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吉隆沟，半部西藏史。

10月5日， 2024“鸿蒙智行丈量祖国大美山河”环国境线探索活动的天权队，在中国探险协会理事、本次探险活动文化顾问宗同昌先生的带领下，来到被誉为“喜马拉雅山后花园”的吉隆沟。

2024“鸿蒙智行丈量祖国大美山河”环国境线探索活动的天权队

吉隆沟，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有着“西藏最后的秘境”之称。它全长93公里，从县城驻地宗嘎镇延续至热索村，底部是吉隆口岸。走进这里，除了能欣赏到世外桃源般的景色之外，还能体验到绵长悠久的历史人文。

一条吉隆沟，半部西藏史

作为日喀则地区5条沟中最靠西的一条，吉隆沟位于希夏帮玛峰下、佩枯措旁，藏语意为“舒适村，快乐村”。

在古代，吉隆沟不仅是交通要道，还是兵家必争之地，不仅见证了民族融合和对外交流，还促进了中原王朝对边疆的经营和治理。

从唐竺古道，到招提壁垒，再到“大唐天竺使出铭”， 吉隆沟所承载的厚重历史，就像一幅曼妙的画卷，在人们的眼前徐徐展开。

唐竺古道

唐竺古道是唐蕃古道、蕃尼古道两条古代商道的总称。

唐蕃古道、蕃尼古道两条古代商道的总称

唐蕃古道，起自西安，途径陕西、甘肃、青海、四川和西藏5个省区，最终到达拉萨，是唐朝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王松赞干布时所走的大道。

蕃尼古道，起自拉萨，途径吉隆和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最终到达印度新德里，被认为起源于尼泊尔尺尊公主远嫁松赞干布——正因为这次和亲，吉隆沟开始出现在历史记载之中。

“从元代开始，西藏才纳入中国的治理范围。”天权队随队边疆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境研究所研究员罗静说， “所以，在那时，唐朝与吐蕃也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两位公主远嫁，各自铸就了一条“友谊之路”，不仅有助于沟通汉藏友谊、连接商贸往来，还促进了古代中国与尼泊尔、印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

而吉隆，则在蕃尼古道上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尤其是在对外关系上。即便到今天，距离加德满都仅有约160公里的吉隆，在中尼两国的商贸往来中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尼公路，就是在原古道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而来。

1978年，吉隆口岸被确定为国家一级陆路通商口岸；2014年12月，吉隆双边性口岸正式开通，并于2017年升级为国际性常年开放的公路客货运输口岸，承担着60%以上的中尼贸易；2022年3月，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获批成立，成为西藏第一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

招提壁垒

由于西藏地处边疆，所以自元代以来，这里的戍边一直是个大课题。

“别看西藏这里好山好水，但以前是各种势力交汇的地方，”罗静说， “所以，自古以来——哪怕是到今天，这里的戍边任务都很重。”

在吉隆县宗喀镇至吉隆镇公路左侧峡谷内，有一处石壁，刻有四字——“招提壁垒”。尽管众说纷纭，但“ 招提壁垒”被普遍认为是清朝名将福康安为彰显个人功勋而刻。

石壁上的“招提壁垒”四个大字

公元1788年，尼泊尔廓尔喀军队以贸易纠纷为由，入侵西藏，并袭扰吉隆县。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派遣大将军福康安入藏，后者征集2万多士兵，仅用1个月，便大败敌军、收复失地。

2024“鸿蒙智行丈量祖国大美山河”环国境线探索活动天权队瞻仰“招提壁垒”石刻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当年的那场恶战到底什么样。”罗静说， “但可以肯定的是，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都来之不易。”

目前，当地政府正在建造关于“招提壁垒”的公园，并已树立福康安的雕像。

“这个公园的出现，就像我们这次活动一样，有着非凡的意义。”罗静说，“它可以让人们认识到，如果没有和平、安静的环境，人们很难像现在这样怡然自得。”

2024“鸿蒙智行丈量祖国大美山河”环国境线探索活动的文化顾问宗同昌

和天权队随队专家、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罗静在福康安雕像前畅谈边疆历史

罗静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对西藏的治理堪称边疆治理的典范。

“毛泽东主席说得特别贴切：‘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人民更伟大。其实西藏是全国人民一起在建设。”

在罗静看来，国家对西藏的治理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国家一边改革西藏的社会制度，一边持续改善基础设施；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后，国家的发展重心在东部沿海，对西藏主要开展扶贫工作；第三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国家实力不断提升，西藏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大唐天竺使出铭

在吉隆县宗嘎镇以北4.5公里处的一处崖壁上，还有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唐天竺使出铭”。

“大唐天竺使出铭”乃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唐高宗时期）题铭，当地人称之为阿瓦呷英摩崖题铭。它是现存年代最早的青藏高原汉文石刻碑铭，比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还要早165年。

“大唐天竺使出铭”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唐天竺使出铭”记述了唐朝外交使节王玄策出使天竺时途经吉隆的过程，不仅印证了蕃尼古道的出山口位置，还反映了唐朝与吐蕃之间的密切关系。

公元657年，王玄策从长安出发，一路沿着唐蕃古道、蕃尼古道行进。

在2024“鸿蒙智行丈量祖国大美山河”环国境线探索活动的文化顾问宗同昌先生看来，王玄策带领使团风餐露宿、历尽艰辛，堪称真正的探险家。

“什么是探险家？这就是真正的探险家！”宗同昌说，“他们能走到这里，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必须得翻越5千多米的山口，而且还是牵着马爬这个山沟。”

而王玄策留下的“大唐天竺使出铭”，更是盛唐荣耀的见证。王玄策共3次出使天竺（另一说是4次），其中第二次最为传奇，让他获得“猛人”，甚至“疯子”的美誉。

当时，天竺的4位国王派使者携带财物，准备跟随王玄策的使团，到长安朝贡。恰在此时，中天竺国王尸罗逸多去世，其国大乱，阿罗那顺篡位夺权，并劫掠使团。王玄策成功逃到吐蕃后，发檄文征召军队，从吐蕃和泥婆罗（今尼泊尔）处借来近2万人，大败中天竺军队，并生擒阿罗那顺，将其送往长安献俘。

这就是“一人灭一国”的故事。王玄策的丰功伟绩，不仅展现了个人的机智果敢，更宣扬了大唐天威。

“他在唐代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不仅是出色的外交官，还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家，”宗同昌说，“有了这个崖刻，我们可以触摸到上千年以前的东西。，而且当时的故事也得以流传，让他这个人变得更加真切。”

2024“鸿蒙智行丈量祖国大美山河”环国境线探索活动的文化顾问宗同昌

在拍摄“大唐天竺使出铭”崖刻

宗同昌先生在讲述时还发出倡议，希望未来能把“大唐天竺使出铭”里的记述，以漫画的形式进行传播，让更多的孩子感受和铭记一千多年前的历史。

“其实，我们这次的活动就是在做这样的传播，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一种传播。”宗同昌说。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唐天竺使出铭”也是中华文明的一种延续。

“这就是中华文明最伟大的地方，我们是唯一还活着的‘文明古国’。”罗静说，“尤其是我们的文字，虽然发明不是最早，却是唯一没有间断的。所以，我们的历史记录一直在延续，文明的传承也一直在延续。”

特别鸣谢

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

鸣谢沿线省文旅系统鼎力支持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广西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排名无先后，依据活动线路途经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