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书画世界》杂志2025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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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兰琴.敦煌识字类蒙书抄写时代与书风考辨[J]. 书画世界，2025(1)：25-27.

—— 论 坛

敦煌识字类蒙书抄写时代

与书风考辨

文 _ 兰琴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与书法学院

内容提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识字类蒙书进行了深入分析，共发现11种、总计159卷。其中，39件写本的年代可考，时间跨度自唐贞观至宋初，且主要集中在晚唐五代时期（数量占四分之三）。这些写本的书风受到魏碑、汉隶及唐代名家的影响，彰显了敦煌书法教育的独特风貌与历史传承。

关键词：敦煌；识字蒙书；晚唐五代

关于“蒙”的含义，李鼎祚在《周易集解》中记载：“蒙为物之稚也。施之于人，则童蒙也。”[1]也就是说，“蒙”指万物初始的状态，用于人的成长阶段则指孩童时期的未开化状态。针对此阶段编纂的启蒙教材，简称“蒙书”。

一、敦煌识字类蒙书的界定

敦煌蒙书是指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启蒙书籍，根据性质、用途等可分为识字类、应用类、德行类等。关于识字类蒙书的界定，多位学者已有相关论述。

汪泛舟列举了16种，包括《字书》《新集时用要字壹仟叁佰言》《诸杂难字一本》《难字》《字样》《正名要录》《新商略古今字样》《时要字样》《千字文》《开蒙要训》《蒙求》《百家姓》《姓望书》《郡望姓氏书》《姓氏书》《姓氏录》。[2]郑阿财和朱凤玉列举了9种，包括《千字文》《新合六字千文》《开蒙要训》《百家姓》《俗务要名林》《杂集时用要字》《碎金》《百家碎金》《上大夫》。[3]王金娥也列举了9种，包括《千字文》《新合六字千文》《开蒙要训》《百家姓》《姓望书》《郡望姓氏书》《姓氏书》《姓氏录》《上大夫》。[4]三位学者的争议焦点在于部分书籍是否应归入识字类蒙书范畴。

王金娥认为《俗务要名林》《杂集时用要字》《碎金》《百家碎金》这4种写本类似字典，不应算作蒙书。但笔者认为，这4种写本并未对字词进行全面引证和收录，与字典性质有所区别，故应归类为识字类蒙书。而《字书》一行一韵，字下附注；《字样》《正名要录》《新商略古今字样》《时要字样》则注正体、俗体、读音、注释等，其性质更接近于字典，适用于广泛读者群体，不仅限于童蒙，因此不宜归入识字类蒙书。《诸杂难字一本》《难字》内容较为复杂，更适合有一定基础的学者，同样不宜归为识字类蒙书。《新集时用要字壹仟叁佰言》与《杂集时用要字》性质相近，可归入识字类蒙书。至于《姓望书》《郡望姓氏书》《姓氏书》《姓氏录》等姓氏类书籍，，笔者认为《姓氏书》内容简单，适合儿童学习，可归为识字类蒙书。然而，《姓望书》《郡望姓氏书》《姓氏录》中详细记载了各姓氏的分布和郡望等信息，内容专业且复杂，更适合家族历史研究，不宜作为儿童识字教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敦煌识字类蒙书共有11种，包括《千字文》《新合六字千文》《开蒙要训》《百家姓》《俗务要名林》《杂集时用要字》《新集时用要字壹仟叁佰言》《碎金》《百家碎金》《上大夫》《姓氏书》，共计159卷。

二、敦煌识字类蒙书写本年代辨析

敦煌写本断代是研究其书法价值的基础，关于敦煌识字类蒙书的抄写年代，有明确纪年的有11件，另有26件虽无明确纪年但年代可考。

（一）有明确纪年的写本

1. 《碎金》P.3906①，后题“天福七年壬寅岁四月二十日技术院学郎知慈惠乡书手吕均书”，抄于942年。

2. 《上大夫》P.3797，后题“开宝九年丁丑年四月八日王会”，抄于976年。

3. 《上大夫》P.4990，后题“咸通十年”，抄于869年。

4. 《开蒙要训》S.705，后题“大中五年三月廿三日学生宋文献诵、安文德写”，抄于851年。

5. 《开蒙要训》S.5463，后题“显德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大云寺学郎”，抄于958年。

6. 《开蒙要训》S.5584，后题“后唐清泰二年乙未岁二月十五日莲台寺比丘愿丞略述写记”，抄于925年。

7. 《开蒙要训》P.2578，后题“天成四年九（月）十八日敦煌郡学仕郎”，抄于929年。

8. 《开蒙要训》P.3054，后题“维大唐天福三年岁次己亥九月五日张留郎书”，抄于939年。

9. 《开蒙要训》BD14667后题“开蒙要训一卷乹（乾）宁五年”，抄于898年。

10. 《千字文》P.3211，后题“乾宁三岁丙辰二月十九日壁（学）士郎氾贤信记之也”，抄于894年。

11. 《千字文》P.3561，后题“贞观十五年七月临出此本蒋善进记”，抄于641年。

（二）没有明确纪年，但年代可考的写本

1. 《碎金》S.6204，朱凤玉将其抄写时间定为912年。[5]

2. 《碎金》P.2058，此卷前有“大唐进士白居易”（800年进士），后附《儿郎伟》（927年作）。故该卷书写时间约在800至927年间。

3. 《百家碎金》S.619，该卷前附《悬泉镇遏使行玉门军使曹子盈状》。郑炳林指出，900年后不久，张承奉升玉门镇为玉门军，由悬泉镇使曹子盈兼任军使。910年金山国建立后，曹子盈不再兼领玉门军使。[6]《悬泉镇遏使行玉门军使曹子盈状》抄写时间约900至910年。故该卷不早于901年，为晚唐五代写本。

4. 《开蒙要训》P.3486，该卷背有“乾符二年岁次乙未三月十一日敦煌县徒众至方背道场为记”。乾符二年即875年，故该卷抄写时间必在875年前。

5. 《开蒙要训》S.1308，张新朋称，《翟目》将该卷定为10世纪本。

6. 《开蒙要训》S.5431，《翟目》将该卷定为10世纪。

7. 《开蒙要训》S.5464，该卷依次抄有“庚辰年十月十六日立契赤心乡百姓”、《开蒙要训》及“己卯年十月十三日”。据《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赤心乡”最早出现在唐大中二年，即848年。而《翟目》推测“己卯年”为贞明五年，即919年。所以“庚辰年”应指咸通元年，即860年。对比发现“庚辰年十月十六日立契赤心乡百姓”与《开蒙要训》系同一人手笔。故该卷抄于860年。

8. 《开蒙要训》P.3875，《开蒙要训》前有癸未年社司转帖，宁可、郝春文判定其为归义军时期写本。因两者书体相同，故《开蒙要训》亦抄写于归义军时期。

9. 《开蒙要训》P.3486，该卷《开蒙要训》反面有乾符三年纳物历、乾符二年至方等题记。故抄写时间应该在乾符二年（875）之前。

10. 《俗务要名林》S.617，该卷“兽部”以“音武，注虎字”；“鹑”下注“䳺之类也，音纯”；“鹞”下注“羊照反”。避唐高宗祖父名讳，不避唐宪宗、武则天名讳，故书写时间应在7世纪前期。

11. 《千字文》P.3170，该卷尾有题记：“岁三月十九日显德寺学士郎张成子书记也。”李正宇指出法门寺在显德年间（954—960）改名为显德寺。[7]故该卷的抄写时间不早于954年。

12. 《千字文》Дx.1319，《孟目》将该卷定为7—9世纪本。

13. 《千字文》Дx.2655，《孟目》将该卷定为9—11世纪本。

14. 《千字文》S.5454，《翟目》将该卷定为10世纪本。

15. 《千字文》P.3416，该卷《千字文》背面有“乙未年二月”字样。《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将“乙未年”定为935年。[8]故《千字文》抄写时间为935年前。

16. 《千字文》S.3835，该卷《千字文》与《百鸟名》同出一抄手，《百鸟名》中的题记“庚寅年”据卷背“太平兴国九年……卖宅舍契”字样，或为930年，或为870年，故《千字文》抄写时间也约在这两年。

17. 《千字文》S.5711，《翟目》将其定为10世纪写本。

18. 《千字文》S.4504，《千字文》前有乙未年三月七日押衙就弘子贷绢契字样，唐耕耦等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认为其或为875年、935年。故该卷抄写于875年后。

19. 《千字文》P.2667，《千字文》前的转帖题年，宁可、郝春文录作“大顺三年”，故该卷抄于892年后。

20. 《千字文》P.4899、P.5546，两号系一卷撕裂，《千字文》前有“乾宁二年”字样，书体与《千字文》相近，或同出一人。故《千字文》抄写时间约895年。

21. 《千字文》P.2059，该卷后有“天福五年庚子岁正月一日”题记，与《千字文》笔迹一致，当出自同一人之手，故该卷抄于940年。

22. 《千字文》P.2457，该卷正面《阅紫录仪三年一说》有题记“开元廿三年太岁乙亥九月丙辰朔十七日丁巳”，背面《千字文》的抄写时间必然在此之后，即735年之后。

23. 《千字文》S.5787，《翟目》将其书写时间定为10世纪。

24. 《千字文》P.3973、S.5471，张涌泉、张新朋将这两卷的书写时间定为五代前后。[9]

25. 《杂集时用要字》S.610，《杂集时用要字》正面有《启颜录》及题记：“开元十一年八月五日写了刘丘子于二舅。”《启颜录》和《杂集时用要字》系出同一人之手。故其抄写时间为723年。

26. 《新合六字千文》S.5467，《翟目》将其定为10世纪抄本。

综上所述，敦煌识字类蒙书中共有11件写本有明确纪年，26件写本的年代则可考证。这些写本的时间跨度从唐贞观十五年（641年）一直延续到五代晚期乃至宋初。其中，晚唐五代的抄本占据了四分之三的比例，成为了这批文献的主体。此现象与敦煌晚唐五代时期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当时敦煌作为归义军的统治中心，社会稳定，经济文化发展，佛教繁荣，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文化教育的进步。

三、敦煌识字类蒙书写本书风探析

细览159件写卷，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深受写经体的影响，风格多样：有的自由开张，隶味盎然；有的雄奇角出，仿若魏碑；还有的则明显受到了名家书风的影响，展现出丰富多姿的面貌。以下将对数件写卷进行简要分析。

具有隶书意味的写卷，如《开蒙要训》P.3875（图1），其横画以尖锋起笔，不采用逆锋，顺笔势重按后，收笔取隶书笔法，重按后往右上轻轻挑出。撇画则重按起笔，向左下方一抬，顺势出锋，呈圆弧状。捺画的收笔特别粗重，有的向右上挑出，有的则收敛，遵循了隶书“燕不双飞”的原则。其结构除了瘦长之外，最大的特点是左轻右重，右边向外开张，整体透露出隶书的韵味。此外，敦煌识字类蒙书中具有隶书意味的写卷还包括《千字文》P.3062、P.4937等。

图1　《开蒙要训》P·3875

本图选自《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29》

具有魏碑意态的写卷，如《千字文》P.3626（图2），其点画峻厚、刚劲有力，转折处雄奇角出，带有强烈的刀刻意味。结体以内擫为主，方正紧凑，意态奇逸，与魏碑意态颇为相似。此外，受魏碑影响的还有《碎金》P.3906、《俗务要名林》P·5001等。从历史背景来看，前秦至宋初，敦煌多被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这些民族性格彪悍，对峻利爽辣的审美形式有着特别的感悟力，因此书法也易受魏碑风格的影响。

图2　《千字文》P.3626

本图选自《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26》

受名家书风影响的写卷也不在少数，如《千字文》P.3170（图3），其风格与《化度寺碑》颇为相似，用笔凝练含蓄、刚劲清俊，结体内敛呈纵势。而《千字文》P.3561则是智勇《真草千字文》的临本。《杂集时用要字》S.610的书风则与颜真卿的《颜勤礼碑》相近，用笔横细竖粗，结体中宫开阔，整体浑厚雄强。

图3　《千字文》P.3170

本图选自《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22》

结语

通过对敦煌识字类蒙书的年代考证与书风分析，我们发现了该地区在书法艺术与文化传承上的独特魅力。晚唐五代时期的作品占据主导地位，这些作品不仅彰显了当时教育文化的繁荣，也为我们理解敦煌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脉络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注释

①文中“P.”指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伯希和（P.Pelliot）编号，“S.”指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藏敦煌文献斯坦因（M.A.Stein）编号，“Дx.”指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编号，“BD”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编号。

参考文献

[1]李鼎祚. 周易集解：上[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76.

[2]汪泛舟. 敦煌古代儿童课本[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1-14.

[3]郑阿财，朱凤玉. 敦煌蒙书研究[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2-5.

[4]王金娥. 敦煌蒙书及蒙学研究[D]. 兰州：兰州大学，2014：35.

[5]朱凤玉. 敦煌本《碎金》与宋、明俗用杂字之比较[M]//郑炳林，郑阿财. 港台敦煌学文库：15.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40.

[6]郑炳林. 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四编[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164.

[7]李正宇. 八至十一世纪敦煌世俗佛教[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21：309.

[8]宁可，郝春文. 敦煌社邑文书辑校[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412.

[9]张涌泉，张新朋. 敦煌本《千字文》叙录[J]. 中国俗文化研究，2008（0）：112-135.

本文为2024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敦煌识字类蒙书书风及书体研究”（项目编号：KYCX24_2449）阶段性研究成果。

制作：龚丽珺

审稿：金前文

审核：秦金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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