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大也；煌，盛也。”6月11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举行“名家新作”阅读分享会。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邱华栋携长篇新作《敦煌变》到场，与文学院教授杨庆祥、张晓琴及国学院教授展开对谈，围绕小说创作、敦煌历史与文学想象等话题进行交流。

创作背后：

十赴敦煌手串结构书写西域史

邱华栋出生于新疆昌吉。在经过数十年的阅读积累和实地造访后，他在五十岁前后决定以西域历史作为创作方向。据他介绍，从上大学时第一次去敦煌算起，三十多年里，他一共去过敦煌十次。每次去，他都会在莫高窟看几个洞窟，并在附近的鸣沙山、月牙泉和戈壁地区停留。

这些年，他阅读了数十种有关敦煌莫高窟的书籍。“我都是当闲书来读的，读得津津有味。这些学术著作时常能唤起我的小说创作欲。”邱华栋说，先后完成了《空城纪》《龟兹长歌》，以及这部《敦煌变》。

《敦煌变》没有采用宏大历史叙事的写法，而是聚焦十座具体洞窟中的人物。《汉书》云：“敦，大也；煌，盛也。”邱华栋将小说的结构比作“手串”：“第一颗珠子和第十颗珠子首尾呼应。”他表示，自己力图写出厚重历史中的“轻逸”之感——“用想象力让厚重的历史石窟腾跃起来、丰盈起来、生动起来。”

小说以洞窟实景和壁画故事为骨架，塑造了十位身份各异的人物：沙门、凶徒、画匠、女子、士兵、商人、粟特萨保、刺客等。僧俗、文武、胡汉各色人物在石窟内外交织命运，覆盖一千八百年间的丝路历史。邱华栋在小说后记中写道：“这部小说的真正主角，不是小说中哪一个人物，而是敦煌莫高窟本身。”

邱华栋还表示，他内心追求一种小说的美学感觉，叫做“轻逸”。敦煌这么重大的文化遗产，他想用想象力让它轻逸地飘起来，非常友好地请读者进入10个洞窟。他写这本书时，每一个洞窟的形制，不仅实地去看，还要看当代学者的文献，更要核对更早的典籍。有些壁画内容有争议，他就采取三种争议中的一种说法。这些功夫都体现在这部小说里了。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有一个贯穿首尾的人物“赵娉婷”——开篇第275窟中，她是令狐安出家前的未婚妻；末尾第17窟中，她变成了到敦煌研究院工作的同学。两个同名但相隔一千八百年的女性，以这种方式首尾相连。邱华栋在后记中这样解释自己的创作意图：“大多数游客在敦煌，很难建立对敦煌的更加深刻的联系，转一转、看一看也就走了。而一定有些人，和敦煌莫高窟的那一个个洞窟建立了生命中最为深刻的联系，那是情感的、血缘的、生命的、命运的深刻联系。”

学者解读：

历史研究归根结底是人的生命史

对谈环节，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晓琴梳理了邱华栋的创作脉络。她认为邱华栋的写作有两条线并行：一条是都市小说如《北京传》；另一条是历史小说，如近年的《空城纪》《龟兹长歌》和《敦煌变》。她认为，邱华栋在历史小说创作中注重史料与文学虚构的结合，在通俗历史书写与新历史书写之间找到了自己的路径。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黄维忠教授从学术视角评析了这部小说。“‘敦煌变’的‘变’字让我心有戚戚焉。”作为敦煌学研究者，他注意到小说中涉及的洞窟、壁画内容、历史人物与事件，与学术研究有诸多关联。“历史研究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的研究，是人的生命史。”他认为《敦煌变》把历史人物还原成了有情感、有呼吸的“人”。

文学院教授杨庆祥认为邱华栋是一个有“方法论自觉”的作家——从《空城纪》的石榴结构、《龟兹长歌》的羊肉串结构，到《敦煌变》的手串结构，“他既提供了一种书写文学的形式，也提供了一种书写历史的视角。”杨庆祥说，“《敦煌变》把静止的、固态的历史景象，变成一个‘飞天’般的活像。”他认为全书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变”——变动不居、古今之变，中国文化正是在变动中找到了生生不息的脉络。

在读者提问环节，有人问及从未去过敦煌的人该如何阅读这本书。邱华栋回答：“我希望阅读这部小说的朋友，能够以你自己的情感和生命，建立起与敦煌莫高窟的深刻联系。”他说自己写的是“充满人间烟火的情感世界，而不是死去的遗产”。邱华栋表示，无论是千年前凿窟的工匠，还是今天翻开这本书的读者，在敦煌面前，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座洞窟。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恩杰

编辑/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