环境而变化，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尽管目前由于新媒体技术的冲击以及其他客观原因，传统的新闻遭遇了很大危机，大部分人表面上不关注严肃新闻而沉迷于娱乐信息和传言，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不重要。在整个社会面临高度不确定状态以及危机时期，人们对新闻的需求仍然强烈。新闻的缺失也会使社会系统面临信任危机时，缺乏第三方力量重建信任。总之，高质量的新闻、透明的信息，仍然是一个社会存在的基石，永远是稀缺的社会公共物品。正如《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里所提的那样，新闻是公民进行自我管理时所必需的信息。如果没有这些信息，我们也就失去了选择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