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过的团少说也有几百个,什么国家的客人我都接触过。
但汉斯这个团,是我职业生涯里最特别的一个。
接到任务那天是六月底,上海已经很热了。
经理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份行程单。
他说:“老赵,这个德国团你亲自带。”
“八个客人,都是第一次来中国。”
“领队叫汉斯,是个退休工程师,六十五岁。”
我接过行程单翻了翻,七天六晚的标准线路。
上海落地,高铁去杭州,再飞西安,最后从北京出境。
没什么特别的,这种线路我带过不下五十次。
但经理的表情告诉我,事情没那么简单。
他压低声音说:“这个汉斯之前跟我通了好几次电话。”
“他问了很多奇怪的问题。”
“比如中国有没有二十四小时供电。”
“酒店有没有热水。”
“城市里能不能买到面包和牛奶。”
我当时就愣住了。
这些问题放在三十年前问还差不多。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居然还有人担心这个。
经理叹了口气说:“他们那代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八十年代。”
“你多担待,别跟他们计较。”
我点点头,心里却在想,这帮德国人到底带着什么样的预期来的。
真正见到汉斯那天,我才明白问题的严重性。
七月二号,上海浦东机场T1航站楼。
我举着接机牌站在到达口,看着八个德国人推着行李车走出来。
领头的是个高大的老人,满头银发,腰板挺得笔直。
他穿着灰色格子衬衫,卡其色长裤,脚上一双登山鞋。
这就是汉斯,看起来精神矍铄,不像六十五岁的人。
他身后跟着三男四女,年龄从三十岁到七十岁不等。
让我吃惊的是,每个人的行李箱上都绑着一个巨大的登山包。
那种专业的户外装备包,容量至少有七八十升。
看起来不像是来旅游的,更像是要去荒野求生。
我迎上去跟他们打招呼,用英语自我介绍。
汉斯跟我握手,力气很大,手掌粗糙。
他用带着浓重德语口音的英语说:“你好赵先生,很高兴见到你。”
我笑着回应,然后准备带他们去停车场。
但汉斯没有动,他站在原地四处张望。
我问他在找什么,他说:“附近有超市吗?”
“我们需要补充一些物资。”
我一愣:“什么物资?”
汉斯身后的一个中年女人开口了,她叫安娜,是汉斯的女儿。
她说:“我们带了压缩饼干和罐头,但数量不够。”
“听说中国很多地方买不到进口食品。”
“我们想再买一些备着。”
我差点没忍住笑出来。
但职业素养让我保持了严肃,我耐心解释:“安娜女士,您放心。”
“上海什么都有,大型超市里商品种类非常齐全。”
“就算到了杭州和西安,也完全不用担心买东西的问题。”
“你们带的这些食物,可能全程都用不上。”
安娜将信将疑地看着我,又看了看她父亲。
汉斯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先带我们去酒店吧。”
“我们自己会判断。”
我知道光靠说是没用的,干脆不再解释。
有些事情,亲眼所见比什么都管用。
从机场到酒店的路上,我特意让司机绕了一段路。
经过陆家嘴的时候,我指着窗外说:“这里是上海的金融中心。”
车里突然安静了。
八个德国人齐刷刷地看向窗外,没有人说话。
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在阳光下闪着光,玻璃幕墙反射着蓝天白云。
东方明珠塔矗立在黄浦江畔,周围是一栋栋造型各异的现代建筑。
环球金融中心和金茂大厦并肩而立,气势恢宏。
汉斯摘下眼镜擦了擦,又重新戴上。
他盯着窗外看了很久,才缓缓吐出一句话:“这跟我在电视上看到的不一样。”
我问他:“您之前在电视上看到的什么样?”
他没有回答,只是继续看着窗外。
倒是坐在后排的一个年轻男人开口了,他叫马克,是汉斯的侄子。
他说:“我们看的都是九十年代的纪录片。”
“画面里都是自行车和破旧的楼房。”
“没想到现在的上海是这样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
九十年代,那都是快三十年前的事了。
这帮德国人是带着什么样的预期来的,我大概能猜到了。
他们想象中的中国,还是那个贫穷落后的国家。
到了酒店,办理入住的时候又出了状况。
前台小姑娘用流利的英语跟他们交流,告诉他们房间号和早餐时间。
汉斯明显愣了一下,他转过头小声对安娜说:“她会说英语?”
安娜耸耸肩:“好像说得还不错,而且发音很标准。”
汉斯没有说话,但他的表情告诉我他很意外。
办理完手续,我送他们去房间。
电梯里装满了他们的行李,八个登山包把空间塞得严严实实。
汉斯站在角落里,一直盯着电梯里的楼层显示屏看。
到了二十三层,电梯门打开,他走出去的时候脚步有些迟疑。
我帮他找到房间,刷卡开门。
房间很大,落地窗正对着黄浦江,景色很好。
汉斯走进去,放下行李,走到窗前站了很久。
我站在门口等他,不知道该不该打扰他。
过了大概两三分钟,他才转过身来。
他看着我说:“赵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请讲。”
“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发达?”
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想了想,我说:“汉斯先生,不如您自己去看。”
“接下来的几天,您会找到答案的。”
他点点头,没有再追问。
当天晚上,我没有安排任何活动,让他们好好休息倒时差。
第二天一早,我们在酒店大堂集合,准备坐高铁去杭州。
汉斯他们每个人都背着自己的登山包,看起来很吃力。
我建议他们把大件行李托运,只带随身物品上车。
汉斯犹豫了一下,同意了。
去虹桥火车站的路上一路顺畅,出租车司机开得很稳。
到了车站,我带着他们进站安检。
汉斯站在候车大厅中央,仰头看着穹顶上的钢结构,久久没有动。
安娜走过来拉了拉他的袖子:“爸,你在看什么?”
汉斯指了指头顶:“这个车站,比法兰克福机场还大。”
安娜抬头看了一眼,没说话。
检票进站的时候,他们又愣住了。
复兴号列车静静地停在轨道上,流线型的车头在灯光下泛着冷光。
汉斯走到车厢门口,伸手摸了摸车身,像是在确认这是真的。
上了车,找到座位坐下,汉斯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
我以为他要睡觉,就没打扰他。
车开了之后,速度很快攀升到三百公里每小时。
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田野、村庄、城市,一幕幕掠过。
汉斯睁开眼睛,看着窗外发呆。
他突然问我:“这趟车最快能跑多少?”
“时速三百五十公里。”
他嗯了一声,又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问:“从上海到杭州,以前坐火车要多久?”
“普通列车大概两个多小时,现在高铁只要四十五分钟。”
他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
我注意到他的手一直在摸座椅扶手上的触控面板,像是在研究什么。
旁边的安娜也在四处打量,她发现每个座位下面都有充电插座。
她拿出手机插上充电,然后惊讶地说:“速度这么快,手机信号居然还这么好。”
马克在旁边接话:“是啊,我在德国坐ICE的时候,隧道里经常没信号。”
汉斯没有说话,但他的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
到了杭州东站,出站的时候,汉斯突然停住了脚步。
他指着车站出口处的一排共享单车,问我:“那些是什么?”
“共享单车,扫码就能骑,很方便。”
他走过去,蹲下来仔细看车身上的二维码。
安娜在旁边给他解释,说她在网上看过相关的报道。
汉斯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说了句:“有意思。”
接下来在杭州的两天,我带他们逛了西湖、灵隐寺和河坊街。
西湖很美,但汉斯的注意力似乎不在风景上。
他一直在观察周围的人和事物。
他看到老人在公园里打太极拳,动作缓慢而舒展。
他看到年轻人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大街小巷,外卖箱在后座上摇晃。
他看到路边的小店可以用手机支付,顾客扫一下就走了。
他看到外卖小哥骑着车飞快地送餐,手机上不断弹出新的订单。
每一件事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
在断桥边,汉斯看到一个老太太在用手机拍荷花。
他走过去,好奇地看着老太太的操作。
老太太拍完照,又在手机上划了几下,然后把手机递给同伴看。
汉斯问我:“她在做什么?”
“她在用美颜相机拍照,然后发到朋友圈。”
“朋友圈是什么?”
“就是一个社交平台,可以分享照片和生活。”
汉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在灵隐寺,他看到很多年轻人在烧香祈福。
他们双手合十,虔诚地跪拜。
汉斯站在一旁看了很久,然后问我:“这些年轻人信佛吗?”
“不一定,有些人只是求个心安。”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在德国,年轻人很少去教堂了。”
我没有接话,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种现象。
第三天晚上,我们在河坊街的一家餐馆吃饭。
我点了一桌子杭帮菜,西湖醋鱼、龙井虾仁、东坡肉、叫花鸡。
汉斯看着满桌子的菜,表情有些复杂。
他拿起筷子试了试,不太会用,最后还是换成了叉子。
吃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放下餐具,靠在椅背上。
安娜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就是有点感慨。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看着我。
“赵先生,我们来之前做了很多功课。”
“我们看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和纪录片。”
“那些资料告诉我们,中国还很落后。”
“所以我们带了压缩饼干和罐头,带了睡袋和急救包。”
“甚至还有人带了便携式净水器。”
他说到这里,苦笑了一下。
“现在看来,我们就像一群傻瓜。”
我没有接话,只是给他续了一杯茶。
安娜在旁边叹了口气:“爸,这不怪你。”
“我们都被误导了。”
汉斯摇摇头:“不,是我们太傲慢了。”
“我们用几十年前的眼光来看今天的中国。”
“这本身就是一种偏见。”
马克在旁边插话:“我在网上查过,中国的高铁里程全世界最长。”
“移动支付覆盖率也是全球领先。”
“但这些数据我们之前根本没在意。”
汉斯看着马克,说:“因为我们不愿意相信。”
“我们宁愿相信那些负面的报道。”
“因为那符合我们对中国的想象。”
饭桌上的气氛突然变得沉重起来。
为了缓和气氛,我转移话题,给他们介绍东坡肉的来历。
汉斯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
那天晚上回到酒店,汉斯把我叫到他房间。
他从行李箱里拿出一个小本子,翻开给我看。
里面密密麻麻记了很多东西,有地名、有数字、有路线图。
他说这是他出发前做的攻略,参考了很多资料。
我翻了翻,发现上面写的东西大多已经过时了。
比如他记了一些旅馆的电话,说是在网上查到的廉价住宿。
我扫了一眼地址,那些地方早就拆迁重建了。
还有一些餐厅的名字,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已经关门好几年了。
合上本子,汉斯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绪。
他说:“赵先生,后面的行程,你来安排吧。”
“我不看攻略了。”
我点点头,答应了他。
第四天早上,我们从杭州飞往西安。
登机前,汉斯把登山包里的压缩饼干和罐头全部拿了出来。
他把那些东西交给了酒店的前台,让他们帮忙处理掉。
安娜在旁边笑他:“爸,你不是说要留着备用吗?”
汉斯摆摆手:“用不上了。”
“这里什么都不缺。”
飞机降落在咸阳机场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西安的气温比杭州低一些,空气干燥。
汉斯走出航站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说:“这里的空气不一样。”
“有历史的味道。”
我笑了笑,心想这个德国老头儿还挺浪漫的。
下午的安排是参观兵马俑。
进了博物馆,汉斯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他站在一号坑的边缘,看着那一排排陶俑,眼睛都直了。
他问我能不能靠近一点看,我说可以,但不能触碰。
他沿着护栏慢慢走,每一步都很小心。
走到坑道尽头的时候,他停下来,用手擦了擦眼角。
安娜悄悄跟我说,她父亲年轻的时候学过考古。
后来因为家里的原因放弃了,成了一名工程师。
但他心里一直有一个考古梦。
这次来中国,他最期待的就是看兵马俑。
看完兵马俑出来,天色已经暗了。
回市区的路上,汉斯一直很沉默。
我以为他是累了,就没有跟他说话。
到了酒店,他约我去餐厅喝一杯。
我们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他点了一瓶啤酒。
喝了两口之后,他突然说:“赵先生,你知道吗?”
“我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欧洲才是世界的中心。”
“那时候我们觉得亚洲很遥远,很神秘。”
“但也很落后。”
他晃了晃酒杯,继续说。
“后来我退休了,有了时间到处走走。”
“我去过美国,去过日本,去过澳大利亚。”
“但我从来没想过要来中国。”
“因为我觉得没必要。”
他停顿了一下,喝了一口酒。
“现在我来了,我才发现自己错过了什么。”
我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抬起头,眼睛里有些湿润。
“这里的一切都超出了我的想象。”
“城市、交通、科技、文化。”
“我以为我了解这个世界,但其实我什么都不懂。”
我给他倒了一杯酒,说:“汉斯先生,您能亲自来看看,已经很好了。”
“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勇气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他苦笑了一下:“你说得对。”
“但我们不应该等到老了才走出来。”
那天晚上我们聊到很晚,直到餐厅打烊才各自回房。
第五天,我安排了西安城墙骑行。
汉斯一开始还有些犹豫,说自己年纪大了,骑不动。
我说没关系,可以慢慢骑,累了就停下来休息。
他最终还是答应了。
租好自行车,我们沿着城墙一路向北。
七月的西安很热,太阳晒得皮肤发烫。
汉斯骑在前面,速度不快不慢。
骑到南门的时候,他停下来喝水。
他指着城墙外面的高楼大厦说:“这座城市真神奇。”
“一边是几千年的历史,一边是最现代的都市。”
“它们就这样共存着。”
我说这就是中国的魅力,古老与现代交织在一起。
他点点头,重新跨上自行车继续往前骑。
骑完城墙,我们去了回民街。
街上人很多,各种小吃摊冒着热气。
汉斯对一切都很好奇,他尝了羊肉泡馍、凉皮、肉夹馍。
每一种他都认真品尝,然后给出评价。
他说羊肉泡馍的味道很特别,跟他吃过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
我说这是西北的特色,其他地方做不出这个味道。
他竖起大拇指:“好吃。”
在回民街深处,汉斯看到一个卖糖人的摊位。
老人正在用糖浆画一只凤凰,手法娴熟。
汉斯站在那里看了足足十分钟,直到老人画完。
他买了那只糖凤凰,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
安娜问他买这个干什么,又不能带回国。
汉斯说:“这是艺术品,我要拍下来给老伴看。”
第六天,我们坐高铁前往北京。
四个半小时的车程,汉斯一直在看书。
他带的是一本关于中国历史的书,英文版的。
看到一半的时候,他合上书,问我:“赵先生,你觉得中国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展起来?”
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一个导游很难回答。
我想了想,说:“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很勤劳吧。”
“我们相信努力就会有回报。”
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没有再追问。
到了北京南站,出站的时候正好赶上晚高峰。
车站里的人流像潮水一样涌动,汉斯站在人群中,显得有些渺小。
他环顾四周,看着那些行色匆匆的人们。
他说:“这些人看起来都很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
“这种感觉真好。”
我带着他们去酒店放好行李,然后去吃烤鸭。
汉斯对烤鸭的制作过程很感兴趣,专门跑到厨房门口去看。
厨师正在片鸭子,刀工利落,一片片鸭肉薄厚均匀。
汉斯看得入了迷,直到安娜叫他回去才反应过来。
吃饭的时候,他用面皮包了一块鸭肉,蘸了点甜面酱。
放进嘴里嚼了嚼,他闭上眼睛,露出满足的表情。
他说这是他吃过最好吃的鸭子。
第七天,也是行程的最后一天。
上午安排了故宫,下午自由活动,晚上去机场。
故宫的人很多,到处都是游客。
汉斯走在人群里,时不时停下来拍照。
他拍了很多照片,宫殿、石雕、屋檐上的神兽。
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走到御花园的时候,他找了一个阴凉的地方坐下来。
他看着周围的古树和假山,发了一会儿呆。
安娜走过来坐在他旁边,问他是不是累了。
他说不是累,是想记住这一切。
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汉斯没有去购物,也没有去休息。
他让我带他去坐地铁。
我有些意外,但还是答应了。
我们坐上了北京地铁十号线,正好赶上下午三点多。
车厢里人不多,但也不算空。
汉斯找了个位置坐下,观察着车厢里的每一个人。
他看到有人用手机刷视频,有人在看书,有人在打电话。
他看到车厢里的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着下一站的信息。
他看到站台上的屏蔽门自动开关,一切井然有序。
坐了五站之后,他站起来说可以了。
出站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地铁站的入口。
他说:“这个地铁系统很先进。”
“比柏林的地铁还要新。”
我没有反驳他,因为他说的是事实。
傍晚,我们收拾好行李准备去机场。
汉斯的登山包里已经空了,那些当初带来的装备大部分都没用上。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纪念品,茶叶、丝绸、陶瓷。
还有一本关于中国历史的书,他在西安的书店里买的。
去机场的路上,车里很安静。
没有人说话,每个人都在看着窗外。
北京的夜景很美,霓虹灯照亮了整座城市。
汉斯靠在车窗上,目光有些涣散。
到了机场,办完值机手续,还有两个小时才登机。
我陪他们在候机厅里坐着。
汉斯突然站起来,朝我伸出手。
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粗糙,布满了老茧。
他说:“赵先生,谢谢你。”
“这七天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旅行。”
我笑着说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
他摇了摇头:“不只是工作。”
“你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
“而不是别人告诉我们的那个。”
他松开我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
信封鼓鼓囊囊的,里面装着什么东西。
他递给我,说:“这是小费。”
“请务必收下。”
我推辞了一下,但他坚持要给。
最后我还是收了,因为他看起来很认真。
登机广播响了,他们该走了。
汉斯拿起背包,朝登机口走去。
走了几步,他又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
他说:“我会再来的。”
“下次带上我的妻子。”
“让她也看看这个地方。”
说完,他转身走进了登机通道。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通道尽头,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做导游这么多年,我见过很多游客。
有些人来了就走了,什么也没留下。
有些人会留下一句谢谢,然后就消失了。
但汉斯不一样。
他走的时候,带走的不只是纪念品。
还有一种被颠覆的世界观。
我不知道他回国之后会怎么跟朋友描述这次旅行。
但我知道,他一定会说的。
因为他亲眼看到了。
飞机起飞之后,我打开那个信封。
里面是五百欧元,还有一些零钱。
信封里还有一张纸条,是汉斯写的。
字迹很潦草,像是匆忙间写的。
上面写着:“赵先生,请代我向中国说一声抱歉。”
“我们来得太晚了。”
我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里。
走出机场的时候,外面下起了小雨。
我站在出租车站台下面,等着车。
雨滴打在棚顶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我掏出手机,看到汉斯发了一条朋友圈。
他拍了九张照片,都是这七天拍的。
配的文字是:“China is not what we thought.”
下面已经有十几个点赞和评论了。
我笑了笑,把手机收起来。
出租车来了,我拉开车门坐进去。
司机问我去哪儿,我说去市区。
车子驶入高速,雨越下越大。
窗外的路灯在雨中变得模糊不清。
我突然想起汉斯说的那句话。
“我们来得太晚了。”
其实不晚。
只要你愿意睁开眼睛看,什么时候都不晚。
一周后,我收到了汉斯从德国寄来的明信片。
正面是科隆大教堂的照片,背面是他的字迹。
他说他已经开始计划下一次中国之旅了。
这次要去成都和重庆,去看看大熊猫和火锅。
他还说他把那本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看完了。
现在正在看第二本。
明信片的最后一行写着:“赵先生,我开始学中文了。”
“虽然很难,但我会坚持下去的。”
我把明信片贴在了办公室的墙上。
每次看到它,我都会想起那个背着登山包的德国老头儿。
想起他在高铁上摸着座椅的样子。
想起他在兵马俑前红了的眼眶。
想起他在回民街竖起的大拇指。
有些人走了一辈子,还在原地打转。
有些人只走了七天,却走出了半辈子的距离。
汉斯属于后者。
而我很庆幸,我是那个带他走路的人。
三个月后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带一个新团游览外滩。
手机突然震动了,是一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对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汉斯。
他说他又来中国了,这次带了十二个人。
都是他的老朋友和老同事。
他说他们也想亲眼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问他现在在哪儿,他说就在上海。
刚到酒店,还没来得及放下行李。
我告诉他我现在在工作,晚上可以去找他。
他说好,还是上次那家酒店。
挂了电话,我看着黄浦江对面的陆家嘴。
夕阳照在那些摩天大楼上,金灿灿的一片。
我想起汉斯第一次看到这片景色时的表情。
那个目瞪口呆的表情。
这一次,不知道他的朋友们会是什么反应。
不过我大概能猜到。
肯定会是同样的表情。
因为这就是中国。
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