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阳（左）与岩峰在“岩峰工作室”

5月30日，酝酿已久的大汶口采风活动终于成行。说是采风，其实就是和文友们到大汶口散散心，集结点是张红阳所在的“一号坝”。张红阳是我的朋友，也是所有“采风”者的朋友，到他那里去，可谓“众望所归”。而“一号坝”本身，便是只可远观、不可随意踏足的“景点”之一，倘若没有张红阳这样的“熟人”，当真不得其门而入。

我自幼生活在大汶口对岸的堡头（茶棚）村，因为一道明石桥的连接，让两岸人家有了更多的往来，也让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大汶口人。其实堡头村就是“大汶口文化”发祥地，现在名曰“大汶口文化”，有人感到名不副实，有人觉得词不达意，甚至为堡头村鸣不平，我认为大可不必，因为两地一衣带水，近在咫尺，本来就是一家，叫“堡头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有什么区别呢？就像我说我是大汶口人，并不能否认我在堡头的出生与成长。地域的划分只是短暂的，象征性的。同一个母亲生养的孩子无论冠之何名，都改变不了他们同根同源的属性。

除了西边相距不远的京沪铁路大桥，截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明石桥乃唯一抵达两岸之通道。后来下游有了省道、国道和高速公路，明石桥没有以往繁忙了，但其“使命”并未完成，功能仍在延续，就近的人们到对岸去，自然不会舍近求远。令明石桥自身也想不到的是，如今它突然成了“文物”，不仅具备实用价值，还有文化与旅游价值，每到周末，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尽管北岸坚持称明石桥为“大汶口明石桥”，南岸执意叫它为“茶棚村明石桥”，但熙来攘往的游客不管这些，行走自如，滞留随意，小商小贩更是见风使舵，见机行事，哪边人多就往哪边跑，由此更进一步证明了那些鼠目寸光、小肚鸡肠者的愚蠢与可笑。“南岸的蚂蚁爬到北岸叫蚁蛘（一样）”，此乃实话，亦隐喻着人为制造两岸“对立”的枉费心机。

西望彩山

因为大汶口是大镇，有大集，又因为二姑家在镇中心和平街，我小时候去大汶口的次数相对就多些。去大汶口必须经过明石桥，站在明石桥上往西看是横贯汶河的“天堑”铁路大桥，往东看就是拦河大坝，也就是今天的一号坝拦河闸。那时的大坝是石砌的，远看像一道高墙，河水从上面漫下来，泛着白光。如果赶上发大水，翻腾而下的巨浪声势浩大，犹如万千兵马在高声喧哗。大坝的北端，靠近大汶口镇东南角，矗立着一座米黄色的欧式建筑，有人说是发电用的，也有人说是大坝管理人员用来休憩的。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第一座叫“楼”的建筑，既惊诧又羡慕，还感觉有点神秘。是的，在我儿时的印象里，它就是梦中的蜃景，可望而不可即。后来离开家乡，那座米黄色的建筑偶尔还在脑海里浮动，直到张红阳和他的下属们在那里安营扎寨，我才意识到，梦想成真的时候就要到了。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汶口人，我应该有很多机会完成夙愿，但要专门抽时间来去看那座神秘的建筑，便觉得有点矫情，有点过于郑重其事，似乎也没有必要。如此一拖再拖，直到张红阳发出邀请，我才把多年的梦想变成现实。

现在的一号坝已经不是原来的拦河大坝，而是一座现代化的水利设施，闸坝合一，科学实用。原来的那座大楼还在，听说是1959年由苏联专家设计的，与西边的石桥一样，现在已经荣升为需要保护的“文物”。紧挨着它又建起一座综合性大楼，可以说是整个大汶河的灵魂与枢纽，张红阳和他的同事们就驻扎在这里。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与友人创办青年书店于大汶口，时在大汶口一中读书的张红阳便成了书店的常客。他来书店不光是为了看书，还要帮我们看店。那时他一定觉得看店比看书尤其看教科书更快乐，于是他越来越喜欢看店，进而看与店有关的人和世界。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在学校——那个名之曰“培养接班人”的地方——是学不到任何值得珍惜与夸耀的东西的，聪明的孩子能通过它跳出龙门光宗耀祖当然好，但他们后来十有八九是人渣，是废物，倒是那些粗通文墨不至于上当受骗的孩子更有前途，因为他们深谙人情世故，他们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们没有野心也就不做胆大妄为的事，他们也许创造不出什么人间奇迹但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板上钉钉，不可或缺。我不敢说自己是这种人，张红阳肯定是。他没有上过传统大学但部队这个特殊大学足以让他脱胎换骨；他没有花拳绣腿但一招一式都实实在在；自从踏入水利大门，他就没想过远走高飞，领导让干啥就干啥，自己能干啥就干啥，并且都能干到极致，干到最好，领导看在眼里，同事记在心里，但他自己仍浑然不觉，埋头前行。如今，他是泰安市河湖中心三个重要闸坝的负责人，个人荣誉集体荣誉不胜枚举，但他还是那么低调，那么谦虚，那么温良恭俭让。我想，这也是我与张红阳交往四十余年而不厌倦的原因之一吧？

岩峰（左）与张红阳在汶口一号坝

人们常说，爱情是不讲条件的，除了感谢，任何一种感情都可能导致爱情。而友谊连“感谢”也不抗拒，只要对眼，相交便是。但友谊与爱情也有相同相通之处，一旦没“电”，立刻完蛋。此处所谓“电”，就是感觉。感觉不仅需要共同的志趣与爱好维持，更需要“普世情怀”，也就是见义勇为、爱人如己、与人为善之类。这不是高调，而是做人的基本要求。除此之外，也建立不起真正的友情。我半生交友无数，三教九流、无奇不有。许多友人不涉文墨，不喜诗书，却始终与我惺惺相惜。我与张红阳的友谊，大概就属于这一类，虽然他职称比我高，挣钱比我多，但我不在乎他这一点，他也知道我不在乎他这一点，正像他不在乎我发表多少篇文章出版多少部文集一样，因为友谊从来不需要这些世俗的东西装点与维系。张红阳知道我不是一个完人，我也知道他不是一个无坚不摧的人，但我们还是愿意交往，愿意见面，愿意时不时地在一起喝几杯小酒，这便是感情，这便是友谊，这便是缘分。

其实见面我与张红阳也不喝酒了。他本来酒量就不大，而我因为生病戒了酒，或者说因为喝酒生了病，于是我们有了见面不喝酒的理由与习惯。不喝酒并未影响我们见面，更未影响他一如既往地关照我:茶水一碗一碗地倒给我喝，饭菜的冷热他也要操心，走路他叮嘱我当心，我偶尔有点小事他更是跑前跑后。总之，在他面前，现在我就是一个弱智儿童。虽然“弱智”，但他的一行一动我都了然，尽管他这个哥百无一用，但他还是希望我好好活着，活得好好。今生今世能遇到张红阳这样的朋友，是我的福气，更是神的恩典。

风流人物们经常说，现在是“百年之大变局”。我相信他们之所以不断地重复这句话一定有其不可参透的深意。其实这“变局”我们也感受到了。世道在变，风尚在变，友谊也在变。有些朋友走失了，有些朋友落伍了，有些朋友蒸发了，有些朋友背叛了。这很正常。没有“百年之大变局”也很正常。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能坚持到最后的，才是真朋友。四十年不算长，也不算短，我与张红阳的友谊就这样坚持下来了，并且还有坚持下去的倾向与必要。

写到这里，读者也许明白了。我去大汶口，是去看明石桥，是去看文姜城，是去看山西会馆，是去看拦河大坝，是去看欧式建筑，是去看汶河古渡，但更重要的，是去看张红阳这个知己好友。

我知道，称呼张红阳“官衔”的居多，直呼其名的少之又少，我就是这“少之又少”的人之一吧？我是他四十余年的兄长，叫他“官衔”怕他脸红，怕他害臊，所以还是不难为他了。其实叫他“红阳”更感亲切，因为我已经叫他四十余年“红阳”了。

2026年6月3日于泰山领秀城

岩峰，原名杨岩峰，山东省泰安市人。多年从事报刊编辑工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相继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千余篇（首），并多次获奖；玫瑰系列组诗曾引起广泛好评，被誉为“玫瑰诗人”；出版有诗集《太阳泪》（三人集） 《野玫瑰》 《独对玫瑰》《咏叹》（二人集）《八月的爱情》 《幻影》 《挽歌》《苹果花开》《呓语》和散文集《樱桃园》 《隔膜》 《在信仰的高原》及诗论集《岱下诗话》等。作品被收入多种专集或年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