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地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在人类早期，在文明初期，地理环境的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本质性的。当时的人，没有办法突破地理环境的限制。但一个长期使人困惑的问题是，既然如此，为什么在大致相同的地理环境中会产生不同的文化？两条大致相同的河流为什么会孕育出不同的文明？

河流孕育了人类文明，人类与河流互动。人类与河流不同形式或程度的互动，自然会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下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程度地塑造文明形态。

在人类早期和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掌握全面的、准确的地理信息，对自己所处的地理环境也不可能完全出于自觉的、自主的、理性的选择。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是事先规划好的、完全有意识发展的结果。因此，人类与河流的互动往往起着很大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1）偶然性或偶然事件

当气候普遍变冷时，绝大多数群体都向南迁徙，但有个别群体迷失方向，往北迁徙。等到他们意识到越来越冷时已经来不及再往南走了。有的群体死亡灭绝，但有的群体偶然发现冰雪层可以隔绝冷空气，在冰洞雪屋中找到栖身地。通过猎取驯鹿、捕杀鲸鱼，以鹿皮、鱼皮取暖，以鹿肉、鲸肉为生。这支部族因此免于灭绝，并且从此在北极圈内生存繁衍。

在考察古格王国遗址时，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年古格人要选择在海拔4000多米地形崎岖、资源匮乏的地方建都？其实再往南几十千米，就是喜马拉雅山南麓，气候温和、雨量丰富、植被茂盛，而且在公元9世纪后相当长的年代里这一带并没有被其他人占据，迁入定居不会有什么阻力。原来这支吐蕃人是在政敌追杀下从前藏长途跋涉历尽艰辛迁来的，好不容易在象雄国的边缘地带落脚，而这一带正好有深厚的黄土堆积和水源，或者他们根本不知道不远的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情况，或者来不及作全面的了解和比较。而一旦在这里建都，这种出于偶然性的选择就成了必然。

历史的进程、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确存在必然规律，但这只能体现在长时段、宏观意义上。而在这些规律允许的范围内，往往是偶然性因素产生的结果，河流与人类的关系同样如此。

《江河流淌看中国》，葛剑雄 著，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2）自然环境的变迁

河流所处的自然环境本身是在不断变化的，有其自身的规律。人类早期不可能了解这些规律，甚至连规律这样的概念也未必有。即使到今天，尽管已经有了很多科学的探索手段，人类对自然规律的了解还是相当有限的。但人类活动如果正好顺应了规律变化，就能获得意想不到的结果，或许正好奠定了某种文明的基础。

五六千年前，中国正经历一个气候温暖的阶段，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年平均气温估计比今天要高2—3摄氏度，气候温暖，降水量充足。加上原始植被未受到破坏，土壤保持着长期积累下来的肥力。黄土高原上水土流失轻微，自然堆积形成的大塬保持完好。而长江流域气温偏高，降水量大，沼泽湿地普遍，地面积水过多，形成湿热的气候，传染病流行，难以消除；加上原始植被高大茂密，土壤黏结，土地难以开发利用；海平面也不稳定，沿海地带受到海平面升高的威胁。迁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先民，幸运地在这个黄金时代迎来了文明的曙光，大量土地的开垦和耕种，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使一部分人得以专门从事统治、管理、防卫、建筑、祭祀、制作玉器等职业，形成以陶寺为代表的都城。有利的自然环境使这些早期文明得以延续发展，并吸引了周边其他群体的聚集，不断壮大，形成核心。聚居于长江下游良渚的先民就没有那么幸运。尽管良渚文化的年代不比陶寺晚，水平不比陶寺低，范围不比陶寺小，可以说各方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却没有延续发展下来。一般推测，是由于气候变迁的不利环境，使良渚人的后裔不得不迁离或分散。

一条大河本身具备的优势，在有利的自然环境下能产生倍增效应；而在不利的自然环境中，如异常气候、地震、瘟疫等非河流本身产生的灾害，非但不可能发挥本身的优势，优势还可能变为劣势，早期的人类和文明的萌芽经不起这样的打击，有的就此灭绝，有的不得不迁离，有的出现倒退。

——本文节选自《江河流淌看中国》，葛剑雄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2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