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沈砚，今年三十二岁，在一家建筑集团做项目主管。

去年夏天，我姑妈沈秀兰打来电话，说她和表姐方媛想去俄罗斯旅游，问我有没有兴趣一起。我当时正在工地上盯进度，满脑子都是混凝土标号和钢筋间距，随口答应了下来。

说实话，我对这次旅行没抱太大期待。

姑妈是个典型的中国中年妇女，一辈子省吃俭用，把表姐拉扯大。表姐方媛比我大三岁，离婚后一直单身，在县城开了家小服装店，日子过得不好不坏。

我原以为这就是一次普通的家庭出游，看看红场，逛逛教堂，买点套娃就回来了。

可我没想到，这趟旅程会彻底改变我的认知。

出发那天，我们在首都机场集合。

姑妈背了个旧帆布包，拉杆箱上绑着一条红色丝巾，说是怕拿错行李。表姐倒是打扮得精致，白色连衣裙配米色风衣，还特意做了头发。

“小砚，你带充电宝了吗？”姑妈一见面就问，“我看攻略上说国外不好借。”

“带了带了。”我拍拍背包，“您放心，我都准备好了。”

登机前，姑妈非要拉着我们在免税店转一圈。她拿起一瓶面霜看了看价格，又默默放回去，嘴里念叨着：“回来再买，回来再买。”

我心里有点酸。

姑妈这辈子没出过国，第一次出境游，连瓶面霜都舍不得买。我偷偷把那瓶面霜塞进了购物篮，准备下飞机时给她个惊喜。

飞机起飞后，姑妈靠在窗边，看着外面的云层发呆。

“妈，您别紧张。”表姐递了瓶水过去，“到了那边有我呢，再说了还有小砚在。”

“我不紧张。”姑妈笑了笑，“我就是觉得，这辈子能坐飞机出国，值了。”

经过八个多小时的飞行，我们降落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

取行李的时候出了点状况。姑妈的行李箱被刮了一道口子，她心疼得直叹气。我去找机场工作人员交涉，对方态度冷淡，叽里咕噜说了一堆俄语，最后指了指旁边的投诉窗口。

投诉窗口排着长队，前面几个中国游客也在等着处理问题。等了快四十分钟，终于轮到我们，对方却表示只能赔偿五百卢布，折合人民币不到四十块。

“算了算了。”姑妈摆摆手，“也不是什么大事，走吧。”

我知道她是怕麻烦，但心里那股火已经蹿上来了。

出了机场，一股冷空气扑面而来。七月的莫斯科比北京凉快不少，气温只有二十度出头。我们叫了辆出租车去酒店，司机是个络腮胡大汉，一路上放着震耳欲聋的音乐，车速飞快。

表姐坐在副驾驶，吓得紧紧抓着安全带。姑妈在后座小声念阿弥陀佛，我则死死盯着导航，生怕他绕路。

到了酒店，前台办理入住的时候又出了问题。

我们订的是两间标准房，可对方说系统里只显示一间。我把预订记录翻出来给他们看，对方耸耸肩，表示无能为力。折腾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还是加钱升级了套房才算解决。

进房间放下行李，姑妈瘫在床上，长出一口气：“这国外的钱，真不好省啊。”

我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心里也开始犯嘀咕。

第二天一早，我们去了红场。

站在那片著名的广场上，说实话，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围墙确实壮观，圣瓦西里大教堂的洋葱顶也很漂亮，但整个广场的面积比我想象中小得多。

“这还没咱们天安门广场大呢。”姑妈说出了我的心声。

旁边有几个中国旅行团，导游举着小旗子，用扩音器喊着注意事项。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拍照，有的还带着自拍杆，场面颇为热闹。

逛了一圈下来，我发现这里的商业气息很浓。到处是卖纪念品的小摊，套娃、军帽、冰箱贴，价格还不便宜。一个普通套娃要两千卢布，折合人民币一百六十多块。

“这也太贵了吧。”表姐拿起一个做工粗糙的套娃，撇撇嘴，“网上才卖三十块。”

“人家这是原产地嘛。”姑妈笑着打圆场，但还是拉着我们走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又遇到了麻烦。

找了家看起来不错的餐厅，菜单全是俄文，连英文注释都没有。服务员不会英语，我们比划了半天，最后指着邻桌的菜点了同样的。

结果端上来一看，是一盘腌鱼配黑面包，还有一碗颜色诡异的汤。

姑妈尝了一口腌鱼，眉头皱成一团：“这味儿也太冲了。”

表姐喝了一口汤，差点吐出来：“这是啥啊？跟刷锅水似的。”

我硬着头皮吃了两口，实在咽不下去。最后我们仨走出餐厅，在街边买了几个热狗对付了一顿。

“这要是搁咱中国，随便找个路边摊都比这强。”表姐愤愤不平地说。

我没接话，但心里认同得很。

第三天，我们去了莫斯科地铁。

早就听说莫斯科地铁是地下宫殿，果然名不虚传。每个站台都有不同的装饰风格，大理石柱子、马赛克壁画、水晶吊灯，富丽堂皇得像博物馆。

可问题是，这里太大了。

换乘通道长得看不到尽头，指示牌又不清楚。我们在地下转了快一个小时，愣是没找到正确的出口。问了好几个人，要么听不懂英语，要么指的方向完全相反。

最后还是靠手机导航才走出去。

“这要是赶时间上班，不得急死啊。”姑妈感叹道。

我忽然想起北京的地铁，虽然人也多，但标识清晰，换乘方便，手机信号全覆盖。相比之下，莫斯科地铁虽然漂亮，实用性却差了不少。

第四天，我们坐火车去了圣彼得堡。

火车上的经历更是让人哭笑不得。

车厢里没有空调，窗户关不上，外面呼呼往里灌风。厕所门坏了，洗手池漏水，插座松动得插不住充电器。列车员倒是个热心大妈，给我们倒了三杯茶，但那茶的味道，怎么说呢，像泡了抹布。

“这车票可不便宜啊。”表姐抱怨道，“一人三千多卢布，就这条件？”

“人家这叫复古体验。”我开玩笑说。

姑妈倒是看得开：“出来玩嘛，什么都要体验一下。”

到了圣彼得堡，天气更冷了，下着小雨。

我们去了冬宫博物馆，排了将近两个小时的队。进去之后发现，里面人山人海，几乎每个展厅都挤满了游客。想看《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得先穿过三层人墙。

“这还不如故宫呢。”表姐说，“至少故宫地方大，不显得挤。”

我点头同意。冬宫的藏品确实丰富，但参观体验真的不太好。灯光昏暗，解说牌只有俄文，连个语音导览都得额外花钱租。

第五天，发生了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

我们在涅瓦大街闲逛，姑妈想上厕所，找了半天没找到公共卫生间。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还要收费，五十卢布一个人。

“上个厕所还得花四块钱？”姑妈犹豫了一下，“算了，我忍忍吧。”

“别啊，您该去就去。”我掏出两百卢布递给门口的大妈。

姑妈进去之后，我和表姐在外面等着。这时候走过来一个流浪汉，浑身脏兮兮的，伸手问我们要钱。表姐吓了一跳，往后退了两步。

我刚想掏零钱，那流浪汉突然抓住我的胳膊，嘴里叽里咕噜说着什么。我用力挣脱，拉着表姐跑开了。

“吓死我了。”表姐拍着胸口，“这治安也太差了吧。”

等姑妈出来，我跟她说了这事，她叹了口气：“还是咱们国家好，晚上出去遛弯都不怕。”

这句话，成了我们后来聊天的高频词。

第六天，我们去了一家据说很有名的中餐馆。

老板是个东北人，在圣彼得堡开了十几年饭店。他看到我们特别热情，亲自下厨做了几道家常菜。酸辣土豆丝、西红柿炒蛋、回锅肉，味道正宗得让我们差点哭出来。

“在国外待久了，最想的就是这一口。”老板感慨道，“你们不知道，这边的人吃东西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喜欢甜的、酸的、咸的，就是不喜欢辣的。我这辣椒还是专门托人从国内带的。”

“生意怎么样？”我问。

“还行吧，主要做中国游客的生意。”老板擦了擦手，“本地人也来，但不多。他们吃不惯咱们的菜，嫌油大，嫌调料重。”

聊着聊着，老板问我们感觉俄罗斯怎么样。

“风景不错，但生活方面……”表姐斟酌着措辞，“好像不太方便。”

“何止是不方便。”老板笑了，“你们来的时间短，体会不深。我在这边住了十几年，感触太多了。就说网购吧，咱们国内快递多快啊，今天下单明天到。这边呢？等一个星期是常事，有时候半个月都收不到。”

“还有外卖。”他继续说，“国内打开手机，想吃啥有啥。这边也有外卖软件，但选择少，配送慢，还贵。一份炒饭送到家，加上配送费，差不多要一千卢布，八十多块钱。”

“这么贵？”姑妈瞪大眼睛。

“可不是嘛。”老板摇摇头，“所以这边的中国人，大部分都自己做饭。不是不想点外卖，是真的点不起。”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各自想着心事。

第七天，我们去了彼得大帝夏宫。

夏宫的花园确实漂亮，喷泉、雕塑、修剪整齐的树木，处处透着皇家气派。可走了一圈下来，我发现一个问题——这里几乎没有遮阳的地方。

七月的太阳晒在身上，火辣辣的疼。花园里也没有自动贩卖机，想买瓶水得走到远处的商店。

“这要在咱们中国的公园，到处都是树荫，还有卖饮料的亭子。”表姐一边扇风一边说。

“人家讲究的是原汁原味。”我说。

“原汁原味是好，但也得考虑游客的感受啊。”表姐反驳道。

我没再说什么，但心里的天平已经开始倾斜了。

第八天，我们去了一个当地的超市。

这是我此行收获最大的地方。

超市不大，东西种类也不算多。蔬菜区就那么几种：土豆、胡萝卜、洋葱、卷心菜、甜菜根。绿叶菜很少，偶尔能看到一点菠菜，价格贵得离谱。

“就这么一把菠菜，要三百卢布？”姑妈拿起一小捆菠菜，难以置信地看着标签，“折合人民币二十多块？咱们家那边才两三块钱一斤。”

肉类区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猪肉牛肉价格不菲，鸡肉稍微便宜些，但品质一般。海鲜倒是不少，但大多是冷冻的，新鲜的很少。

“难怪昨天吃的那个沙拉那么难吃。”表姐恍然大悟，“他们根本没什么好食材。”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超市里的顾客大多穿着朴素，购物车里装的都是最便宜的食品。有个老太太站在货架前，拿着两袋面粉反复比较，最后选了便宜的那袋。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国内超市的景象。

琳琅满目的商品，新鲜丰富的蔬果，各种各样的零食饮料。每到周末，超市里人头攒动，大家推着满满的购物车，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

这种习以为常的生活，原来并不是全世界都能享受到的。

第九天，我们去了一个当地的朋友家做客。

朋友叫王建国，是我大学同学的爸爸，在俄罗斯做生意十几年了。他家住在圣彼得堡郊区的一栋老房子里，房子不小，但设施陈旧。

“坐坐坐，别客气。”王叔招呼我们坐下，他妻子端来茶水和点心。

聊起在俄罗斯的生活，王叔感慨万千：“刚来那几年是真苦啊。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办事效率低得要命。办个居留证跑了七八趟，每次去都要排半天队。”

“现在好多了吧？”我问。

“比以前强点，但跟国内没法比。”王叔喝了口茶，“就说看病吧，这边的公立医院免费，但排队能排死人。有一次我发烧，去医院挂急诊，等了四个小时才看上医生。后来我就学乖了，有小病自己去药店买药，实在不行就飞回国内看。”

“这边的私立医院呢？”表姐问。

“贵。”王叔干脆利落地说，“做个常规检查，几千块人民币就没了。而且水平也就那样，不如国内三甲医院的专家。”

“那您想过回国吗？”姑妈问。

“想过，经常想。”王叔苦笑，“但生意在这边，一时半会走不了。等再过几年吧，干不动了就回去。国内的医疗条件、生活环境，都比这边好太多。”

我们聊了很久，从教育到交通，从饮食到娱乐，方方面面都谈到了。

每聊到一个话题，王叔都会拿俄罗斯和中国对比，结论几乎都一样——中国更好。

这不是盲目的爱国，而是切切实实的感受。

第十天，我们去了一个大型商场。

商场外观挺气派的，但走进去之后，落差感马上就出来了。装修风格停留在九十年代，灯光昏暗，地面脏兮兮的。品牌也很少，除了几个国际大牌，大多是没听说过的本土牌子。

“这还不如咱们县城的商场呢。”表姐小声说。

我环顾四周，不得不承认她说得有道理。

在国内，随便一个二三线城市的商场，都比这里明亮、干净、时尚。更别提那些一线城市的大型购物中心了，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

“你们要不要买点东西？”姑妈问，“难得出来一趟，带点纪念品回去。”

我们逛了一圈，实在没什么想买的。衣服款式老旧，电子产品比国内贵，化妆品的选择也少。最后只买了几盒巧克力和几瓶伏特加，算是交差了。

第十一天，我们去了一个俄罗斯朋友家做客。

这个朋友叫安娜，是表姐在网上认识的，在当地一所大学教中文。她的丈夫安德烈是个工程师，两人有一个五岁的女儿。

安娜的家在市中心的一套公寓里，面积不大，大概七十平米左右。装修很简单，家具也是旧的，但收拾得很干净。

“欢迎欢迎。”安娜用流利的中文招呼我们，“快进来坐。”

安德烈也站起来跟我们握手，他的中文不太行，只会简单的几句问候。

茶几上摆着一些点心和水果，苹果切得歪歪扭扭的，葡萄也有些蔫了。看得出来，他们已经尽力准备了。

“你们的国家很大，很漂亮。”安娜用中文说，“我去过一次北京，很喜欢。”

“谢谢。”表姐笑着说，“有机会再去其他地方看看，中国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聊着聊着，话题转到了生活成本上。

安娜告诉我们，她和安德烈的月收入加起来大概十五万卢布，折合人民币一万二左右。这个收入在圣彼得堡算中等偏上，但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房租就要花掉五万卢布。”安娜掰着手指数，“孩子的幼儿园三万，伙食费四万，交通费一万，剩下的钱还要买衣服、日用品，基本上存不下什么。”

“那你们有存款吗？”姑妈问。

安娜摇摇头：“很少。我们结婚八年了，存款不到一百万卢布，大概八万人民币。想换个大点的房子，首付都不够。”

我听了心里一震。

在国内，我一个月工资一万五，虽然不算高，但好歹还能存下一些。身边的同事朋友，大多数都在供房供车，虽然压力大，但至少有个盼头。

而安娜夫妇，收入不算低，却连基本的储蓄都困难。

“你们这边的物价高吗？”我问。

“这几年涨得厉害。”安娜叹气，“尤其是食品和日用品，每年都在涨价。以前一个月伙食费三万卢布就够了，现在要四万多。”

安德烈在旁边用俄语说了几句，安娜翻译过来：“他说，以前觉得苏联时期的日子苦，没想到现在更苦。”

这句话让我沉默了。

第十二天，我们去了一个俄罗斯小镇。

小镇离圣彼得堡不远，开车两个小时就到了。这里保留了很多传统的木结构建筑，风景优美，像个童话世界。

镇上的居民很淳朴，看到我们都热情地打招呼。一个小男孩跑过来，手里拿着一束野花，送给表姐。表姐蹲下来摸摸他的头，笑得眼睛弯弯的。

“这才是真正的俄罗斯。”姑妈感叹道，“比大城市舒服多了。”

我们在镇上的一家民宿住了一晚。民宿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叫叶卡捷琳娜。她一个人住着一栋大房子，儿子在莫斯科工作，一年回来两次。

“你们是中国人？”叶卡捷琳娜用简单的英语问，得到肯定答复后，她竖起了大拇指，“中国，很好。”

“您去过中国吗？”我问。

“没有。”她摇摇头，“但我在电视上看过，你们的国家很发达，很现代化。”

她领我们参观了她的房子。房子很大，但设施很简陋。厨房里还是那种老式的煤气灶，热水器也是坏的，洗澡要用电热水壶烧水。

“为什么不换个新的？”我问。

叶卡捷琳娜摆摆手：“太贵了，换不起。我的退休金一个月才一万五千卢布，一千二百人民币，只够吃饭和交水电费的。”

我看着她布满皱纹的脸，心里五味杂陈。

同样是老人，中国的老年人至少还有养老金，虽然不多，但维持基本生活没问题。而这位俄罗斯老太太，连换个热水器的钱都没有。

“您儿子不帮衬您吗？”姑妈问。

“他自己在莫斯科也不容易。”叶卡捷琳娜说，“房价那么高，他还在租房住。我不想给他添负担。”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聊天。

星空很美，银河清晰可见。远处传来狗叫声，偶尔有风吹过，带来青草的气息。

“小砚。”姑妈突然叫我。

“嗯？”

“你说，咱们中国人是不是挺幸福的？”

我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是啊，挺幸福的。”

“我以前总觉得国外好。”姑妈继续说，“电视上看的，别人说的，都觉得外国什么都好。可这回出来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咱们国家这些年发展得太快了。”我说，“很多东西我们自己都没意识到有多好。”

“是啊。”姑妈叹了口气，“你看这边的普通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不像咱们那边，只要肯干活，总能挣到钱。想吃什么有什么，想买什么也能买到。”

“妈，您别感慨了。”表姐笑着说，“以后咱们每年都出来转转，就知道祖国有多好了。”

第十三天，我们回到了莫斯科。

最后两天，我们决定好好逛逛，把之前没去的地方补上。

去了阿尔巴特街，看了街头艺人的表演；去了莫斯科大学，拍了经典的建筑群；去了新圣女公墓，瞻仰了名人墓碑。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但每一个地方也都有它的不足。

在阿尔巴特街上，我看到一个中国女孩在用手机支付买纪念品。店主是个中年人，看着女孩扫码付款，眼神里满是羡慕。

“你们中国的手机支付真是太方便了。”他用生硬的中文说，“我们这边还在用现金和信用卡，落后了。”

“慢慢就会有的。”女孩笑着说。

“希望吧。”店主耸耸肩，“但我们这边的人，做事慢，什么都慢。”

我听了想笑，但又觉得心酸。

第十四天，我们准备回国了。

收拾行李的时候，姑妈拿出一个小本子，在上面写着什么。我凑过去一看，是她这几天的开销记录。

“花了多少钱？”我问。

“两个人一共花了两万多。”姑妈说，“机票和住宿是大头，其他的倒还好。”

“值不值？”

“值。”姑妈毫不犹豫地说，“不出来看看，永远不知道家里有多好。”

去机场的路上，我们路过一个在建的工地。

工地围挡破破烂烂的，里面的施工设备也很老旧。几个工人坐在路边抽烟，看起来懒洋洋的。

“这要是在咱们国内，工地围挡都得弄得漂漂亮亮的。”表姐说，“安全措施也要到位。”

“国情不同嘛。”我说。

“也是。”表姐点点头，“不过我还是觉得咱们好。”

登机前，我们在候机厅遇到了一对中国夫妻。

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大的七八岁，小的三四岁。夫妻俩一脸疲惫，孩子也在哭闹。

“你们也是来旅游的？”姑妈搭话。

“是啊。”妻子无奈地说，“早知道就不来了，累死了。”

“怎么了？”

“别提了。”丈夫接过话茬，“来了十天，丢了两次钱包，吃了一肚子气。景点倒是看了，但体验太差了。服务态度差，办事效率低，沟通还困难。”

“我们明天就走。”妻子说，“以后再也不想来了。”

姑妈安慰了几句，但我知道，她心里其实在庆幸。

庆幸我们的旅程还算顺利，庆幸我们马上就能回家了。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我看着窗外的莫斯科，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情绪。

这座城市很美丽，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文化。但它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它。

我的家在东方，在那个每天都在变化的国度。

那里有便捷的高铁，有高效的快递，有丰富的外卖。那里有深夜还在营业的便利店，有随时可以叫到的网约车，有覆盖全国的移动网络。

那里的普通人，只要努力，就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十五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

走出舱门的那一刻，熟悉的热浪扑面而来。

“哎呀，还是咱们的空气亲切。”姑妈深吸一口气，“虽然热了点，但踏实。”

“走吧，回家。”表姐挽住姑妈的胳膊。

我拖着行李箱走在后面，看着她们母女俩的背影，心里暖暖的。

出了机场，我们打车回家。司机是个北京大叔，一口京片子，听着格外顺耳。

“三位去哪儿啊？”

“先送她们去南站。”我说，“她们要坐高铁回老家。”

“好嘞。”大叔发动车子，“出差还是旅游啊？”

“旅游。”姑妈说，“刚从俄罗斯回来。”

“哟，那地儿不错啊。”大叔笑着说，“我前年也去过一次，红场、克里姆林宫，都挺好的。”

“风景是挺好。”姑妈说，“但要说生活便利，还是咱们这边强。”

“那是。”大叔赞同道，“咱们国家这些年发展得快，外国人来了都羡慕。我有个亲戚在法国定居，每年回来都不想走。说国内太方便了，出门啥都有。”

“是啊。”姑妈感慨道，“以前总觉得外国的月亮圆，现在才知道，自家的月亮才是最圆的。”

车子在高速上行驶，窗外的景色飞速掠过。

高楼大厦，立交桥，绿化带，广告牌。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

“师傅，能开快点吗？”表姐说，“我想早点到家。”

“得嘞。”大叔踩了踩油门，“归心似箭，理解理解。”

我看着窗外，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这趟俄罗斯之行，让我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

它让我明白，我们习以为常的很多东西，其实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

我们抱怨外卖送得慢，却不知道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外卖。我们嫌弃快递不够快，却不知道有些地方等一个包裹要半个月。我们吐槽交通拥堵，却不知道有些地方的公共交通有多落后。

我们的生活，真的已经很好了。

到了南站，我送姑妈和表姐进站。

“小砚，这次辛苦你了。”姑妈拉着我的手，“要不是你，我们娘俩还真不敢出这么远的门。”

“您别这么说。”我笑着说，“我也学到了很多。”

“那你学到啥了？”表姐问。

“学会了珍惜。”我说，“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

姑妈点点头，眼眶有点红：“回去好好工作，别总抱怨。咱们的日子，真的是越过越好了。”

“我知道。”

送走她们，我一个人站在车站广场上。

周围人来人往，拖着行李箱的旅客，叫卖的小贩，巡逻的保安。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地。

我掏出手机，给姑妈发了条消息：“到家了给我说一声。”

很快收到回复：“好的，你也早点回去休息。”

我收起手机，抬头看了看天空。

北京的夏天，天很蓝，云很白。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迈开步子，走向地铁站。

回家的路上，我想了很多。

想到了莫斯科地铁里迷路的经历，想到了圣彼得堡超市里精打细算的老太太，想到了安娜家里简陋的陈设，想到了叶卡捷琳娜破旧的热水器。

也想到了国内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想到了深夜还在营业的餐馆，想到了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想到了覆盖城乡的快递体系。

这些东西，我们早已习以为常。

但在很多地方，它们依然是奢侈品。

我不是在贬低别的国家，也不是在盲目自夸。

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中国人的生活，真的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或许还有很多问题，房价高，压力大，竞争激烈。但至少，我们有了追求美好生活的基础和条件。

只要肯努力，就有机会。

只要敢拼搏，就有希望。

这，就是我最大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