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旅游人类学家、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格雷本（Nelson H. H. Graburn）教授于旧金山时间2月27日早上辞世。

格雷本教授生于1936年11月25日，曾在坎特伯雷国王学院学习古典文学，在剑桥大学、麦吉尔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接受了自然科学和人类学教育，获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自1959年开始在加拿大从事因纽特人研究，1974年开始在日本（以及东亚和东南亚），1991年开始在中国展开人类学研究。

1964年格雷本教授开始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创办了“旅游研究工作组”（www.tourismstudies.org），2007年荣休，但直至去世前他仍在学校开设“旅游、艺术与现代性”研讨课程（始于1977年），孜孜不倦指导学生和访问学者。他曾在渥太华国家文明博物馆、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高级旅游研究中心、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九州国立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伦敦城市大学国际文化旅游与发展研究所、巴西南大河州联邦大学等多个研究机构访学，并在中国二十多所大学讲过学。

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格雷本教授出版专著、编著、专辑等近二十本，包括《没有冰屋的爱斯基摩人》（1969）、《环极民族：人类学视角》（1973）、《民族和旅游艺术：来自第四世界的文化表现形式》（1976）、《祈祷、支付与玩耍：日本国内旅游的文化结构》（1983）、《新日本的多元文化主义》（2008）、《旅游与全球化：来自东亚研究的观点》（2010）、《旅游想象》（2014）等。发表论文几百篇。很多作品已经翻译成中文。

格雷本教授在人类学发展史上，为旅游人类学分支的创立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旅游人类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组织会议、研讨会、论坛、工作坊上百场，培养了众多旅游人类学领域的优秀人才，当前世界各国中生代的旅游人类学领军人物几乎都曾跟随他学习。

格雷本教授对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创立及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与中国旅游人类学界彭兆荣、杨慧、张晓萍、孙九霞、吴必虎等知名学者都保持着密切交流与学术合作。参与创办了“中国旅游高峰论坛”并任学术顾问。在中文刊物及论文集发表论文几十篇。为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离世，是学界的重大损失。

格雷本教授千古！

受人类学高级论论坛秘书处和旅游高峰论坛秘书处委托，人类学乾坤谨推送彭兆荣教授的论文《一位人类学家的中国情结——尼尔生H.格拉本教授与中国的旅游人类学》，以悼念格雷本教授。

老师走了，我买了一束小野菊花放在我的窗台上。“老师，我做你的学生没做够，你先走，在天堂等我，你的弟子会到天堂续这份师徒情谊……”——彭兆荣

圖

格雷本（Nelson Graburn）教授在桂林金钟山

摄影丨徐杰舜教授

题旨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只是一个时间段落中的历史记录（即20世纪70年代开80年代初），也不仅是某个标志性的政治事件（指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也不仅是中国社会结构的自我转型，更重要的是，这个历史节点与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化潮流相吻合。具体地说，在世界范围内，移动性（mobility）作为一个新的社会属性前所未有的显现其功能，而且成为现代性的一个基础和基本的说明。“全球化”（globalization）时代的到来，以及自上世纪80年中期以来世界范围内兴起“全球化”的讨论浪潮。这一浪潮最大限度地将世界的各种事务包揽其中。在这一个历史时期里，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社会因素呈现出越来越密切地关联和互动，特别是以经济作为联接纽带的功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宣告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移动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为满足生计所进行的遵循自然节律的移动和迁移，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大众旅游（the masstourism）时代到来。

与中国改革开放一起成长的中国大众旅游一方面记录着与中国政治经济同步发展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承载着表达和解读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价值趋向。发生在中国的大众旅游不仅对这一历史性的社会现象做了具有现代性的自我叙述，同时也是对中国这一历史时间和全球化的中国实践进行诠释；正如格拉本教授在《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兴起》一文中对此有一个基本的评述：“中国的旅游出现与西方非常不同。虽然旅游现象，特别是朝圣形式的旅游现象，很早就在古代中国出现。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以后，中国的大众旅游才开始迅速发展。在接下来的短短二十年间，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旅游地之一。”因此，把中国的大众旅游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世界背景同置一畴，中国的大众旅游这一“文本”（text）也就与特定的“语境”（context）建立起了历史性的逻辑关联。而当我们在评述格拉本教授与中国旅游人类学之间的关系时，也就有了更深刻的历史和学理依据。

一、旅游作为中国融入世界的一种表述方式

在当今社会，任何事物的形成和对任何事物的研究都具有特定历史语境的关联性。同样，如果我们要正确看待中国的大众旅游和格拉本教授与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关系，如果脱离这一语境，既不符合事实，也不中肯。中国大众旅游的出现有两个关键要素，即全球化与中国的“现代化”。“全球化”在吉登斯那里被描写成这样一种景象：在世界范围内广泛的社会关系得到了越来越明显的加强，它使得在某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对其他地方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反之，在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对某一地方也造成比以往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在以往的传统社会里发生并限制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人群范围的情形，现在已经越来超出了社会、民族和地域的边界而成为“全球性”的事情和事务。“全球化”现象当然不只于政治经济领域，社会文化也会出现空前的“流动”；有学者根据“全球化文化潮流”的变化情形，归纳出了五种“流动的图景”：

1．族群的图景（ethnoscape）。指不同的民族、族群和人群，包括移民、难民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大规模的移动现象，致使人们的生活也随着移动，从而发生史无前例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

2．技术的图景（technoscape）。指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技术性工具和概念已经在全球化经济和文化活动当中扮演了一个无以替代的重要角色。

3．财金的图景（finanscape）。指全球资本的流通。当代社会是一个经济商品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财政手段和经济活动来进行交易和交换。

4．观念的图景（ideoscape）。扩张性的政治理念和价值，特别是以西方为主控叙事（the master narrative）的社会价值，构成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历史社会价值的主导“范式”。在全球化的趋势里，社会的价值体系和观念形态也会借助全球化的流动进行传播和互动。

5．媒体的图景（mediascape）。通过诸如报纸、杂志、电视节目以及电影等广泛传播信息的方式以展示其特殊的现代能力。

新的移动属性打破了既往的“边界”范畴：资金、资本、观念、形象、信息、人群、物品和技术都在移动，使移动从传统意义上超越了简单“工具性功能”而上升为一种表述范式，以往相对单纯的、同质化程度高、缓慢变迁的文化形态和格局逐渐消失。与此同时，“移动”的方式、价值和意义也发生了改变。现代社会的“移动性”还表现在观念的“移动”和“转变”——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形态。它“携带”着诸如符号、隐喻、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

移动性使现代大众旅游成为可能，也使中国这个古老的、具有专制特征的、封闭的社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融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而实现这一过程的主要形式，不是别的，正是旅游。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目标是使中国融入世界，而非隔绝于世界。大众旅游不仅全面地实现了现代社会的移动属性，也加速了中国从一个封闭系统步入开放体系的步伐。今天，当我们在评价中国的成就时，很少人注意到旅游的特殊作用，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缺失。

格雷本教授和彭兆荣教授在滇池畔（2024年）

大众旅游在中国的实现和实践，无论是功能性的，还是理性的，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它也决定了中国的大众旅游独特的文化个性，这一个性的呈现与中国广大民众和民族化的旅游形态有关。就此而言，格拉本教授也就此遇到了一个在传统的、具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的、生态差异巨大的国家作为他观察、认识和理解旅游人类学的难得范例。

二、旅游作为中国传统伦理的异质性范式

为什么说中国的大众旅游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西方的旅游不同？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对“移动”所给予的文化界定。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即以汉族农业伦理的表述范畴为核心）中，移动（包括迁移、离散、旅行等）作为一种社会属性，是所谓的“他者”，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正面的认可。而要解释今天发生地中国的大众旅游，若要从文化角度进行阐释，肯定移动作为“他者正义”，是需要做的一个文化清理工作。萨义德对“他者”这样界定：“将自己熟悉的地方称为‘我们的’，将‘我们的’地方之外不熟悉的地方称为‘他们的’……地域的边界以一种可以想见的方式与社会性的、民族的和文化的边界相对应。”有殖民时代，这样的分类，事实上成了“帝国”政治的话语表述。在中国，类似的情势也历史地发生和存在着。比如华夏文明中的“一点四方”结构，——作为“天下”构造、族群划分、行政区划、伦理教化等，同时，也区分所属族群的特定文化属性和行为方式：即“我者”被想象的“稳定”和“他者”被想象的“移动”属性。

在传统的中华帝国的政治结构中，“我者”（农业伦理的稳定性）与“他者”（“蛮夷”的迁移性）被制造了一个历史想象的神话。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秩序和格局中，“以农为本”是根本，属于“自我”；而“末”则反之，属于“他者”。那么，农业之“本”是什么呢？是土地。费孝通先生准确地概括“乡土中国”。他说，我们的民族是和泥土分不开的，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光荣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土是我们的命根，土地是最近于人性的神。他形象以将这种关系表述为“土地捆绑的中国”（Earth Bound China）。“中国人的生活是靠土地，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

因此，离开土地，比如逃荒，不仅表明舍本求末，更表明遭到灾难。“灾荒”经常连用，“荒指农业生活停顿，灾指土地无法耕种的情形。”“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因此，“离土”是最为惨痛的事情，“背井离乡”、“妻离子散”为不堪的表述；而“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更有甚者，离乡离土为“不孝”。就此我们可以透视出中国传统文化行为的大致表象：守土属于“本我”、“安居乐业”之象，即所谓“常态”；迁移属于“他者”、“背井离乡”之象，即所谓“变态”。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和规则来看待客家族群，首先要为“移动”伸张正义。在建立这样的历史认知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所谓的“华夏体系”的政治地理学作一个基本的概述。就传统的“华夏文明”而言，移动原初意义是指人群在地理空间上的迁移。然而，在中华帝国的“华夏秩序”之中，“地理”是想象性的，同时是权力性的，这形成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传统——“中心／边缘”的基本形貌。也就是说，移动的限度在于不超出政治地理学的“中心”范畴和范围，超出这一范畴和范围，就转变和转化成为“非我族类”。

文化概念上，不同区域的人群在“华夷之辨”中成为一个直接的地理指标，从先秦到清末一直如此。以“华夏”——以中原为主体的汉族人（中国人）用以区分因地理边界而产生地方人群的文化异同是主要的区分指标，而不是血统或种族。因此，为了保持或获得中心地位及正统性，与不同的族群文化在“中心／边陲”的等级次序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一样，不同的文化也被纳入了高低贵贱的权力格局之中。另一方面，根据华夏中心的正统性对其周边远近族群的“可教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做了递进式“生番／熟番”的区分与排斥。

这种政治地理学所形成的文化形貌直接带来了两个相互关联的认知与后果：1.确立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心价值和“我者”的主位视角；这也是“华夏体系”文化认同的终端归属。任何其他民族、族群在同一个政治地理学的框架内被归入“他者”范畴。2.在这样的政治地理学的框架内，非汉民族、族群，无论其来自何处，也不管其服色、相貌、血统与汉族有多大差异，只要能改从汉俗，惯用汉人的衣服、语言、文字和生活方式，就可被纳入汉族范畴。反之，原在中心的人群外迁后也“被认”和“自认”为他者。

当我们了解了传统社会的背景、结构和价值以后，再回过头来看待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在中国的大众旅游，我们也就有了历史性的逻辑依据。

三、中国旅游人类学与格拉本教授

格拉本教授在做中国大众旅游研究时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中国的大众旅游具有独立和独特的个性。中国的不同地缘人群、不同族群间的差异也决定了他们选择旅游方式的差异。中国各地行政主管部门和旅游实施部门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旅游人数、旅游收入做统计。而中国旅游的民间动力，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中国的乡村旅游的发展情况，中国生态旅游的情况，中国民族地区的文化多样性以及旅游多样性等一系列问题都是格拉本教授特别关心的。为此，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

以下是格拉本教授近几年来一张在中国与我有关和与我同行的“旅行纪要”（其中不包括2000－2001年我在巴黎大学访学和2003－2004我在柏克利加州大学访学期间格拉本教授的中国之行，也不包括这些年他在北京、广州、西安、上海等地的其他学术活动，只限于与本人所知的相关活动）：

格雷本教授和彭兆荣教授在日本（2010年）

1999年10月，参加“人类学、中国社会与旅游国际学术研讨会”（云南·昆明）并对云南的少数民族村落进行调查。

2000年7月，应邀参加“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国际人类学学术研讨会”（福建．厦门）“做21世纪人类学所面临的挑战”的主题发言。会后对闽南地区（泉州）的重要古迹考察，以及闽南地区的旅游情况——侧重对海外华人华侨的回乡、旅游情况的了解。

2004年10月，参加“中国首届乡村旅游与反贫困国际论坛研讨会”（贵州贵阳）对贵州黔东南的苗族、侗族村落进行参与观察，同时对贵州宅堡的旅游目的地进行详细的考察。期间会见了国际旅游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项目官员。

2005年7月1日－5日，受中国政府之邀，参加了Biennial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the Study of Tourism（中国·北京），后对我国新疆民族地区进行了考察。之后专访贵州，考察了贵州的兴义、贞丰等地族地区的布依族乡村旅游。接受贵州省旅游局的邀请，担任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旅游项目的高级顾问。

2006年6月，到四川崇州鸡冠山对大熊猫栖息地进行专项考察，提出了许多具有现代生态旅游的观念与设想。同时参观了金沙遗址和皮影博物馆。

2007年12月21日－24日，参加“旅游、少数民族与多元文化”国际会议（云南·西双版纳）。顺访广西桂林地区的恭城瑶族自治县，对当地的民族旅游示范村进行详细的考察。同时，在广西师范大学做“当代世界旅游人类学发展”的报告。并与彭兆荣教授合作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商议“社会文化与旅游人类学译丛”事宜。（该译丛后由格拉本教授与彭兆荣教授共同主编，包括James Clifford《文化之道——二十世纪晚期的旅行与诠释》，DeanMac Cannell《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John Urry《旅行家的凝视》和Nelson Graburn《人类学与旅游时代》已陆续出版）。

2009年7月27日－31日，担任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旅游人类学分会主席”（与彭兆荣教授共同担任），此前，他还专程到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对元阳梯田所在的菁口村（当地乡村旅游示范村，也是王嵛博士的一个田野点）进行考察。会后对桂林金钟山溶洞资源进行实地考察，并对相关专题性旅游设计进行评估。顺便考察桂林地区旅游情况，包括漓江游、遇龙河的旅游设施等。同时，受贵州旅游局邀请，到贵州考察由世界银行贷款的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旅游项目的实施情况。

2010年10月31日－11月3日，主持“桂林金钟山中国旅游研究院暨中国旅游人类学高峰论坛”，并做“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兴起”主题发言。并对广西桂林周边龙胜等地的壮族、瑶族乡村旅游进行实地调查。担任“桂林金钟山中国旅游研究院”学术委员会顾问。

2010年11月4日－8日，格拉本教授与本人共同出席Exploring Ethnicity and State through Tourism in East Asia国际会议，探讨中国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

2011年5月，格拉本教授应邀到台湾进行学术讲座，同时了解台湾地区的旅游情况。

2011年7月，出席在中国云南香格里拉国际旅游高峰论坛。与云南教育出版社洽谈“文化遗产译丛”出版事宜。之后应邀到青海做讲学和考察。对青海的回族、藏族、土族、蒙古族的民族社区以及民族旅游进行调查。其间特别到热贡地区对唐卡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形进行实地调查。

2012年5月，出席第二届旅游人类学高峰论坛（四川·成都），主题“好客中国：旅游与游客”。其后对成都的三星堆、金沙博物馆、大熊猫研究基地等进行了访问和调研。

2013年4月－5月，应彭兆荣（时任贵州省候鸟教授），到贵州民族大学访问交流。此后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之邀，参加在厦门举行的旅游人类学与博物馆方面的会议。

2014年5月，应邀出席在四川乐山举行的第三届旅游人类学高峰论坛，主题“旅游人类学与遗产”，参观了乐山大佛，峨嵋山等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会后，到成都诸大学讲学。

2015年7月，到云南昆明参加张晓萍教授父亲生日庆祝活动。

2016年4月，先到云南昆明，参观石林世界遗产地，后赴重庆四川美术学院参加“和而不同：中西方的博物馆”国际论坛，之后到武汉参加第四届旅游人类学高峰论坛。并由他的中国学生为他举行一个盛大的“GRABURN教授80大寿与50金婚”庆祝活动，之后赴宁波、杭州诸地讲学访问。

笔者曾经在一次自己专访中谈到格拉本对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影响：

格拉本教授给中国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旅游人类学的影响，他已经涉及到民族地区的一些村落社会。他去过中国西部广大的民族地区（新疆、陕西、青海、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比如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及有关乡村旅游的问题。在贵州举行的中国首届乡村旅游论坛，期间他考察的都是一些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给当地政府提出不少建议。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已经触及到了中国少数民族一些很具体的东西，很基本的层面了。他对中国西部的了解是很深的。他也鼓励他的美国弟子到中国来做田野，主要集中在西部。比如在广西的平安，有两个美国人类学博士研究生在那里做田野。所以，当他的学生知道他要到桂林，就介绍他去哪里，要见什么人，看什么东西等等。他也一一到现场体验。一个74岁高龄的伯克利（UC Berkeley）的终身教授，在中国西部翻山超岭，身体力行真是令人感动。外国学者现在象他这样对中国相对深度的了解是很少的。近十几年来，他几乎每年都来中国，有的时候一年来了两次。他之所以如此，我认为他是非常有眼光的学者。他早年做欧洲与北美的人类学研究，后参与了国际旅游研究院的创立，使旅游这个新的社会事件、社会活动、社会现象进入到了人类学视野中，他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的。随着东亚经济，特别是日本、韩国经济崛起，他就开始关注东亚社会的经济发展所带动的大众旅游对东亚的社会结构，乃至对全球社会经济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对此，他很早就有预见。所以，他早期就开始对日本旅游经济的研究，接着是对韩国也有所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他就非常敏感地看到中国的经济将对全球在未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将会产生重大影响，于是他开始关注中国、研究中国，而且他还爱中国。所以单就这三个因素：一是他在学术上的前瞻性，一是亲身到中国进行实地了解，外加他热爱中国。

格雷本教授和彭兆荣教授（1994）

一个学者不是一个简单、单纯、感性的人，他对社会的了解是基于对社会的特殊性、复杂性所做的个性判断。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间内对西方社会来说，是相对封闭的一个社会，中国又是一个文明古国，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大众旅游的出现，不仅对中国社会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可能对全球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所以，他进入中国，以中国的大众旅游以及大众旅游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这种“发动机”作用的预见，表明他是非常有眼光的。很多学者仅仅把他放在旅游人类学的角度来分析他，我认为是不够的。当然，作为一个专家，他在这方面卓有成效的研究毫无疑问是世界级的。但我们经常忽略了他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历史阶段、以那种方式进入到中国，选择对中国的旅游，包括对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进行研究的依据和能动问题。近十几年来我一直跟随着他，有些问题我是很清楚的。世界上的人类学家很多，到中国做田野作业的也不少，但是，能够自觉意识到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将对世界整个未来的格局，特别是政治经济格局，会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并能够先期预见性地进入中国，而且通过某一种研究来反映这样一个未来的发展趋势的外国学者并不多。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看，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类学家。他的影响力、判断力，他的前瞻性、敏感性，他的学术态度、学术高度，都表明他是一位世界级、大师级的学者。

对中国的旅游人类学研究，他不仅在调查研究上身体力行，还参与了许多其他的社会活动，包括参与地方政府的一些重大旅游活动或项目，在中国组织高端的旅游人类学专题研讨会，鼓励和介绍国外的学者、博士研究生到中国进行调查研究，担任中国一些学术机构的顾问，组织一系列的丛书编撰，向国际组织、西方大学的专业机构等介绍中国的旅游发展情况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对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学科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致力于培养中国的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专家。现在我国活跃的旅游人类学者大多是他的学生，或与他的帮助、提携分不开，这些人中包括：杨慧、张晓萍、王嵛、洪影、张进福、赵红梅、葛荣玲、金露、李春霞、周雪帆、索南措、李菲、郑向春以及笔者。此外，他与同行学者（内地、港澳台以及国外的中国学者、汉学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包括王宁、吴必虎、陈志明、张展鸿、韩敏、宗晓莲、李一平、肖洪根、孙九霞等。同时，与我国民族院校从事民族旅游研究的学者也进行越来越密切的交流与沟通，包括邸平伟、龚锐、黄萍等。

对于中国的旅游人类学的发展，格拉本教授认为，旅游现象已经在中国存在了几个世纪，但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人类学研究在近二十年才刚刚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旅游研究的主要学术兴趣：（a）作为发展的旅游——引进现代设施和经济利益以进行城市扩张；（b）旅游本身——考察新兴的迅速发展的大众旅游及其涉及的人群。事实上，对于中国的旅游热潮，中国的人类学家并没有走在旅游研究的最前面，但是当旅游“侵入”他们的田野地区时，他们开始关心旅游研究。同时，对旅游的人类学研究经常和少数民族密切联系在一起，关注与其他形式的休闲旅游相对的少数民族旅游。中国的人类学家怀旧地关心旅游对异民族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同一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大量的外国人类学家涌入中国，在边缘地区从事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他们把旅游看做现代化的一种后果和形式。一些中国人类学家受到了这些早期研究者和他们作品的影响。他也提醒我们，中国的旅游人类学发展也与中国的旅游发展一样，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我们通过细致的调查和严谨的分析加以认真解决。

概而言之，中国当代的大众旅游是改革开放的一个产物，同时也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其特点、特色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中“乡土社会”和“多元民族”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两大因素。为此，格拉本教授在长达十余年时间里，从旅游人类学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角度对中国的观察、调查和分析，对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以及对民族地区旅游的现状和发展建设性意见，都将成为中国旅游人类学，乃至中国旅游一份值得珍惜的财富。

【 注】参考文献略。

【文献引用格式】彭兆荣，2016，《一位人类学家的中国情结——尼尔生H.格拉本教授与中国的旅游人类学》，《百色学院学报》第4期。

人类学乾坤

黄帝纪元丨四七二二年二月三日

主编：徐杰舜、彭兆荣、徐新建

编辑：葛荣玲、小鵬友

制版：公子誉

终审：彭兆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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