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在那个早就被人遗忘了的敦煌莫高窟，一个本应该惊天动地的发现，在漫长的9年的时间里，却如同一颗小石子投入了大海中，除了荡起几道难以察觉的涟漪外，再也没有了任何的动静，这个发现就是莫高窟的藏经洞，而发现这个藏经洞的王道士王圆箓，以一个卑微的身份，承担起了历史的罪名。

这个王圆箓本来是湖北麻城的一个农民，因为家里太过贫穷，不得不到处去讨生活，在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

大概在1897年，王圆箓来到了破败已久的莫高窟，这个道士，开始掌管起了荒无人烟的文化宝库。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王道士的身上，注定要有他承担不起的骂名。但是我们，似乎都错怪了这个本应该是另一个样子的小人物。

在他到了莫高窟后，作为一个没有什么知识的农民道士，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把这里清理干净，把这些洞窟修补修补，我们不知道他出于什么心理，也许他心中并没有文化的概念，但是他的做法是对的。

他开始了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积攒钱财，就为了这座佛教的莫高窟，也许是为了他死后的功德，但是他在行动着。

为了增加一点点微薄的收入，为了能让莫高窟更好一点，他请了一个助手杨某，在春天和冬天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好增加一点微薄的收入。

在1900年的初夏，杨某坐此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王道士。

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了。但也只是被发现了。

在这之后，几乎所有人都对他向外国人出卖这些经卷而骂他，但是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能做的一切，而我们却把这样的罪名归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是不应该的，也是错误的，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

在藏经洞被发现之后，没有什么文化的王圆箓还是意识到了这些经卷的重要性，他不知道这时候的清政府早已经日薄西山，他把希望寄托在官府的身上，希望官府能把这些经卷保存起来。

于是王道士徒步50里，把两卷经卷样品送到当时的敦煌县令严泽的手上。王道士的目的很简单，他不是要讨赏，他只是想让官府注意其这个藏经洞。但是这个不学无术的官老爷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但是王道士并没有放弃。

过了两年，也就是1902年，敦煌来了一个新的知县，是一个叫汪宗翰的进士。王道士再一次报告了自己的发现。这次的确引起了这位汪宗翰的注意，并且还请求对金石学颇有研究的甘肃学政叶昌炽向上级甘肃藩台反映，对这些经卷予以保护，但是却一直没有消息。

王道士陷入了漫长的等待，但是王道士也没有只是等待。

长久得不到消息的王圆箓又选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风餐露宿中走了800多里路，冒着被狼吃被匪杀的危险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最后得出结论是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

但是也没让王道士的功夫白费，最终他还是向甘肃藩台建议把这些文物送交省府保存。

1904年，王道士终于收到了最后的消息，甘肃藩台以敦煌到兰州路途遥远，耗资巨大，银两难筹为由，仅给了一纸“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的命令。

王道士虽然失望，但是还是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壮着胆子情人给慈禧太后写了一封密奏，但是不出意外的，泥牛入海无消息了。

直到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找到了王道士，并用宗教的交流感动了没有什么文化的王道士，于是斯坦因从王道士手中骗买走了很多经卷。

等到1909年，当法国的汉学家把敦煌文物在北京展示了之后，这才引起京师学者的关注，清政府终于决定将藏经洞存留文物运交京师图书馆保存，并承诺由朝廷拨款收购。

可是这笔钱款却被敦煌县府截留，王道士一分钱也没拿到，而被运送出去的经卷在路上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而在这期间，又有无数人前来盗窃，没有被英国人破坏的敦煌经卷却被自己国家的文化名流大肆损毁了，这才是历史的可悲。

王道士心痛了。他只是一个没有知识的农民道士，他可能永远也想不明白自己都能好好保护的东西，为什么在这些文人的手里被破坏成这个样子！他在心痛中情人代写了一份《催募经款草丹》向朝廷催要钱款，仍然是石沉大海。

王道士历时九年的努力，毫无收获。

1914年，斯坦因再次找到了王道士，这时候王道士对他说了一席让人心里难受的话，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王道士错了吗？我们可以说他错了，因为他把这些经卷卖给了外国人，很多外国人。但可笑的是，恰恰是卖给了外国人的经卷得到了最好的保护，而当时清政府拖延了九年的保护无异于一次破坏！

他只是一个卑微的道士，在做了一切的努力后，他只能选择让这些东西更好的保存下去，不管是保存在哪里。

而那些卖了经卷所得的钱财，他自己没有花过一分，全部用在了莫高窟上。

这是历史对当时的中国的无情嘲讽，我们不应该归罪于王道士，如果非要怪他，就怪他不该发现这些文物吧！

笔者按：

1907年和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先后两次用700两白银骗购约13000件。

1908年法国的伯希和用500两白银骗购约5500件（属精品）。

1912年日本的橘瑞超等用350两白银骗购约400件。

1914年俄国的奥登堡骗购残卷约500件，绘制443个洞窟的平面图，拍摄洞窟照片2000余张。

1924年美国的华尔纳用75两白银，用特制胶布粘走26块精美壁画，盗走彩塑、半跪菩萨各一尊，经卷2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