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暖阳穿透书房的窗，洒在手中那本沉甸甸的《大敦煌 一部山川地理，古往今来的敦煌路书》上，封面上的沙漠与雪山在光线下仿佛真的有了温度。

翻开孙志军先生的《大敦煌 一部山川地理，古往今来的敦煌路书》，首先迎接我的不是想象中的石窟壁画，而是一张震撼人心的航拍照片——冰雪覆盖的祁连山脉在夕阳下闪耀金光，宛如文明之火被点燃。

这本书以完全不同的视角重新定义了“敦煌”。作为在敦煌研究院工作了四十二年的资深摄影师，孙志军用镜头和文字告诉我们：敦煌之所以成为敦煌，远不止因为那些藏在洞窟里的千年壁画。

《大敦煌》的副标题为“一部山川地理，古往今来的敦煌路书”，此副标题暗示着该书不仅是对敦煌历史文化的系统叙述，更是一本引领我们“行走”敦煌的指南。

作为“路书”，该书详尽介绍了敦煌及其周边的重要历史遗迹与自然景观。从莫高窟至榆林窟，从阳关到玉门关，从鸣沙山到月牙泉，不仅描绘了这些地方的现状，还追溯其历史变迁，讲述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与人物故事。这种将历史与地理相结合的方式，让我们对敦煌形成更为立体、全面的认知。

这本书的厚度首先让我感到意外。263页的内容被精心分为五个章节，却只有最后一章将目光对准了敦煌石窟及其壁画。前面四章全部在探讨敦煌所处的历史地理环境。

这种结构安排本身就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要理解敦煌的艺术，必先理解孕育这片艺术的土壤。

敦煌如何成为敦煌？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介于祁连山和走廊北山之间的狭长地带。祁连山的冰川融水汇集成河，最终孕育出了敦煌绿洲。这种地理格局决定了敦煌的基本面貌。

书中详细描述了敦煌的四大自然元素：戈壁、沙漠、湿地、泉水，以及鸣沙山、三危山、月牙泉等景观如何环绕并守护着莫高窟。这种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为莫高窟壁画的保存提供了理想条件。

敦煌的干旱气候虽然可能让内地来的我们感到不适，但“任何文物的保护离不开它的赋存环境，正因为有这样自然环境的约束，敦煌莫高窟才能够保存一千多年”。对于泥墙上的壁画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适宜、恒定的环境。

党河，这条发源于祁连山的水系，是敦煌最主要的生命之源。书中用多张照片展现了这条河流从雪山到绿洲的全程。

水在敦煌不仅是生存资源，更是文明的载体。水资源的分布决定了人类聚居点的位置，而人类聚居点又成为文化交流的节点。正是这种地理逻辑，使得敦煌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关键枢纽。

书中展示了一张特别值得品味的照片——玉门关与南泉湿地被置于同一个镜头中。这与我们通常看到的玉门关孤零零矗立在荒漠中的照片截然不同。这种视角的转换，揭示了玉门关作为古代重要关隘，其存在离不开完整的生态系统支撑。

在玉门关附近，党河形成的湿地生态系统为古代商队提供了宝贵的休整地。这种自然与人文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敦煌独特的历史地理景观。

敦煌的历史不是单一线索的，而是多层叠加的。从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到唐代丝绸之路繁荣，再到归义军时期的文化坚守这一完整的历史脉络。

循着地理脉络，书中精准且清晰地勾勒出敦煌由军事据点逐步演变为文化中心的发展历程，这一转变过程本身便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戏剧性。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遣霍去病击败匈奴，成功夺取河西走廊，敦煌自此被纳入汉朝版图。最初，此地仅是一处名为“敦煌”的边塞军事据点，其主要功能在于防御匈奴以及掌控丝绸之路。然而，随着丝绸之路贸易日益繁荣，敦煌的角色开始悄然发生转变。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局势动荡不安，大批中原士族、文人以及工匠为躲避战乱，纷纷迁往相对安定的河西地区，为敦煌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与技术。

与此同时，伴随佛教沿丝绸之路向东传播，敦煌开始出现佛教石窟的开凿工程。公元366年，乐僔和尚创建了莫高窟的第一座洞窟。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时期之一，彼时丝绸之路达到鼎盛状态，敦煌成为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

书中生动描绘了当时敦煌的繁华盛景：来自中亚、波斯、印度甚至欧洲的商队汇聚于此，操着不同语言、秉持不同信仰、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此交流交易，各种思想观念在此相互碰撞融合。这种开放包容的氛围，为敦煌文化的多元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吐蕃趁机占领敦煌近七十年。

吐蕃人虽改变了敦煌的行政管理体系，但对当地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采取了保护甚至扶持的政策。在此期间，莫高窟的营建工程并未停止，反而新增了具有吐蕃特色的洞窟。

公元848年，张议潮率领敦煌民众起义，成功驱逐吐蕃统治者，并归附唐朝，敦煌由此进入归义军时期。这一时期，敦煌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但文化发展并未停滞不前。

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既继承了中原文化的精髓，又融入了多民族元素，从而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敦煌文化”。

作为敦煌文化的标志性符号，莫高窟无疑是《大敦煌》着重讲述的核心内容。

书中对莫高窟历经千年的营建历程进行了细致梳理。自公元366年乐僔和尚开凿第一个洞窟起，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诸多朝代，莫高窟的营建虽时断时续，但总体未曾停止。每个时期的洞窟皆具备独特的艺术风格与时代特征，它们共同铸就了这座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库。

北魏时期的洞窟深受印度和中亚艺术的影响，佛像呈现出高鼻深目的特征，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壁画色彩浓烈，线条粗犷豪放。

至隋唐时期，随着中原文化影响力的增强，莫高窟艺术逐渐实现中国化转型。佛像面容变得温和亲切，体态丰满优美；壁画内容更为丰富多样，技法愈发成熟精湛，涌现出众多场面宏大、人物众多的经变画。

例如，第45窟的唐代塑像，被誉为莫高窟彩塑的巅峰之作。其中，佛像面容慈祥，菩萨体态婀娜，弟子神态各异，充分彰显了唐代雕塑艺术所达到的高度成就。

再如，第156窟的《张议潮出行图》，这幅大型壁画生动地描绘了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出行时的盛大场景，它不仅是一件杰出的艺术作品，更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书中还特别提及了莫高窟壁画中的“世俗化”倾向。除佛教相关内容外，众多壁画还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景，涵盖耕作、狩猎、婚丧嫁娶、歌舞宴乐等方面。这些画面为我们直观了解古代敦煌的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素材。

1900 年，道士王圆箓偶然间揭开了莫高窟第 17 窟——即后来被称作“藏经洞”的隐秘。这一偶然发现，不仅为敦煌学研究开启了崭新篇章，亦伴随着一段令人痛心疾首的文物外流历史。

藏经洞内存封了自公元 4 世纪至 11 世纪的海量写本、绢画、法器等文物，总数约达五万件。这些文物囊括了汉文、藏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梵文等多种文字的文献，其内容广泛涉及宗教、历史、文学、艺术、科技、医药等诸多领域，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

其中有世界现存最早的印刷品《金刚经》；有大量久已失传的古代文献；有各类契约、账本、书信等反映社会经济状况的史料；还有丰富多样的佛教、道教、祆教、摩尼教等宗教文献。这些文物为深入了解中古时期中国，尤其是敦煌地区的社会、文化、宗教、经济状况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

然而，藏经洞发现之时，正值中国处于积贫积弱之境，这些珍贵文物旋即引起了外国探险家的关注。1907 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抵达敦煌，以极低的代价从王圆箓手中获取了大量写本和绢画。次年，精通汉语的法国人伯希和也来到敦煌，精心挑选了大量精品文物。此后，日本、俄国、美国等国的探险队也先后奔赴敦煌，带走了不少文物。

书中在记述这段历史时，秉持客观克制的态度。既指出了当时中国在文物保护方面的忽视，也剖析了外国探险家行为的复杂性：一方面，他们的行径确实导致了中国文物的大量外流；另一方面，他们对敦煌文物的整理、研究与传播，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敦煌学的发展。

作为资深摄影师，孙志军的专业素养在《大敦煌》中得到充分体现。书中的200余幅影像和9张全景拉页，既有航拍视角下的敦煌全貌，也有微观视角中的生态细节。这些图像共同构成了一幅多维度的敦煌画卷。

合上《大敦煌》，我陷入沉思。这本书不仅是对过去的记录，更是对未来的启示。敦煌作为文化交汇之地的历史角色，在全球化背景下有了新的意义。

书中展现的敦煌，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存在。它既是地理的，也是历史的；既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是古代的，也是现代的。这种复杂性正是敦煌魅力所在。

《大敦煌》是一部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佳作。对无论是对敦煌历史怀有浓厚兴趣的人，还是计划前往敦煌旅行的人，抑或是关心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思考的人，都能从这本书中获得启发和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