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有美丽风光，有特色文化，有很高知名度，一定能走出一条持续健康的文旅发展之路。云南省具有极高的自然禀赋，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一直以来，到云南旅游，体验云南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与人文风情，是许多人内心最向往的生活。

长江流经我国多个省区市，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开出了羌藏、巴蜀、滇黔等各具特色又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多民族文化之花。2021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云南段的建设也在同步推进。因此，理解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意义与内涵，梳理云南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优势与发展方向，对于探索保护传承云南多民族文化遗产，进一步充实云南旅游业态有重要价值。

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内涵要义与重大价值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旨在通过整合文化遗产资源，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识，增强民族认同和文化软实力。同时，通过系统性整合，解决文化遗产保护中保护分散、利用不足、管理碎片化等问题，探索我国丰富文化遗产资源（如长城、大运河、长征路线等）的保护模式。另外，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以文化为核心，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如大运河、长江等国家文化公园与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相结合，对带动沿线区域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牵引作用。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文化体制机制的创新之举，更是对文化自信与软实力提升的模式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建设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提出国家文化公园概念；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国家文化公园纳入国家战略当中；2021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启动，形成“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框架。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国家文化公园在文化保护、推进文旅融合、促进当地居民参与保护和收益共享等多功能方面得到不断深化。

可以说，国家文化公园的提出与发展，是新时代我国在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区域发展等领域的重大创新。通过整合文化遗产、创新管理机制、推动文旅融合，不仅守住了中华文明的根脉，而且成为展示中国形象、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未来，随着体系的完善与地方实践的进一步深入，国家文化公园将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典范。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文化工程。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绝非像建设普通公园一样简单，其核心意义在于探索新时代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与利用的新路径。一是要突出“国家属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重在“国家”二字，具有国家属性，属于国家行为，因此，必须立足人类文明和世界遗产的高度，把握国家文化、国家公园、国家工程中“国家”这个主题词，更加全面深刻地把握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时代价值。

二是要突出“文化特性”。坚持文化引领，弘扬文化精神，深入挖掘地方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创作和生产富有地域风情、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通过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将蕴含的丰厚历史文化资源鲜活展示出来，使之富有生命力。三是要突出“美学个性”。坚持系统治理，拓展绿色生态空间，提升生态功能和服务价值，打造独具特色的公园美学。

总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具有从地方性离散到区域性整合的文化资源集群保护的内涵本质，表现出国家性、地方化、公园型的概念特征。其建设逻辑为从宏观到微观、从中央到地方，分载体、分省域、分区段开展，形成了基于国家性与地方化的综合性资源识别方法、基于资源属性与保护发展的总体空间布局与主体功能区设置、基于落地建设与管理运营的关键领域基础工程与体制机制保障的综合化体系。

二、国内外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模式

目前，国外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模式主要有美国的志愿者服务与税收激励模式、日本的社区共管与旅游影响修复模式、意大利的税收优惠与企业参与模式、澳大利亚的社区共管与原住民参与模式以及英国的合作伙伴与多方协作模式等。

相比之下，我国国家文化公园的当前建设模式主要有6种：一是功能区协同模式（四区联动），如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川渝段），联合打造“一轴两廊三区四片”空间格局，推动跨区域项目共建。

二是跨区域合作模式，统一规划与“一本账”项目库，如四川省和重庆市联合编制了建设保护规划，合作推进长江三峡考古遗址公园、石窟寺保护等项目，协同打造“壮美长江三峡”“熊猫家园”等文旅品牌，推出跨区域惠民旅游措施（如“百万职工游巴蜀”）。

三是税收激励与社会资本参与模式，如云南省石寨山大遗址，通过“法律+规划+技术”三位一体保护，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文旅开发。四是数字化与文旅融合模式，如河南省大河村遗址公园，推出“仰韶元宇宙”虚拟场景，游客通过 VR 体验远古生活。五是COD模式（文化引导发展），如武汉市汉口江滩公园，通过生态文化挖掘，打造文化地标，带动滨江经济。六是生态修复与文化传承结合模式，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通过沿黄河生态廊道建设，串联郑州、洛阳等核心城市，推动文旅经济圈发展。

可以看到，国内外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模式在核心驱动力、参与主体、资金来源、文化塑造、空间协同发展等维度存在明显差异。首先，在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驱动力方面，国外模式更加侧重税收激励、社区参与、企业主导，而我国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更加突出政府统筹、跨区域协作。其次，在参与主体方面，国外国家文化公园的模式主要是以法律作为支撑的志愿者体系、社区共管，而我国国家文化公园模式的公众参与机制尚在探索，旨在加强社区参与及利益共享。再次，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资金来源方面，国外模式主要是社会资本主导（税收抵免+众筹），而我国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主导，逐步引入社会资本与税收激励。

从次，在文化精神体验与塑造方面，国外的国家文化公园侧重历史事件与个人体验，而我国的国家文化公园更强调时代化重塑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黄河精神）。最后，在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布局发展方面，国外模式跨区域协作比较成熟，如美国国家公园体系，而我国的空间协同发展则是通过“四区联动”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来实现。

因此，我国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进一步吸收国际经验，探索中国特色的“保护优先、活化利用、全域协同”路径，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三、构建国家文化公园体系及云南实践的思考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核心思路是以文化为魂、保护为基、创新为翼、协同为要，通过空间整合、功能分区、跨区域协作、数字化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区域经济、生态、文化发展的多维共赢。未来须进一步强化政策协同、公众参与和技术支撑，推动从“单点突破”向“全域融合”升级，最终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华文明标识与区域发展引擎。

（一）规划引领，明确建设路径

建立省市联动的规划传导路径。尽早启动国家文化公园分省规划研究编制工作，构建分层分类分期规划建设体系和标志性项目体系。建立规划实施传导机制，明确相关地市的功能定位、空间布局、重点项目库，并建立实施方案和年度考核指标，增强规划的可实施性。运用大数据、多因子叠加等技术方法评估沿线地区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游憩资源、服务设施等，为编制规划提供底图底数。国家文化公园分布广、面积大、地域环境迥异，总体上须构建大开放加小封闭的格局。鉴于城乡居民和游客兼容与协调的现实情况，需要采取模块化设计以满足旅游者不同需求。

在对各个节点的资源、周边环境与配套等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划分地段并确定不同地段的特色与功能，分类指导其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从而实现各个地段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此外，还要根据各个节点特征串联规划具有不同主题内涵的旅游线路，形成以点串线、以线成带、以带促面的模块化区域联动模式。

（二）拓展资金渠道，强化配套机制

统筹中央各资金渠道，设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专项资金。通过中央资金引导，创新投融资渠道，积极开展项目银企对接、招商推介等活动，鼓励和引导金融及社会资本参与到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运营过程中来。进一步强化配套机制，确保中央预算内资金项目后期配套管护的支撑保障能力，建立项目申报与项目后期运营维护挂钩的利益联结机制，进一步强化国有资金执行的绩效评价体系。

（三）锚定“三个起来”

将国家文化、公园文化元素融入传统街区改造提升、特色小镇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加快集中实施一批文旅融合标志性工程，开展周边生态文化游，把散落在中华大地的文化珍宝和文化遗产“串起来”，让中华文化在世界舞台上“亮起来”，让美丽乡村“火起来”，全面提升文化软实力。

（四）加快制定负面清单

加快制定负面清单，明确禁止性规定和限制性规定，防止国家文化公园成为所谓旅游开发的牺牲品。打造独具特色的公园美学。加快制定涵盖文化真实性、生态安全性、遗产完整性等维度的负面清单，明确禁止性规定和限制性规定，防止国家文化公园成为所谓旅游开发的牺牲品。负面清单不是限制发展，而是为创新划定安全区。通过“清单”厘清不可为的边界，才能真正释放国家文化公园的美学创造力，避免陷入“先破坏后修复”的恶性循环。

（五）立足地方特色明晰思路

立足云南省独特的文化资源、生态优势及国家战略定位，明确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以“文化+生态+民族”为驱动，打造“世界文化多样性展示窗口”。云南省作为“民族文化基因库”和“生物多样性宝库”，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突出民族团结、生物多样性，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联动发展等定位。通过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化历史文化，推动生态保护与协同治理，建立健全社会参与与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展示中华文明、彰显生态价值、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窗口，为全球文化保护提供“云南方案”。

*作者系云南财经大学旅游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旅游规划中心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创造》2025年第4期）

编辑：陈希

编审：陈太行